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在中国汉语中不仅指墙院屋檐下供人进出的口子,同时指“开关”出入口的设施。古代门与户是有区别的,两扇曰门,一扇曰户,门户为家。后来引申为水路、陆路必经的要地,称为“门户”。
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许多江海交汇处被视为“门户”,它们是某一区域的边陲要冲,或是进入内陆的海疆锁钥,它们是比自家门户还要紧的国门。
比如,天津是进入北京的门户,被称为“津门”;江苏南通有“海门”;浙江舟山有“沈家门”;福建闽江口有“长门”;广东珠江口有“虎门”;广西钦州有“龙门”;香港有“鲤鱼门”;此外,还有台湾海峡进入厦门港的屏障“金门”,等等。
“厦门”地名源于闽南方言“下门”,是九龙江入海口“海门”最下面的一道“门”。
明初,倭寇红夷侵犯厦门海域,朝廷为加强防卫构筑厦门所城,现岛上尚有多处“攻剿红夷”的石刻遗存,足以印证这里是抵御外来侵扰的国门。明末清初,郑成功选择厦门作为抗清复台的基地,郑家军为筹集军饷组建贯通东西洋的商船队,厦门第一次敞开通商贸易之门。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厦门志》在开篇序文中写道:“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这一年,邓廷桢被朝廷调任闽浙总督,他一语中的:“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英国人执意要轰开的也是这个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厦门军民两次成功击退英国侵略者炮舰的攻击,再次显示它确实是一扇坚固的国门。1841年夏天,缓过劲来的英军调集舰船37艘,像下饺子似的挤满厦门港,孤岛无援最终失陷,厦门在西方帝国主义炮火下有城无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20世纪初的厦门岛商业区——高振碧收藏
1851年,厦门岛西南沿海自岛美路头至新路头(今中山路口到人和路口),衔接市区的一片土地被强划为英国租界,时间长达78年。至今,这一带遗留下包括建筑在内的许多西方文化痕迹,这是一扇洒满耻辱的门。
当大批华侨把辛苦积攒的钱汇到家乡,参与厦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时,历史指针已经走到20世纪30年代。“开元路”开老城新河,以骑楼街为代表的建筑,带着海洋熏蒸的文明,妆点着厦门的脸庞。“大同路”谋世界大同,擎起南国商业的旗幡,吸引八方的时尚。“鹭江道”饮鹭江水,涌动百姓商贾的心弦,滋润母亲的容颜。这时的厦门是中国南方最具情调的滨海小城,这里灯红酒绿的城门洞开。
可惜好景不长,轻松的舞步戛然而止。一天凌晨,日寇侵华的炮声震碎了厦门人的美梦,美少女豆蔻年华的酥胸成了东洋鬼子进犯闽南的跳板,这里天昏海浊,血雨腥风,有国无门。
当全中国都沉浸在河山光复的喜悦中,为创建新生活而忙碌时,战争的阴霾却在这座岛城的上空常驱不散。老市区大墓围有一座曾被共和国总理关注过的防空洞,诉说着半个世纪厦门、金门咫尺相争,同胞间血刃相见的不幸。此时,厦门面对海洋却是一扇充满郁闷的门。
正当厦门铅华褪尽、步履维艰时,一位睿智老人让她一夜之间站在中国改革大潮的最前列,打开国门尽享海上吹来的清风。更快些,更好些,多少事从来急,要复苏,争朝夕。厦门本是枕着波涛成长的城市,海洋文明是哺育她的乳汁,只要给她一点机遇就能追回失去的青春。
吸纳、多元和博大是厦门的性格,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移民带着对生活的信念来到岛上,与大海交融出坦荡的胸襟。中外文化在水陆码头交汇的地方积淀出和谐宽容、精华荟萃、中西合璧的人文风貌。在斑驳的大门下,厦门人演绎着热情、包容、坚毅和淡定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