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却长期被学者们忽视。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最早由Hicks（1932）给出定义。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Solow等经济学家将技术增长设定为希克斯中性的，卡尔多事实中的“要素收入份额大致稳定”也被广泛接受。由于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排除了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效应，因此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讨论几乎绝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以Rom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内生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经济计量方法也不断进步，使得研究从技术进步的速度推进到技术进步的方向，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以Acemoglu（2002、2003、2007）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Acemoglu认为生产不同要素的技术存在边际收益的差别，这使得技术进步往往不是中性的。导致技术进步偏向某种要素的力量有两种：一是价格效应，当要素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升时，技术进步会偏向该要素，从而提高其边际产量；二是市场规模效应，技术进步会更多地发生在供给充裕的要素上，而这种要素的价格往往是相对低的。因此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方向是由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只有通过数据测算才能得到技术进步偏向的准确情况。

测量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常数弹性生产函数（CES函数）一阶条件估计方法，这种方法又分为单方程法（Yuhn，1991；Antras，2004）和联立方程组法（Norbert Berthold et al.，2002）；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在供给面上的CES函数系统方法（McAdam and Willman，2004；Klump et al.，2007）。Yuhn（1991）采用单方程估计的方法，测得美国的要素替代弹性明显小于1而韩国的要素替代弹性接近于1，美国的技术进步是偏向劳动的。Antras（2004）运用单方程法估计得出，在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假设下，1948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要素替代弹性为0.8，并且技术进步节约了劳动的使用。Norbert et al.（2002）使用联立方程组法，运用德国和法国的数据做了一个似不相关回归，测得德国和法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均大于1。早期的供给面系统法未将CES生产函数进行标准化处理，McAdam and Willman（2004）采用这一方法测算了德国的技术进步方向，但是估计结果不够稳定，并得到了德国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结论。Klump et al.（2007）使用了经过标准化的供给面系统方法，利用美国1953—1998年的数据，测得美国这一时期的要素替代弹性显著小于1，技术进步偏向资本。Leon-Ledesma，McAdam and Willman（2010）比较了各种现行的测量方法，利用蒙特卡洛实验证明了供给面标准化系统法是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最为稳健的方法。其原因在于，首先，标准化过程运用基期数据分离出了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密度，避免了估计时出现的常数项扰动；其次，基于CES生产函数一阶条件的估计方法，不论是单方程估计还是联立方程估计，均不能同时测算出生产函数中的所有参数，且计算结果会极大地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

测算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对于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失业等问题均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要素的收入分配（功能型收入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重点，而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一国要素间收入分配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增长不平衡，由于生产要素按边际产品获得报酬，有偏的技术进步将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改变初次分配中劳资报酬的份额。根据Acemoglu对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定义，当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相对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会下降。当技术进步偏向劳动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对上升，劳动的收入份额上升。因此分析收入分配离不开对技术进步偏向的研究。其次，技术进步的方向直接决定了市场对各类要素的需求，如果技术进步的偏向相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而言过多、过早地偏向于资本，很可能导致失业问题的加剧，进而也会影响收入分配、贫困等问题。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也进行过一些测算。全国层面上，雷钦礼（2013）采用一阶条件方程组法测算了全国技术进步偏向，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雷钦礼和徐家春（2015）、姚毓春等（2014）利用标准化供给面方法测算了我国整体技术进步偏向，研究结果均显示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陆雪琴和章上峰（2013）则利用CES函数Kmenta近似估算方法对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进行测算，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偏向。

省级层面上，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在检验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研究中用他们计算得到的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速率，定性地给出了我国省际技术进步的偏向情况，但他们忽视了要素本身的增长，无法准确回答我国各省的具体技术进步偏向情况。邓明（2014）和潘文卿等（2017）都利用供给面标准化系统法测算了中国省际技术进步偏向情况。钟世川和毛艳华（2017）还在已有的CES函数框架的基础上细化了要素投入划分。行业层面上，陈欢和王燕（2015）、陈晓玲（2015）、孔宪丽（2015）均利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度了技术进步方向，前两者发现大多数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后者则指出各行业之间的技术偏向有较大差异。

此外，还有研究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测算框架下讨论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偏向。何小钢和王自力（2015）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33个行业的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杨振兵（2016）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测算方法发现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利用各种方法测算过全国、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标，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前文所述，Leon-Ledesma，McAdam and Willman（2010）证明了供给面标准化系统法是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最为稳健的方法。然而采用这类方法估计中国各个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文献并不多，本文与这些文献也有一些差异。陈欢和王燕（2015）、陈晓玲（2015）、孔宪丽（2015）在利用供给面标准化系统法测算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时采用的是《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数据。本文则是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微观数据整理到行业层面。在资本的处理上我们采用Brandt et al.（2012）提供的方法进行估算，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行业层面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和本年折旧等指标是由各个企业报告加总得到的，与未经处理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一样，这些数据均为账面价值，如果不对资本进行处理，将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同一企业年与年之间不可比。因此，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处理后的资本数据更加可靠。另一方面，陈欢和王燕（2015）、孔宪丽等（2015）在处理资本收入时，是采用工业增加值减去劳动收入所得，但是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生产税、营业盈余等指标，可以更加精确地估计出资本所得。陈晓玲等（2015）则近似地利用利率与资本存量相乘加上本年折旧得到资本收入指标，这一方法度量的误差较大。因此，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得到的资本收入数据也更加准确。邓明（2014）在利用省级数据估计资本的收益率时采用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作为代理指标，这一方法与大多数文献处理资本所得的方法有较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上文中的大部分文献只是将技术进步偏向的估计作为研究中需要使用的一个指标来介绍，并没有详细描述其测度方法和技术细节，也没有深入分析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的趋势和形成原因。

为了系统和准确地测算我国的技术进步偏向，并对其进行全面和详尽的分析，本文将采用供给面标准化系统法，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测算中国1979—2012年省级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同时还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结合Brandt et al.（2012）提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处理方法，测算1999—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从省级层面和行业层面等多个维度考察和分析我国技术进步的偏向。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估计方法，主要介绍文中采用的CES函数供给面标准化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介绍了测算省级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时使用的数据；第四部分是估计结果及分析；最后为简要结论。 d5DWGmj1fQGjyOmPKZP0ktd8FU63XcHD8KQ4NG8GsWtmwRi/xJlK+ik8wdg846O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