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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0年，清王朝稳定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年轻的康熙皇帝将目光瞄准了此时孤悬海外的台湾。四年之后，清军正式进入台湾，南洋的海禁令也随之解除。至此，海上贸易再次焕发生机。海禁令的解除，使已经在走私和劫掠之路上徘徊了很久的潮商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
中国的陶瓷和丝绸自宋代以来就享誉海外，在潮州商人的经营下，青花瓷逐渐取代了一般的陶瓷制品，成为获利最高的商品，潮州商人的商机也就是从“瓷”开始的。
拓林港，北联津沪，南通吕宋、安南、暹罗、马来西亚等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潮州商人将茶叶、丝绸、陶瓷等货物从这里运送到东南亚各地，又将白砂糖、大米等物品带回国内，短短数年时间，拓林港变成了潮商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长途的贩运，使货物到港后利润剧增，只要牢牢守住这条财路，必然是稳赚不赔，这几乎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在这大多数人中，并不包括潮商。
出口陶瓷丝绸，进口大米白糖，这个策略固然不错，但随着贸易的兴盛，加入这一行列中的商帮也渐渐增多，商业竞争逐年加剧，导致利润下降。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开发出新的产品。常年的贸易经验使潮商对新商机拥有更加敏锐的感知度，在东印度公司开始调整对华贸易战略的时候，敏感的潮商就意识到了。为了扭转在中英贸易过程中一直为贸易逆差的局面，东印度公司开始把鸦片作为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而广州街面上悄然兴起了很多烟馆，令我国人民备受毒害。对此，潮州商人意识到了传统经营模式的危机，开始留意海外的世界强国。
鸦片战争让很多有识有为的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而这时的很多潮州商人也开始放眼世界，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晚清年间，很多潮商都是“实业救国”的先驱，从广州到沿海各地，棉纺厂、染织厂、面粉厂、抽纱厂、印花手帕厂等民族企业遍地开花，执牛耳者多为潮商。
在古老的中国开始全面变革时，传统的徽商和晋商先后步入衰落，而潮商却获得了飞速发展。潮商大多视野开阔，嗅觉敏锐，对于海外的新兴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冒险，思想超前于时代。潮商正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汹涌地奔向经济领域的各个处女地，红头船开始成为了被人们关注的力量，而这支船队中的先驱者们应当被后世所铭记。
郭子彬，潮阳铜盂镇人。光绪初年只身赴上海谋生，早年因参与鸦片交易致富，在清政府禁卖鸦片后，他毅然决定洗心革面，放弃鸦片生意，投身于金融领域。他在多家钱庄持股，并以大股东的身份参与经营，为多家钱庄屡出奇谋，获得了极高的资本回报。到1933年，郭子彬的家族资本达到了56万元，堪称富甲一方。
郭子彬在成为“金融大亨”之后，又积极投身于创办实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燃烧到整个欧洲，原本以纺织业著称的几大强国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市场。在1915年，郭子彬果断地出资白银150万两，兴建鸿裕纱厂。此后的几年间，该厂生产的布匹供不应求，郭子彬获利颇丰。随后，郭子彬又兴建了鸿章纺织厂。五四运动前后，其产品畅销全国，郭子彬的纺织企业进入到全盛时期。
在郭子彬的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潮商特点。穷小子郭子彬好像得到了一双“点石成金”的手，在时代的大潮中不断抓住机遇，白手起家致富，令人赞叹。但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潮商的视野只限于如此的话，那便真的是一叶障目了。
如果说郭子彬的成就，更多体现的是潮商得占先机的“天时地利”，那么，另一位潮商张振勋的传奇生涯，更具有典型意义。张振勋曾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粤汉铁路督办，还曾被光绪皇帝任命为督办闽粤农工路矿大臣和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可谓是潮商中少有的“红顶商人”。但幼年的他，却有着非同常人的经历。
16岁的潮州子弟张振勋来到南洋时的第一份工作是矿工，工作环境既恶劣又危险，但顽强的他硬是坚持了3年。3年之后，他找到了一份纸行的工作。张振勋勤奋忠诚、少年老成，非常受老板的器重，老板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了张振勋。之后，张振勋认为纸行的生意仅可糊口，不会有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果断地转行做酒业。而当酒行的生意逐渐兴隆起来后，张振勋又开始转行做土地开发。之后又开办银行，进军金融业，也获得了成功，但这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个开始。纵观张振勋的一生，共涉足于种植业、药材业、采锡业、船运业等各个行业。最后生意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成为当时东南亚的首富。这也许更能成为潮商头脑灵活、商者无域的最好注解。
这期间，还有很多抓住了时代机遇的潮商先驱，积极发展实业，不但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而且带动了一方故土的繁荣。名商辈出的潮州，被誉为独得天时地利的“黄金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