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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八，浙江海宁盐官镇，钱塘江大堤上人山人海。未见潮影，先闻潮声。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江面依旧风平浪静。响声渐渐地越来越大，犹如擂起万面战鼓，震耳欲聋。远处，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一条白线，迅速西移，犹如“素练横江，漫漫平沙起白虹”。再近，白线变成了一堵水墙，逐渐升高，“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横在浪花中”。随着一堵白墙的迅速向前推移，涌潮来到眼前，有万马奔腾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锐不可当。潮头袭来，江边的看潮人纷纷后退，在被冲上堤岸的潮头溅了一身水花后，有些人依旧呆立当场，移动不得，原来是被声势浩大的潮水吓坏了。岸边的人惊魂初定，定睛往水中一看，先前的弄潮儿呢？不是被这大潮吞没了吧！瞬间潮头涌过，那不，那人还稳稳地在潮水中挥舞旗子呢！浙商就如这大潮中的弄潮儿，当别人还在惊叹于商海中潮水威势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其中劈波斩浪，戏水弄潮了。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东临大海，西连安徽和江西，南通福建，北接上海与江苏。除了北边的杭嘉湖（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外，其他地区山高水深，土壤贫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浙江的土地面积是全国的1%，人口却占到全国的4%，地少人多，自然资源十分缺乏，生存条件恶劣。因此，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
在自然资源缺乏的同时，浙江却有着6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居全国第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浙江人自然要向海上寻找出路。然而，海潮汹涌，尤其是钱塘江两岸，人们自古与海斗争，修建坚固的海堤以防海潮入侵，由此养成了浙江人民勤劳勇敢，敢想敢干的精神。
浙江有着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浙江沿海岛屿密布，为了方便联系和生存，远古时期这里就有了一定规模的造船和海洋航行。距今约7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浙江先民已经能制造和利用舟楫，并根据在河流、湖泊中积累的水面航行经验，开始了海上航行。已发现的距今约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的船桨很多，如在杭州水田畈遗址中出土了4支船桨，其桨叶宽达26厘米，其迎水面大，推力也大，有人据此推断那时应该有了木筏和大型的独木舟，这表明了船舶制造水平有了一定发展。
《周书》中有“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可见西周初期浙江已经有能力造较为精致的船。春秋时期的越国设有专管造船的官署，已能较大规模地建造戈船、楼船等战船。而此时期浙江较高的造船技术和较大的造船规模，已初步显示出浙江海洋文化长于制造的特点，可见今天浙江制造业的兴盛在很早之前就有了相当的基础。
从秦汉到隋唐，浙江的海洋文化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浙江造船、航海等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得到提升，对外贸易、海洋捕捞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此时期的浙江已成为全国造船业发达地区之一，如唐初攻打高丽所用的船只，就有不少出自浙江。公元8世纪初，浙江开辟了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南线航路，比原来北道航线绕道朝鲜近了很多，节省了航行时间。这一时期浙江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专事海上贸易和活动的商人。唐会昌二年（842）春，明州人李邻德的商船从明州出发，航行抵达日本，不少日本学问僧乘坐这艘商船回国。此后李邻德的商船经常往返中日之间，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都乘坐他的船往返。
宋元时期，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达到鼎盛。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杭州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海洋文化全面发展。此时的浙江已成为全国的造船中心。海洋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同占城（今越南）、暹罗（今泰国）、麻逸（今菲律宾）乃至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丝绸等交换贸易，宁波、温州等港口已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海上的商业活动为南宋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元朝朝廷高度重视宁波的海上贸易，在这里设立了提举庆元市舶使司进行管理，这里各地商人往来更加频繁，贸易商品也渐趋繁多。
明清两代除郑和下西洋外，长期实行海禁，规定“片板不得下海”，因此浙江大规模的海上贸易也随之衰退。因宁波拥有天然良港，明初海禁时仍允许宁波商人参与对日本贡船的勘合贸易，而且可以代为采购商品货物，因而宁波的外贸相对其他港口来说较为兴旺。因为对外贸易利润丰厚，民间出海走私贸易却悄然兴起，宁波港口外的双屿港走私贸易是全国最盛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浙商出海经商的兴盛。
海禁促使浙江海商“弃海登陆”，大力发展与国内各地的贸易，逐渐奠定了浙商发展的基础。著名的宁波“南北号”沙船运输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并成为推动早期宁波商帮发达的支柱行业。四川两广的药材，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以及福建的木材云集宁波，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浙江商人不惧海上凶险，一代代走上万里逐波之路。他们在获取巨额财富的同时，更上演了一幕幕商海传奇。宁波人张尚义抓住一块木板漂流千里至日本，最终成就“红帮裁缝”的事业；舟山人董浩云，从天津起航，终成被誉为“现代郑和”的一代船王；宁波人包玉刚，从小怀揣海洋梦想，远走香港，最终成就世界船王的海上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