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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代表鼎璞查签署《江宁条约》，又称《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重要一条，就是开放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商人居住并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源源不断地进入长江门户，开设商行货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等。上海由此开始了它的华丽转身，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从当初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开始朝着远东第一大都市前进。上海十里洋场机遇横生，大批外地商人涌入，享有地利之便的浙江商人纷纷抢滩上海，开始他们的财富之旅。
1843年12月，英国人在宁波甬江北岸杨家巷设大英领事馆，1844年元旦，宁波正式开埠，不久，开辟外国人居留地。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英法联军进攻驻宁波的太平军，于1862年5月10日攻占宁波，不仅单方面规定江北岸居留地的界址，并先后在外滩建立浙江海关、巡捕房、天主教堂、洋行等。
宁波的开埠是宁波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宁波开放的重要起点。宁波虽是被动开埠，但宁波人却主动融入并接受了西方文明。从此，宁波从封闭走向开放，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沟通了宁波与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宁波近现代化进程。
开埠以后，宁波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在宁波经商之人，聚集在甬江两岸，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福建、广东、江苏商人，外国商人也纷纷涉足宁波。据统计，仅1865年，宁波港中外国船舶就有1816艘，其中，英美两国占71.3%，货运总量509 034吨，英美占80.88%。1922年，宁波本埠船只货运量为2 155 400吨，到1931年增加到2 921 200吨。“其载运之物，有香港地区、西贡及曼谷之米，香港地区、爪哇、菲律宾及日本之糖，日本及海防之煤，暨由香港地区运来之杂货等。”这就表明，宁波的市场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宁波市场整个商品经济运转开始由主要依靠国内的埠际贸易逐步转向依靠国际贸易。宁波开埠后，市场更趋于开放，集市汇集起来的商品，原来主要在区域内或国内流动，现在则汇聚甬江外滩进入国际市场，这样，宁波市场的商品流动，成为国际商品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宁波对外贸易迅速发展，随着新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新式工商业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从而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宁波得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
宁波开埠，促进了宁波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开埠以后，富有战略眼光的宁波商人视野更加宽阔，他们抓住开埠带来的机遇，掀起一股经商大潮，民国《慈溪县志》说，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汉口及全国各地，活跃在工商业各个领域，尤其在航运业、金融业更有影响。
与此同时，不少宁波人还飘洋过海，到海外经商。在近代，吴锦堂、张尊三在日本就有不小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的宁波人出走海外，去港澳台地区及世界各地创办实业，涌现出包玉刚、董浩云、王宽诚、邵逸夫、陈廷骅、翁明昌、应昌期、张忠谋、孙忠利、应行久、张济民等重量级商界人物。
近代，宁波商人抓住开埠的有利时机，成就了宁波商帮的辉煌；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一声号角，浙江商人更是义无反顾地踏上经商致富之路，再次抓住时代的机遇，谱写了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