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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之所以能不断做大、做强，甚至不乏数百年的老字号，在商人备受歧视的封建社会，必然要依赖官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徽商大都待人宽厚，颇有谦谦君子的儒者风范，甚至不乏圆滑的一面，但在此背后，则是一种忍辱负重、在夹缝间求生存的韧性——这正是“徽骆驼”精神的核心。
中国自古重人情，徽州人背井离乡来到异地经商，首先要取得当地人的认可。“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的道理，崇尚儒家精神的徽商，理解得非常透彻。徽商尽管大都由小本起家，起早贪黑经商，挣的是血汗钱，但每逢发生水灾或饥荒，当地的徽商一般都会“不计血本”地倾囊相助。善行与德名背后，不仅是“有舍才能有得”的利益计算，也饱含着诸多的无奈——包括官府在内，谁都认为商人有钱，徽商富户又岂能不“破财消灾”？
徽商一般不做“一锤子买卖”的短线行为，宁可眼下吃亏，目的就是为今后的长期发展赢得有利条件。特别是与官府结交，在看似风光的背后，徽商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甚至是非常惨痛的。
例如，有个徽州商人在扬州贩盐致富后，收养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作为义女，听说新到任的高官韩某打算立个偏房，顿时乐不可支，并迫不及待地托媒人说合。他不但把自己的义女许配给高官韩某做小老婆，还倒贴了一大笔财物作为嫁妆。后来，高官韩某的原配夫人死了，徽商的义女被立为继房，该商人依然对做官的女婿曲意逢迎。
万历年间的歙县商人汪士明长年行商，对各地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深有感触。他说：“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不够被各方酷吏搜刮，与其如此，还不如主动捐资报效官府呢！我的血汗钱与其落入贪官污吏的私囊，倒不如变成太仓的储粮！”于是，他主动将大量的家产换购成大米，支援边疆，得到了朝廷的嘉奖，由此社会地位大增，当地衙门的酷吏，也不敢对他肆意欺凌。
由于徽商“审时度势”，善于对封建官府曲意逢迎，且大多通晓诗书，与科举出身的达官显贵有很多共同语言，因此，官府对很多“乐善好施”的富商，往往也处于长期利益均沾的考虑，主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清初有个姓鲍的徽州商人，由于经商有成，遭到一些人的嫉恨，被人诬告到官府。但由于鲍某和官衙中人私交不错，每次被诬告，他都能化险为夷，最多破财消灾了事。
当时的两淮盐官李煦在条陈中向康熙皇帝奏道：“商人大都为人怯懦，最不愿生事。而商人一旦卷入官司，衙门口的官差就会趁机对商人百般刁难，不择手段地向商人敲诈勒索。因此，商人结交官府，是一种不得已的未雨绸缪之计。”李煦的奏折，和盘道出了商人不得不竭力逢迎官府的苦衷。
但很多徽商面对封建势力的“管卡压”，并非一味地逆来顺受，更不愿与赃官同流合污。
明末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主政，地方吏治极为腐败。工部主事吕下问驻歙，对当地的富商吴某寻衅敲诈，逼得吴某之妻汪氏投缳自杀。随后，吕下问又向另一家商户勒索白银一万两，并派兵拘捕其亲属潘某。吕下问的暴政引发了众怒，歙县乡民群起抗争，格毙了两名巡捕，并聚集到都察院申冤，吓得吕下问从后门逃走。这次民变，歙县商户参与者极多。面对各地百姓的反抗（不仅限于徽州人），魏忠贤心有所忌，不敢骤然实施非常之谋。几年后崇祯皇帝即位，将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当然，上述刚毅之举，在徽商群体间并不多见。大多数情况下，徽商会通过熟人关系、社会公论等渠道，力求让各种苛政得到一定程度的“软化”。徽商乐于同儒生结交，也是因为“士”（儒生）为四民之首，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儒生的意见，往往能形成社会公论，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徽商带来相对有利的局面。
婺源人朱熹在明清两代的众多徽商心目中，不但是儒家的圣贤，更像是财神爷。朱熹在明清两代备受朝廷推崇，而各地徽商的会馆，几乎都设有朱子的牌位。尽管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思想，大多数徽商在实际生活中都不可能真正接受，但尊奉朱熹、与朝廷的正统观念保持一致的做法，却是徽商得以在封建社会长期立足的必要条件。
清朝中叶，徽州大儒戴震成为很多徽商竞相结交的对象。戴震出身小本布商之家，年轻时曾辗转各地行商，并不断应考科举。戴震成名后，很多徽商大户，都与他交往甚密。作为知名儒者的戴震，也通过手中的笔墨，以相对含蓄的方式为徽商“辩护”，歌颂那些“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家乡商人。
徽商的种种务实之举，确实能够发挥水滴石穿的效力，在严酷的封建统治下，逐渐打开一些“缺口”。例如，明清两代的两淮盐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朝廷的专卖，成为很多盐商世家的变相私营。此外，很多徽商发财之后，广为赈济贫民，并以儒者风范，与官绅交往甚密，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人（特别是富商）的社会声誉——其“儒商”之名，就是社会各界对徽商的充分认可，从而将“四民之末”的商贾，与儒士相提并论。
一些徽商大户，甚至受到朝廷的敕封，成为朝廷命官，灵活游走于商界与官场之间，“通吃”官商两路。但辉煌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只有这些“红顶商人”自己能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