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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科技项目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然而，目前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从过去政府投资科技项目执行情况看，项目执行中有各种困难和问题，“豆腐渣工程”、“三超工程”、“政绩工程”等仍然存在，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行贿受贿犯罪案件也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相关联。为了识别出当前我国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黄霆、申立银 [64] 等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文献分析工作，得出我国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管理者缺乏造价控制动力、机构重复设置、管理水平低、政府监控不力、项目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招投标不规范、随意更改投资规模、法人实体缺位、资金不到位等。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管理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二是风险管理缺失或不力。目前，我国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可行性研究、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后评价均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65] 。由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具有投资大、影响大等特点，一旦项目风险发生，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本身的巨额损失，而且可能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因此树立风险意识，进行风险分析预测和管理十分重要。
关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风险研究，已经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对项目治理风险的研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由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会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发展策略、资源投入，在参与项目时会权衡多种机会损失，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项目利益相关方都能顺利履行治理责任。当项目利益相关方由于某些因素而存在不能履行治理责任的可能性时，就存在角色风险，如何对治理角色的承担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项目治理的关键。
风险是指项目利益相关方产生不确定行为的可能性、影响程度及可管理程度。虽然造成项目治理风险的因素众多，但风险因素产生的源头都可以聚焦到项目利益相关方身上。本书认为，对于项目治理风险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属性风险层面与结构风险层面。属性风险是与项目利益相关方个体相关的风险，例如技术、资金、身体状况等；结构风险是与项目利益相关方角色之间具有关联关系的风险，例如项目利益相关方在治理角色网络中的中心度、占据割点（Cut-point）和结构洞（Structure Hole）的可能性等。属性风险和结构风险的结合将造成项目利益相关方风险行为的发生。如何识别和监控这些风险发生的触发条件，并建立相应的处置方式，是项目治理角色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66] 。因此，本书最终旨在将属性风险和结构风险都纳入风险评价的范围，通过建立项目治理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建立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增强项目治理风险管理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为项目立项决策者或项目治理委员会评价项目治理综合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工具。
由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涉及的人员和单位众多，不同的项目利益相关方对项目的需求和期望不尽相同。现有的项目评价研究大多侧重于对项目成果指标的度量，往往忽视了对项目利益相关方的根本需求和期望的挖掘和判别。这些内容的缺失使得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经常出现政府评价和公众评价不一致的情况，而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种不一致会被网络扩散、放大和变形，容易产生社会舆论问题乃至社会稳定问题。
本书以“政府投资科技”、“项目”、“评价”等作为关键词，通过对2000—2011年CALIS、CNKI等中西文数据库的经济管理类成果进行搜索，最终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和切入角度不同，将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评价研究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即对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该类研究借鉴了国外政府投资科技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成果，评价范围涉及项目的事中评价、事后评价与全过程评价，力求通过对项目过程的评价能有效预测、监控与总结项目的运行状态与管理效果。例如，Sirilli [67] 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构建了意大利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涵盖了社会影响、经济影响与创新型影响指标，为全过程评价科技项目活动提供了工具。申嫦娥 [68] 等借鉴了美国政府投资科技项目评价工具（Part）的经验，根据我国的特点与评价习惯，设计了我国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评价体系，以期能实现项目的横向比较与单个项目的纵向比较。张永强 [69] 借鉴了亚洲开发银行的基于逻辑框架导向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世界银行的全生命过程的项目监督管理系统，提出了加强监管机构的联动、加大全生命过程的监管、建立监督信息系统等改善建议。李善波 [70] 重点探讨了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后评价发挥监督约束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如何强化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后评价的监督约束机制。与本书研究内容相比，这些研究未考虑政府投资科技项目中并行工程的管理与即时滚动式评价机制，不能在过程中预警并处理可能发生的项目风险，但仍为本书评估过程提供了要素等方面的参考。
第二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评价手段的研究，例如通过绩效考核或者审计等手段来对政府投资科技项目进行评价，力求改善项目的管理绩效。前者主要从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绩效考核入手，通过建立项目绩效的评价机制来达到评价项目状态的目的。例如郑方辉 [71] 等在反思我国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评价机制与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体现公众满意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其中导入了公平性与回应性等现代绩效标准，体现了公共项目多个项目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与利益；其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的研究偏重于政策层面，即从公共管理与公众利益最大化的研究角度建立评价机制，而本书则偏重于治理层面，即以建立项目的治理过程评价机制 [9，72] 作为切入视角，考虑了项目多种项目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评价中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彼此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另外，杜亚灵、尹贻林 [72，73] 以企业型代建项目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60多个企业型代建项目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最终证明公共项目治理通过管理间接贡献于公共项目管理绩效，从而证实了治理确为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的重要途径，其天津大学科研团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70772058）主要通过建立公共项目治理范式的方式来提升项目的整体绩效，其研究角度与本书虽有共同之处，然而其治理的模型是基于结构框架的 [44] ，而本书所讲的治理是基于统一过程的 [55，74] ，两者的概念内涵与模型要素具有本质的不同。郑海鳌 [75] 等在分析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与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项目利益相关方的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绩效管理组织架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基于TQC的项目评价与管理的标准工作流程。该研究与本书都对评价组织、过程进行了研究，但前者是基于组织与流程优化角度的，而本书则基于社会网络演化的角度 [76-79] 研究评价项目网络的延续性特征，从更长远的范围内保障评价效果。最后，国外学者也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建立了绩效评价体系 [80-85] 。
还有一种途径从审计的角度对政府投资科技重大项目进行评价，通过对过程的跟踪审计来达到项目评价的目的。如徐庆东 [86] 等通过结合政府投资科技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实际状况，将项目管理成熟度等级模型引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中去，通过项目审计来对项目整体运行状态进行评价；王德元 [87] 等通过建立公共项目绩效审计的评价体系突破以往财务审计的范畴，提出由审计机构及其人员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等方面进行审计，做出审计评价并提出审计建议，以便追踪过程中的项目风险，对项目运行状态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而本书虽然前期研究成果也包含通过建立项目审计方式建立项目的评价机制研究 [88] ，但审计对象为项目的治理过程，而非管理过程。
综合来看，针对政府投资科技重大项目的特点，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缺点：尽管将评价活动划分为事前、事中及事后三种类型，但由于并没有考虑到科技项目并行和滚动式进行，以及项目利益相关方会随着项目进程进入和退出项目的特点，忽略了阶段之间的演化关系，较少关注不同项目阶段的评价结果对下一阶段的预警作用，实际上事中评价仍然是事后评价。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投资科技项目通常是带有项目组合的项目集群，因此在各阶段实施过程中均涉及大量项目利益相关方，而对这些项目利益相关方的治理问题是制约项目成败的关键要素，若不解决治理机制问题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但是，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到“治理”这个问题，仍然局限在“管理”研究方面。即使有些研究考虑到了治理问题，但这些研究仅仅是针对特定治理结构开展的。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种类繁多，这些“举例说明”的研究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统一的方法论。
当然，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互联网环境下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评价者出现的偶然性，以及这种偶然的评价者借助网络传播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对各种评价者网络的构成分析和治理。这种忽略不仅不能反映时代特点，更没有充分重视“网民”对政府投资科技项目的影响。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