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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大多居住在太谷，财富往来云集，所以太谷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太谷城
清乾隆年间，太谷有170多个商号，分号遍布大江南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重修大观楼捐银碑》记载，当时太谷捐银的商号就有600多家。太谷商号遍及全国各大码头。从经营的行业来讲，票号、药材、布匹、典当、粮食、颜料、茶庄、客栈等太谷应有尽有；从活动范围来讲，北起东北、蒙古，南到四川、广东，西达新疆、青海，东至京、津、徐、沪、杭、闽，全国商埠大邑、水旱码头，几乎都有太谷商人的足迹，他们还远足外蒙库伦，俄国的伊尔库次克，莫斯科，日本，美国等地。
明清时期，每年遍布在全国的太谷商家都会把挣来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回太谷，由于当时各地的银钱斤两、成色各不相同，因此各地银锭汇集太谷后，都要回银窑重铸，银锭上打钢印，写“周行镜宝”四个字。一看到这四个字，全国商人都知道这是出自太谷的银锭，纯度“九九八”，在金融业和商界的信誉度最高。
1904年，清政府要求各省成立总商会，别的省总商会设在省会，但山西省的总商会却是在太谷挂牌。由此证明了太谷的富庶和曾经那段辉煌的历史。到了民国年间，太谷更是出了一位官至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同时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建立国家银行系统，统一币制（法币），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被英国外相艾登称赞为改革中国财政金融制度的“一位最伟大的理财家”的近代金融家孔祥熙。
太谷是山西当年的第一个商区，财主们的青堂瓦舍遍布城乡，但如今大部分已夷为平地，即使这样，太谷城内尚有8000多间老宅子，有150多处四合院保存基本完好，古城旧貌依稀可见。
太谷最著名的要数三多堂了。
三多堂属于曹家，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创建于明末清初，共有277间房屋，从高空鸟瞰，它们呈“寿”字形布局。三多堂现在以收藏做工考究、木质优良的明清家具而闻名，这些家具无论在数量、品种、档次上均称得上华北第一，其中以用九十二块大理石组成、象骨包边的百寿屏风，以及大理石双面石镜和慈禧赐给曹家的金火车头钟最为珍贵。
太谷曹家，至曹三喜一辈，曾去走西口，到关外谋生，后来就在关外娶妻生子，开了豆腐房，兼营杂货生意，再后来，铺子扩大成“三泰号”。曹家的生意得以迅速向外扩大，清兵入关后，又向关内发展，不久就在太谷设总号，并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设了分号。
康熙中叶，曹三喜回到太谷，安享晚年。一百年后，他的子孙在太谷设了“六德公”，统管各地商号，这时“东家联合出资得利，掌柜只管经营好商号业务”，已经形成股份制格局，这适应了当时的需要，曹家产业因此得以迅速扩大，行业涉及二十多种，雇员有三万七千余人，资本过千万两，甚至出现了商号开了三年，就有大量利钱给东家寄了回来，东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是在哪里开的分号。时人传言：“有麻雀飞的地方，就有曹家的买卖”，这时曹家的商号已经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
太谷当时已是商号遍布全国，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北到蒙俄，“金融业与商业比肩”，成为当时山西的商业中心，“时人谈三晋富庶之地者，无不以太谷为首屈一指”，“金太谷”的名号就是从那时候来的。
1935年后，太谷又成为山西粮食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驼队马队络绎不绝，迎来送往，气势最大，号称“谷帮”，以此对应几十年前，山西票号三大帮中的“谷帮”。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大部分是晋商在创办经营，因此也叫“山西票号”。
晋商资本中的货币经营形式，最著名的就是票号，这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也稳步前进，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全国性的大市场逐步形成，国外市场也得到了很大拓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商品流通频繁、货币流通量增大，依赖运送现银进行货款交易已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而靠镖局担任现银运输风险又很大。另一方面，埠际间贸易的开展也使得商品流通区域扩大，从而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问题。这就为兴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与此同时，晋商的商业活动也得到了很大扩展，从明代的“半天下”发展为清代的“遍天下”，其商业网络已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临近的很多国家，都有晋商的商业机构。在商业组织形式上，也出现了“分号制”与“联号制”的运行方式，从而为晋商创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奠定了基础。
所谓“分号制”，就是财东独立投资或合伙投资办商号，总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于全国各大商埠，而且商号与分号又可投资办小商号，类似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股权形成的母子公司。所谓“联号制”，即由财东投资办若干不同行业的各自独立经营核算的商号。在业务上相互服务、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形成类似于现代企业集团的网络体系。
近年来，学术界一致推崇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的说法，大多数学者认同“山西票号的创始人是日升昌票号的首任经理雷履泰，第一家票号就是日升昌”这一说法。
1923年山西省商业专门学校编著的《晋商盛衰记》在论述票号起源时写道：“票庄经营，为山西极有系统的商业，创始于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有雷君履泰者，平遥县人，领本县达蒲村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乃发明斯业，为金融界开一新纪元焉。雷君时为日升昌号执事，慨运款之不便，悯多商之束手，遂创兴汇兑一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此响彼应，无需应现，抵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且省路费，免转运，防劫失，一举而三得焉。”陈其田先生曾经对这些说法进行一一考证，得出山西票号创办于道光初年的结论。根据雷履泰的生卒年代及相关史料，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山西票号到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经营金融业比经营商业更需要雄厚的资本，经过二三百年的经营，晋商已经逐渐具备了这一条件。至清代，晋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仅太谷、介休、祁县、榆次等地拥有多则七八百万两，少则三四十万两资产的财东就有14家。因此，长期经商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为晋商开创票号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
山西票号日升昌的发展契机是在票号内部经理间争夺权力之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山西票号的繁荣局面。与雷履泰共同创办日升昌票号的副总经理毛鸿，被挤出日升昌后，投靠介休北贾村侯氏家族，先后将侯氏设立的蔚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和蔚丰厚等绸缎布庄改组为票号。这就是山西票号史上著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和蔚字五联号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且盈利颇丰。巨额利润吸引着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们纷纷仿效，从而使得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从1823年到1852年，山西票号由一家发展到多家，由平遥一县发展到三县，开始形成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的雏形。
随着票号家数增多和业务发展，其活动地区也在逐渐扩大。据历史资料反映：早年设立的日升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票号到19世纪40年代末，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商业城市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票号在促进社会资金流动、商品经济活跃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已逐渐被社会所公认了。
正当山西票号初兴之际，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财政拮据，票号遂借此契机，改变了服务的方向，从为商人服务转向了与清政府的结合并获得迅速发展。其吸收汇款、存款的大多数对象也变成了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的积蓄。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30年间，成了山西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
严格地说山西票号的总号均设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太原城仅有其分号而已。但由于太谷、祁县隶属于太原府，故省会太原既蒙其泽，亦沾其利。由于山西票号的空前兴盛，使得金融业和商业相结合不仅是太原经济的特点，也是山西在明清时期经济上的一大特色。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票号的业务重点也逐渐由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基础。晋商一方面从官款汇兑业务中获得了大量利润，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或官员们垫汇、垫借了大量款项。晋商贷出之款已逐渐超过了存款，而且政府对票号的透支还在大幅度提高，官员们私人的贷款也大大增多。晋商的经营风险也随之越来越大，一旦政局变动，票号垫借的政府公款与权贵私款便无人承担，各地政府的大量财政借款均无法收回。
不久，外国在华的银行林立，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清政府也先后成立了大清、交通、通商等银行以及各地的官银钱号，从而使长期称雄商界的山西票号失去了封建金融业的霸主地位。当时，山西票号各自为政，势单力薄，而且墨守成规，不思革新，因而，势力日渐衰微，无力与大清及外国银行相抗衡。至此，风光一时的山西票号逐渐走向了没落。
晋商兴起于明初。为了防范蒙古人的骚扰和侵袭，明王朝从东北的鸭绿江到西北的嘉峪关一线厉兵八九十万、秣马三十多万，设立了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建造了一个高额的消费区。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