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人文原点

清道光《厦门志》卷二，开篇即放话：“厦门自宋以上无可考。”这种断言在今天已经无法采信，许多考古发现把先民在厦门生活的时间上限大大提前。我们所处的这座岛屿，名称也从“新城”、“嘉禾”、“千户所”、“夏门”、“中左所”、“厦门”、“思明”、“厦门城”、“厦门市”不断地演进。在信息横溢的时代，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史料和学者的论文，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城厦门”与“厦门城”的差异。中国汉字充满魔力，一个“城”字，既可是动词，又可是名词。前者解读为“建城于厦门”，即“村名说”；后者解读为“建城名厦门”，即“城名说”。

细读清代《鹭江志》和《厦门志》，“厦门”作为地名早于“厦门城”应该没有问题。

1994年12月，厦门市人民政府举行了“纪念厦门建城600周年纪念暨旧城修复揭幕典礼”系列活动，市长亲自出席并致辞。而这之前，考古专家对厦门古城遗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发掘、勘测，可见官方的重视程度。古代历史遗存偏少的厦门，有一小段明代城墙遗址，被视为“市宝”（相对于“国宝”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若把它当做厦门城市的地理坐标或城市设置时间起点，就值得商榷了。

从地理环境看，虽然厦门岛早有陈、薛两大族人到岛上拓荒，但他们首选居留的地方是岛的内陆部分，远离海岸，安稳封闭，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时间久了，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向往更丰富多彩的生活，试探着往便于与外界交流，可以海捞捕鱼的港湾迁徙，胆子大的人也会出海或到大陆去谋取更大的收获。先人从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他们选择了背山靠海，地势平缓，船可靠泊的地方安家，生产生活模式慢慢由半农半渔向经商贸易转型。随着潮汐，有人在海边张网劳作；顶着骄阳，有人在岸上摆摊叫卖；伴着星斗，有人在寮棚掌灯说古。日子在漫不经心中展开，埠头在潮起潮落中形成。九龙江沿岸的商船，会在这里等候风讯出洋；满载而归的风帆，会在这里等候潮水溯江而上；如遇台风来袭，这里就是家乡天然的避风港湾。经过漫长的岁月，被称为“嘉禾屿”的厦门岛，沿筼筜港到鹭江水域，成了风樯相拥，人气聚合，码头相连，市声成片的海滨重镇。

日倭和海盗看中了这座富庶的宝岛，不时流窜袭扰。习惯在草原上驰骋的忽必烈，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大海，元至元年间，嘉禾屿设置了纳入政府编制的军事机构——“嘉禾千户所”。

明代在大航海时代结束后，面对海上走私猖獗和倭寇红夷进犯，采取将之堵截于中国沿海岛链之外的防御性措施，嘉禾屿内外海域成了重点设防的地方，设置“中左守御千户所”，并筑“厦门城”，“设指挥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指挥百户一员，镇抚一员，隶福建都指挥使。额兵一千二百四名”（清道光《厦门志》卷三“兵制考”），足见其规模。

1793年，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踏上这座岛屿进行实地写生，以俯瞰厦门的视觉勾画出城堡旁连片的滨海民居。后经阿罗姆（Thomas Allom）修改成铜版画，于1843年公开出版，给后人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历史信息。600多年前，石垒的城墙构筑了一座铠甲将士驻守的海防城堡，而“城”下那一大片村落，正哺育着一座不带围墙的城市。

有这番景象，应该记住一位历史伟人——郑成功。

明末清初，厦门岛港阔水深的天然条件，被郑成功选为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军事基地。

郑成功据厦十二年，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筹集军饷的政策，吸引大批内地商贩和欧陆洋商上岛交易，促进了厦门由军事要塞向贸易港城的演变。当时，郑成功麾下有陆军、水师二十万之众，相当一部分驻守在厦门。从浮屿角到水仙宫一带，围绕郑成功水师驻地，是军工产业坊肆和为兵服务的市井商铺，码头毗连，商贩苦力、船主渔民、兵吏家眷组合成海滨小城的住民，厦门岛西南部平原也就积淀成为这座港城繁衍发展的人文原点。

在老市区，至今还保存有许多与郑成功屯兵演武相关的遗迹，“思明”由路名到政区地名的沿用，是厦门人数百年来对民族英雄的深切缅怀。

2009年10月10日，厦门在白鹭洲西公园音乐喷泉前广场，举行了一场简短而隆重的城市原点雕塑揭幕仪式，厦门从此有了一个官方的“脐眼”。白鹭洲历史十分短暂，它原是筼筜湖中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用疏浚筼筜湖的淤泥人工堆积而成，后来市政府机关由中山公园旁的旧址转移到湖滨北路新楼，包括白鹭洲在内的大片绿地，成了厦门市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客厅。白鹭洲是这座城市治理排水污染的副产品，不具备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果确定它是当今厦门市的行政“原点”，依理可行；如果指认它是厦门市的公里“原点”，决不为过；如果追溯它是厦门市的人文“原点”，会有无知之嫌。

沐浴在天风海涛下的厦门，经过时光不停地梳理，特别是近代鸦片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以来的无数变故，与海洋勾兑酿造而成的醇厚人文生态，已是铅华褪尽。20世纪的改革开放，给这座岛城注入了生机，人文遗产正以顽强的生命力抵御缺乏前瞻性的城市开发。

一起走进厦门古老的市区，看看、拍拍、写写、画画，城市文明定会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