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流入的FDI持续快速增长。FDI的大量涌入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黄乾，2009；许建伟，2016）。然而，由于环境规制门槛较低，许多外国企业为追求一个环境成本较低的生产平台，通过FDI的方式将污染严重的生产过程转移至我国，导致了我国FDI量大但质不优，同时还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状况（Jie He，2006）。政府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图1呈现的是我国各地区1998—2015年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2004年之后，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治污支出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得部分FDI企业向其他环境规制水平更低的地区转移；另一方面，环境成本的内化也可能会促使外商投资企业用高能效产业替代低能效产业，推动FDI进入结构优化升级。FDI数量和结构会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可能会引起就业水平和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动。那么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趋紧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是否会对FDI带来的就业效应产生影响？是提高还是降低了FDI就业效应？如果是提高了，进一步该如何加强？如果是降低了，又该如何改善？此外，我国FDI分布与环境规制水平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那么环境规制对我国FDI就业效应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环境规制与引进外资、改善就业状况之间的关系，在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前提下，最大化FDI就业效应，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环境规制进行了大量研究。Levinson（2008）将环境规制看作内生变量，对污染避难所假说进行检验时发现，美国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存在正效应。Porter（1991）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清洁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刘和旺（2017）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会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于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Kolstad（2002）采用美国数个行业的FDI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的高低对FDI，尤其是污染密集型行业FDI，具有显著的影响，东道国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助于吸引美国污染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Chung（2014）利用韩国2000年至2007年的FDI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污染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在环境规制水平低的国家投资。刘朝（2014）运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工业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研究了环境规制与FDI之间的互动机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会降低FDI投资动机。金春雨（2016）运用空间VAR模型，在综合考虑内生性与空间外溢性的基础上指出，就我国整体而言，环境规制与FDI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环境规制效果在我国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此外，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实证结果来看，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不利于就业增长（Greenstone，2002；Liu，2017；陆旸，2011）。另一种观点认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有助于增加就业（Bezdek，2008；陈媛媛，2011）。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李珊珊（2015）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我国就业水平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刘和旺（2017）通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和结构模型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就业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环境规制对FDI企业选址及转移的影响或直接考察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鲜有文献将环境规制、FDI与就业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作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由于环境规制与FDI以及FDI与就业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环境规制的变化不仅会影响FDI本身，也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仅蒋勇（2017）研究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水平效应的影响，但其研究缺乏对影响机理的详细探讨，并未考虑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的影响，而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此外，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就业效应中的就业水平效应（Berman，2001；李梦洁，2014），缺乏对就业质量的关注，而现阶段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错位已经成为新的劳动力市场问题，这要求对就业的关注重点应逐步从总量转向质量。
图1 1998—2015年中国环境规制水平
注：环境规制用污染物治理投入表示，计算公式见指标选择部分。
因此，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将环境规制、FDI与就业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深入揭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引致FDI的变化，从而对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第二，全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效应的影响，不仅从就业数量的角度考察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水平效应的影响，还从就业质量的角度考察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的影响。第三，考察了环境规制对FDI就业效应影响的地区差异，并对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