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将前文梳理的四大机制纳入其中进行回归,分别检验污染产业转移通过增长效应、环境效应、路径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四个渠道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
本部分选用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率、各省医疗人均支出、专利申请数量和教育支出占比为中介变量,以各地区污染产业转移作为解释变量,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渠道。
首先,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 i 代表地区, ε 0 i 、 ε 1 i 、 ε 2 i 、 ε 3 i 、 ε 4 i 、 ε 5 i 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均值为零、方差有限的正态分布。 X 1 it 、 X 2 it 、 X 3 it 和 X 4 it 分别代表历年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率、各省医疗人均支出、专利申请数量和教育支出占比,分别表示前文所提到的增长效应、环境效应、路径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
为使模型简洁明了,控制变量并未在模型中列出,本部分的控制变量与前文相同。式(7)中系数 α 1衡量总效应的大小;式(8)、(9)、(10)、(11)中系数 β 1 、 γ 1 、 φ 和 ζ 表示污染产业转移对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式(12)中 θ 1 衡量的是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直接效应。
为了进一步确认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率、各省医疗人均支出、专利申请数量和教育支出占比是否在污染产业转移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以及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分别对多个模型依次进行检验。可以发现系数 β 1 、 γ 1 、 φ 和 ζ 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将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率、各省医疗人均支出、专利申请数量和教育支出占比作为中介变量是合理的。
表5 转出区污染产业转移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检验
(续表)
注:括号中是 t 统计量;*、**、***分别代表0.05< p <0.10、0.01< p <0.05、 p <0.01;由于篇幅略去非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污染产业转移通过上述四大渠道的作用效果分析如下。
第一,对污染产业转出地区而言,这些地区一般为较发达地区,污染产业已经不能支撑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转出地区需要寻求产业结构优化或迫于环境压力而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中的“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都会减少,但正向效应会更大。对污染产业转入区而言,污染产业的转入将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同时可以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在导致转入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中“非期望”产出增加的同时,污染产业转移也大大提升了该地区的“期望”产出。
表6 转入区污染产业转移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检验
(续表)
注:括号中是 t 统计量;*、**、***分别代表0.05< p <0.10、0.01< p <0.05、 p <0.01;由于篇幅略去非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第二,从环境效应的视角来看,污染产业对转入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利影响,且这种不利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均成立,长期效应更加明显。相反地,污染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对于转出地区而言则是大大降低了“非期望”产出及其相关效应,例如环境治理投入降低、居民健康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吸引力增强等,这都将提升转出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鉴于污染产业所生产的大多是初级产品,可以在短时间迅速积累财富,促进当地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弱化转入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污染产业转出地区通常是在克服污染产业路径依赖基础上进行的产业输出,对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促进作用。而对于转入区而言,通常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即污染产业转入初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该地区的技术水平、增强产业发展动力,但越过一定门槛后,不利影响将会逐渐显现,负向效应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对污染转入区来讲,污染产业部门占区域经济体的比重不断增加,高端人力资本却在不断下降,因而污染产业的发展与高端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反向变化的关系,即污染产业对高端人力资本具有挤出效应。污染产业密集区域对高端人力资本与创新的挤出,将抑制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反地,污染产业转出地区则因为低层次污染产业的转出和高科技企业的不断进入而对高端人力资本产生虹吸效应,进而促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