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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春的杭州，西子湖依旧碧波荡漾，位于清河坊步行街的胡庆余堂前，游人如织，斑驳古朴的墙壁，一望便有一股沧桑厚重感袭来，只有那门楣上的“庆余堂”三个大字，熠熠生辉，炫彩夺目。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中国的中药号遍布南北，数不胜数，但大家公认的最有名的却只有两家半，北京同仁堂算一家，杭州胡庆余堂算一家，广州的陈李济只算半家。
胡庆余堂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吴山脚下，有“江南药王”之美誉。187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耗白银30万两创立了胡庆余堂。其名取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胡雪岩本想取其名为余庆堂，后发现秦桧用过余庆堂，因此改为庆余堂。这里是胡雪岩的发迹之地，也为浙江培养了不少商业人才，它的兴衰，见证了徽商的没落、浙商的兴起直至走向繁盛的历程。
从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开始，直到明、清时期，杭州清河坊一带形成了一条药铺长廊。著名的有南宋的保和堂、明朝的朱养心膏药店、晚清的胡庆余堂、方回春堂、叶种德堂等。
胡庆余堂以南宋官方制定的《太平惠民和济药局方》为基础，收集各种古方、验方和秘方，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精心调制庆余丸、散、膏、丹、胶、露、油、药酒四百多种，并编有专书《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传世。至今仍继承祖传验方和传统制药技术，保留了大批的传统名牌产品。胡雪岩去世后，胡庆余堂的主人数次变更，但店名仍冠以“胡”字，“胡庆余堂”信誉声名远扬。
在百年传承中，胡庆余堂沉淀了丰富独特的文化，这也成为胡庆余堂经久不衰的法宝之一。胡庆余堂门楼上至今还保留着胡雪岩所写的“是乃仁术”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出自《孟子》，表达了胡庆余堂创办药业是为了以仁爱之心济世救人，后来的传承者也都铭记这一祖训，并将其发扬光大。此外，胡庆余堂制药也遵守祖训：“采办务真，修制务精”，选取原料质量上乘，在制作上要求精益求精，在药品销售上更是强调“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的最高经营理念，是“戒欺”二字，这也是胡雪岩亲自定下的店训。这一理念，涵盖方方面面，反映在制药上，就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即做生意讲诚信，老少无欺，贫富无欺。凭着胡雪岩的经营理念和独到眼光，胡庆余堂大放光彩，产品行销全国各地，一跃成为“江南药王”。
然而，和其他的中华老字号一样，胡庆余堂也没能摆脱后继无人、回天乏术的局面。1996年，胡庆余堂制药厂负债近亿、濒临倒闭，在这时，一件别开生面的事情发生了，曾经作为胡庆余堂制胶车间的杭州制药二厂，接手了这块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儿子”兼并“老子”，一时传为美谈。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胡庆余堂当年的一个小学徒——冯根生。
冯根生，浙江慈城人，出身中药世家，祖孙三代都从业于胡庆余堂。祖父冯云生在胡庆余堂建立之初成为第一代药工。父亲冯芝芳在胡庆余堂做验方核药工作。冯根生14岁那年，因为家中贫困，进了胡庆余堂当学徒工。那时是1949年1月19日，胡庆余堂每年只招收一名学徒，解放后收归国有，不再招收学徒，因此他也成了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
进入胡庆余堂那天的情景，冯根生至今难忘，79岁的祖母含泪叮嘱他：“记住，生意是学出来的，本领是做出来的，要诚实，有志气，当学徒是很苦的，千万不要当‘回汤豆腐干’。”祖母还叮嘱冯根生：“不管今后长多大，干什么，都要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这些话冯根生一生铭记在心。从进入胡庆余堂的那一刻起，冯根生就开始了他和胡庆余堂的传奇人生。
在胡庆余堂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打磨，冯根生不仅学会了从认药、制胶、炮制到丸、散、膏、丹的制作，而且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事，更重要的是，胡庆余堂的经营理念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对胡庆余堂的创始人——徽商胡雪岩，冯根生始终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怀念。
对冯根生来说，1972年7月1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38岁的他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胡庆余堂制胶车间升格为杭州中药二厂，冯根生任厂长。
从建厂开始，冯根生首先广揽人才，当时，被说成是“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是没人敢要的，看到“臭老九”都怕，他却要了。要第一个人来，被批斗得要死，冯根生想：要第二个也挨批斗，索性5个、10个全要了，他说这叫“死不悔改”。从1972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冯根生从全国要来别人不要的高级工程师、工程师36人，并自认为是发了一笔横财。
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医大的女同志，因家庭困难，想从山西调来杭州工作，她跑了十多个单位，都失望了。就在她心灰意冷之际，见到了冯根生，当冯根生听说她以前的工作一直是搞西药合成和植物提取，并且懂两门外语时，当即决定尽快帮她办好一切调入手续。她就是后来成为杭州中药二厂总工程师的马心舫。实际上，冯根生人才观念的前瞻性还不止如此，当时他不仅招医药专业人才，而且像机械、化工、建筑等看似与中药制药不沾边的专业人才，他也一并揽下。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立体式的人才结构，才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腾飞。
冯根生在中药行业引发了一场革命。
冯根生看问题总是不同一般，但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他认为：中药的问题在制剂。他进行的中药生产技术的改造，包括原液提取的自动化、分封包装的机械化、药液输送的管道化和现场管理的科学化。中药生产由此实现了划时代的大工业生产，可以说，冯根生既是中国传统中药业的最后传人，也是中国现代中药的奠基人。为此，冯根生的好友、作家黄宗英这样评价他：“中医药是我国科学与经济走向世界的种子选手，冯根生则是郎平。”
此后，冯根生的药厂先后生产出中国第一批中药静脉注射液、口服中药浓缩液，并迅速推向市场。以人参和蜂王浆为主料的双宝素口服液，一经推出，即深受市场欢迎，并成为“文革”后不久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中国中药保健品。
同时，新研制的几十个治疗药纷纷投产，冯根生的药厂也逐步走向生产现代化轨道。1982年6月，美联社记者威廉⋅塞克斯顿撰文在美国报纸上介绍杭州中药二厂，他这样写道：“除了一个特点（传统中药）之外，这家药厂的情景同纽约或波士顿的先进化学生物研究所没有两样。”
1978年，冯根生决定从发掘和开拓我国的中药宝库入手，涉足“抗衰老”领域。他四处搜集古方、验方，在收集到的120个配方中，冯根生认定明朝永乐皇帝用的“益寿永贞”为最有前途的处方。1979年，根据这个配方试制的青春恢复片（后改名青春宝抗衰老片）试制成功，经严格动物实验，证明其在抗衰老方面有神奇疗效。青春宝投产后，立即畅销国内外，且好评如潮。这个药名也成了后来药厂的新名片。1992年，杭州市中药二厂和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功，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1996年，即冯根生从胡庆余堂分家出来24年后，胡庆余堂和青春宝在利税方面的差距已经达到了100倍！这时，胡庆余堂的负债额已高达9000万元，随时可能倒闭停业。考虑到胡庆余堂这块金字招牌不能就此湮没，杭州市政府决定：让青春宝和胡庆余堂实行“联合”。后者加入前者，新企业仍由冯根生掌管。
冯根生给胡庆余堂开出了“转换机制、擦亮牌子、清理摊子”的12字“药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胡庆余堂的运营机制。这一改，立竿见影，胡庆余堂在并入青春宝的第二年，便实现了销售额、出口额、上缴利税的三大突破。兼并后销售额连年迅速增长，当年的亏损大户一跃成为现在的利税大户。继2000年“青春宝”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之后，2002年，“胡庆余堂”也喜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03年，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胡庆余堂从此打造了一条从药材种植、饮片加工、成药生产到零售、医疗门诊乃至工业旅游的完整的中药产业链。至此，胡庆余堂的牌子重放光华。“面对胡雪岩像，我终于无愧了！”冯根生说。
如今，冯根生和他掌控的青春宝集团已成了浙江商人和企业的一张名片，胡庆余堂也得以在徽商衰落后继续发展，在这里，浙江商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