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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由于地理环境的局限和生存所迫，多半没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他们所受的教育大多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儒家传统的耳濡目染，这些朴素加经验型的价值观念深深镌刻在潮汕子孙的脑海里。他们大多家境贫寒，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为了摆脱贫穷状态，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什么生意都做，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只要能赚到钱，就敢于冒险，敢于“拿命搏”。
“人面生疏，番仔（潮汕人对当地人的称呼）擎刀”，这是过番的潮汕人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面临的困境。可是，人既已出来，就不能空手而归，说一千道一万，不赚点钱回去无颜见粤东父老啊！“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夜深人静时，很多潮州儿郎哼起这首家乡的歌谣，泪湿青衫。
暹罗华侨林冬瓜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
1896年，揭阳县霖磐东洲五村的林冬瓜，因生活所迫，抛下家中妻儿老小，借了路费，乘着红头船前往暹罗。他在异乡举目无亲，靠卖苦力为生，加上水土不服，疾病缠身，差点丢了性命。省吃俭用，七年后才敢给家寄去第一封信，汇款两元。他曾被解雇十多次，最终在泰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站稳脚跟，进而开始自主创业。他创业之初，主要经营一些建筑用的沙土，后来开始承包工程，因为技术好，为人又忠厚老实，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普遍信赖，连皇宫建筑的修缮都让他承包下来了。至此，林冬瓜由一个流落街头的杂役与苦力，成长为泰国赫赫有名的“和昌”建筑公司经理。
和林冬瓜的辛酸处境类似，美国南加州侨领佘绍汉从老挝迁到夏威夷时，钱囊空空，一家6口住在最多只能居住4个人的小房子里，闷热拥挤。当时的佘绍汉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在快餐店打工，每天工作都接近10个小时。佘绍汉逐渐小有积蓄，自己成立了装卸公司，每次货物运到，身为老板的他往往让全家老小齐上阵，充当卸货工。很多次，他从早上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几十磅的大包裹，他扛起来一走就是数百米，有时这样的包裹多达几百个。每次卸完货后，他往往会一头瘫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潮汕人到的地方，多苦的工作都会干。”泰国侨领张锦程感概道。在成为商界大亨之前，他在湄公河上划着小船卖过香蕉、铝锅、故衣、杂货、咸鱼、拖鞋，屡屡碰壁，不断转行。
几乎每一位成功的潮州商人后面，都有一段奋斗拼搏的血泪史。早期的潮商到海外谋生，胼手胝足，不畏辛劳，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还怀有衣锦荣归、造福社会的梦想。泰国著名潮商郑子彬曾说过：人生价值，不在积聚多少财富，掌握多少权力，而在于对社会、对人民能有所贡献，如果只知道自私享乐，和蛀米虫没区别。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海内外潮商始终铭记自己的贫苦出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富贵不忘本，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身价过亿的富翁在慈善事业上慷慨解囊，但对自己的衣食住行却节俭得近乎“吝啬”。
李嘉诚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支持的款额超过110亿港元。他在慈善事业方面所做的贡献已无法单纯用数字来衡量，但即便如此，出身贫苦人家的他生活依旧节俭。李嘉诚对自己的衣着从来都不大讲究，平日身上穿的衬衫只有十多块钱，皮鞋坏了，补好照样穿，西装穿了十年八年也舍不得扔。每次他宴请客人，吃的都是家常便饭。我们每次看到李嘉诚的照片都是带着一副黑框眼镜，这副眼镜他戴了几十年，因为镜片模糊了才换了个镜片。
享有“米王”称号的唐学元，身价数亿，现任香港潮州社团总会创会副主席。他支持国内的高校建设不遗余力，捐助款额已达数百万元。那么，他每天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早餐是牛奶、三明治，午餐、晚餐和员工在公司食堂吃，上下班挤公车，多年来一直如此。有人曾劝他至少该打个“的士”上班，唐学元“吝啬”地说：“的士太贵了！坐出租车的费用足够我一天的开销了。”其实，唐学元拥有两部私家车，自己却很少使用，如果去远一点的地方，他往往会乘坐地铁。唐学元曾说：“香港的巴士又干净又漂亮，何必花更多的钱打车或者开车？”有一次，唐学元到广州开会，需要坐“的士”才能到达会场。当时，如果在原地打车的话，“的士”就必须绕过路口兜一个圈子，唐学元嫌太费钱，就步行到对面打车。
2008年，奥运火炬在汕头传递，“第一棒”就是旅泰侨领吴宏丰先生。他多年来一如既往捐助建设潮汕各项事业，可就是这样一位大慈善家到北京开会，为了省钱，一日三餐几乎都在路边小摊吃。有一次，吴宏丰带着妻子去餐厅吃饭，吃完饭后，桌上还有些没吃完的剩菜，他二话不说就把剩菜都打包带走了。
“赚少一分钱，我死也不愿！”这么“抠门”的话竟然出自三发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廖耿清的父亲廖老先生之口。老先生衣着简朴，看上去像个农村老大爷，一年到头，额外的开销就是在路边5元的小理发铺理理发。衣服从来都是穿了又穿，补了又补，儿子、媳妇要给他添置点衣物，老人总是唠叨说：“又不是缺衣服，别浪费，能穿就好了。”但他多年来一直大量捐款行善，鼎力支持家乡的福利院、小学和街道建设。在汶川地震之后，他还派出汽车深入灾区运送救援物资，并在潮商筹款赈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捐出82万元人民币。
也许，通过当代潮商谢易初《自传》结尾的这段话，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大方而又节俭的潮商“矛盾”行为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余自16岁承担家计，即秉大公无私、忍让求全，涓涓归公，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为职志，毕生辛劳，所创业务以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而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