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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慈祥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王群叔叔，不幸因病于2017年12月12日4时30分逝世，享年92岁。
王群叔叔生前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搞送别仪式，遗体火化后，回家乡树葬。
噩耗传来，连日以泪洗面的我，痴坐书房，望着故纸堆，心潮起伏，如海涛，如溪流，如泉涌……
我母亲朱虹与他是老战友，我一直喊他王叔叔，喊他爱人欧阳阿姨。他们对我家有恩，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把我爱人儿子从油田调入武汉，在政策范围内帮助解决了夫妻两地问题。
整整二十年了！曾有幸协助这位革命老人整理回忆资料，倾听他诉说不凡经历和赤诚心声，步入王叔叔的人生轨迹，这一幕一幕电影似的划过脑海。
纵观王群叔叔的一生，凸显着这样几个节点，颇值得品味。
王群叔叔属虎，生于1926年9月，湖北省新洲县双柳镇人。家贫如洗，寄养在姑母家，读了三年私塾。帮人家放牛，捡煤渣，提篮小卖，时常受人欺负，从小反感世道的不公。穷孩子早熟。整十岁那年盛夏的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独自赤脚溯江去汉阳找父母。路过汉口租界，竟被巡捕无辜暴打一闷棒。他破口大骂：“狗日的洋人，不许欺负中国人！”见到双亲后痛哭一场。这件事在他幼小心灵里留下极深的烙印，古稀之后的他讲起此事，依然赤目冒火。武汉沦陷前，全家逃返阳逻，父亲被日机炸死。16岁春上，他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投奔革命参加新四军。他原叫王启先，自己改名为王群，立志要做“群中之王”，可见其志气抱负。
1946年麦收时节，整二十岁的已有三年军龄、两年党龄的王群叔叔，经历了一场严峻而残酷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揭开解放战争帷幕、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继而，转战陕南游击根据地，由“弱冠俊才”锻造成一名坚强、勇猛、无畏、血性的青年指战员。
1956年，王群叔叔三十岁，在部队革命大熔炉里，已茁壮成长为成熟的军官。中原突围后，他随刘邓大军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了解放应山、京山、钟祥、随县、枣阳、安陆以及荆（门）当（阳）战役、花（园）西等战役，挺进汉阳，将红旗插上龟山之峰。他又奉命随军挥师西进，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攻打荆沙和宜昌等一线守敌，胜利地解放了恩施和川东20余县市，参加鄂西、川东剿匪。1951年，奉调湖北省军区、武汉军区工作。二十二年的部队经历，他最大的收获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他孜孜不倦地研读毛泽东的军事、政治、经济、哲学著作，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介入军地结合实践，被树为学毛著、学习雷锋标兵，出席全军先进分子大会。他崇敬毛泽东，热爱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连写字都有点仿效毛体。
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王群叔叔革命征途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段历程。
1966年秋，武汉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副部长任上的王群叔叔，转业任襄阳地委副书记兼襄阳县委第一书记。这年整四十岁，亦即孔子说的“不惑之年”。然而，他感到了些许困惑。时值“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身处逆境，遭到严重迫害。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顶住狂风恶浪，力撑危局，同帮派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0年奉调宜昌，先后担任湖北省军区宜昌军分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宜昌地委第一书记、宜昌地区革委会主任等。他十分重视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地方工业等经济建设，为宜昌做出贡献。
1976年10月6日深夜，恰逢刚过半百生日的他，惊悉粉碎“四人帮”。在协助整理回忆录过程中，我注意到，王群叔叔讲述历史与批示文件时，表达心情多用的形容词是“高兴”“很高兴”“十分高兴”“甚慰”“倍感”“深感”，唯独这一次得知抓了“那四个人”用的是“狂喜”。他坚决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积极投身于宜昌地区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他说，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而是谋事在人，努力作为。
1978年初，五十一岁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先后分管意识形态、宣传、组织、经济工作。进入省部级领导层的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协助省委主要负责人，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实行和推进湖北省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基础性、开创性工作。
1981年伊始，正式主掌武汉，兼市委第一书记、书记等。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纠正"左"的错误影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发展经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企业整顿，争取计划单列企业下放，开展战略理论大讨论，“两通”突破，敞开城门，搞城市圈、流域经济，抓“武”字头企业，抓拳头产品，抓“菜篮子”工程，抓抗洪排涝，抓党建，抓城市建设，抓精神文明建设，抓治安，抓“严打”，纠正不正之风等等。经吴官正市长建议，市委正式决定，探索出了一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发挥武汉大市场、科技、人才、资金等优势，帮助老区开发发展的路子。三十多年来，武汉历届市委和政府都继承发扬了这个好传统。
“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武汉市委选拔培养储备了一大批各级开拓型干部，1983年吴官正被任命为市长，是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标志，赵宝江、王守海等也是其中的翘楚。王群叔叔曾说，“我们那届班子只是打了一阵开场锣鼓，开了一个头，真正开花结果，还是靠后来人。换届不换蓝图，接力棒一届一届传下去，当年的试点城市武汉的明天一定会非常美好”。清华才俊赵宝江担任武汉市市长的10年间，改革攻坚、不断奋斗，王群、吴官正梦寐以求的武汉新客运港、汉口新火车站、武汉天河机场和武汉长江二桥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实现了，当年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递次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被誉为“武汉·中国光谷”。他晚年又说，当年的“中部崛起”宏伟目标终于实现了。
1987年秋，王群叔叔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中央综合考察决定，派遣他出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并要他做长期打算。这个“意外”，极大地调动鼓舞了他的革命激情与干劲，将他的人生推向了辉煌的巅峰。他不辱使命，不负内蒙古人民厚望，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大干了十年，将满腔热血洒在北疆大地上，为内蒙古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湖北武汉养老后，他刹不住车，像一台永动机发挥着生命余热。他关心家乡建设发展，积极主动献计献策，历届省市领导都收到过他的建议书。
王群叔叔对内蒙古的各项事业仍然十分关注，他是历届老书记退休以后回内蒙古次数最多的。我感到，尤其进入耄耋之年后，他对第二个“政治故乡”的别样情感，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湖北。
纵观他的一生，有如下几个特点。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所接触过的曾与他共过事的数百人，无人不赞，无人不叹，无人不能讲出几个动人故事，无人不追忆起有关老书记的打下深深烙印的功绩美德。
两位正国级扛鼎人物吴官正同志和刘云山同志非常敬重老书记。2008年11月官正同志（十六届中常委）给王群同志寄新书并附信说（大意）：“当时的改革是很艰难的，每当遇到困难，都是您带领我们前进，您是我的老师、主心骨。这本书是您带领我们改革的历史记载。”刘云山同志（十八届中常委）在老书记身边工作多年，始终对老书记充满敬意。吴刘两位中央常委每次去湖北视察工作，总要与老书记亲切见面叙旧。
日后成为副国级蒙古族女干部的乌云其木格同志，深情地说：“老书记在内蒙古十年工作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风格风度有点像毛主席。”我不认为这是溢美之辞，而是她发自内心的感受。
湖北内蒙古省部级同事名单更是一长串。20世纪末，继任者刘明祖书记全面评价了老书记的政绩与品德：“从党委工作高度看，王群同志去过的脚印和他所做的工作，我个人体会是值得敬佩的。他到内蒙古工作时已60岁了，60岁的人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无私无畏，一心扑在工作上，这种精神十分可嘉。内蒙古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他有一种拼命的精神，说他就只知道干工作，脑子里没别的东西。他是军人出身，带有军人的作风，到哪里都雷厉风行。他外出下去在车上睡觉，下车后就视察、听报告、讲话发表意见直到深夜。他对工作十分投入，这是大家公认的。特别是他对农业抓得紧，改革前内蒙古吃国家的调入粮，改革后经营机制转变，由缺粮省变为粮食大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内蒙古的工业，煤炭、电力、钢铁、水泥、畜牧业等等，都有大的发展，与王群同志在这里做了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内蒙古条件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改善，王群同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发展。”历届领导班子对王群同志一直是崇敬的，对他在内蒙古工作的这段历史是充分肯定和怀念的。
内蒙古政协原主席任亚平同志称王群同志为职业革命者。
他评价说，王群同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正是内蒙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知道内蒙古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到1987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10年了，内蒙古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各方面的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把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当务之急。王群同志针对当时的情况，响亮地提出了“三项奋斗目标”，虽然后来财政体制和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财政自给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不好对应，但粮食自给是实实在在的实现了，有目共睹。曾几何时，“三项奋斗目标”激动人心，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经济发展速度迅猛提升。
王群同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正是内蒙古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王群同志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针对当时的状况，在农业方面，以哲里木盟水利建设和河套地区种植结构改革为重点，促进了粮食大幅度增产增收；在牧业方面提出了“牧民率先达小康”的口号，加强草牧场建设，提高出栏率；特别是在工业方面迅速上马了一大批项目，包括集通铁路兴建，包钢200多万吨到600万吨搞600万吨改造，100万吨炼油厂和大化肥厂上马，以及“煤从空中走”，稀土开发利用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大项目的实施，为自治区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路子。
本世纪初，老一辈革命者安志文在汉口惠济饭店曾评价王群同志是“我党优秀的高级政治工作者”。说他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政治鉴别力和执行力，尤其具有创造力的特质。王群叔叔曾自我评价：“我没有什么本事，我把中央的决议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忠诚地执行。”我觉得这里面有自谦成分，应该还加上四个大字——“创造性地”。如果只是照葫芦画个瓢，四平八稳，那么就有可能流于平庸。在武汉，正是他与吴官正市长珠联璧合，冲破重重阻力，创造性地勇敢地执行落实中央精神，才揭开了华中特大中心城市改革开放武汉模式的序幕。在内蒙古，也正是他与布赫、刘云山等常委一班人，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才上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向现代化进军的历史活剧。他的创造力、执行力、驾驭力、掌控力和鼓动力，是独具特色的。
王群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西化”“分化”，坚定地反对腐败，爱憎分明。在“六四”动乱、共和国存亡的特殊历史关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王群同志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所秉持的坚定的政治立场，第一时间所做出的政治表态，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与表扬。
王群同志无论走到哪里，从不搞“山头”，唯德、唯才、唯能是用。
他特别注意培养干事业的干部人才，把干部放在基层斗争前线锤炼成长。民主党派人士、武汉市副市长何浣芬说：“王群同志没把我当外人，他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次开党的会议，我没参加，可与我有关，他叫人送文件给我看，工作上对我支持。”何当时被称为“铁娘子”，是因为有“钢书记”（即王书记）支持。
王群同志说：“我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人是不能包打天下的，靠的是内蒙古的各民族干部。”内蒙古党委常委会一班人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奋斗目标，坚如磐石，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率领广大干群努力前进。
姜兆基副市长生前说：“1983年4月27日李崇淮拿出“两通”方案，1984年向国务院第一次汇报，黎智、我去了，周太和、安志文他们都参加了。中央领导听了汇报就肯定。我们同国家体改委关系很好，要到国务院哪个部委办谈情况，国家体改委都很支持，打电话联系介绍。当时改革所要的权都要到了。市委班子王、吴、黎三人起作用，王书记坐镇指挥，武汉最顺当的是那一段，顺与班子顺有关，班子顺与班长有关，那时真是有声有色的时代呀！”
1984年6月13日上午，常委会讨论中共武汉市六届五次全会的指导思想。王群同志在发言中说：“中央寄希望于武汉的改革。这次全会要把改革的旗子举得高高的，开成誓师会，各级党组织要像攻碉堡一样，冲不上去就辞职，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即使改错了也不允许不改革。错了，我们市委检查，我们先受处分。一定要解放思想，解除顾虑，发动群众献计献策。”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率先在武汉洗衣机厂进行招标试点，王书记积极支持。在武大珞珈山南山半腰李崇淮先生府上，访问结束后，晚年的老先生送我出门，他望着远处生机勃勃的景象说：“我的印象里，当年武汉的那场改革就像这座山，改革人物就像这满山的各类树木花草，王书记是其中一棵高大的松柏。”
在老革命出身的省部级干部中，王群叔叔那穿透时局的独到眼光，极富想象力。当年他提出“武汉是湖北、全国、世界的武汉”，“不要弄得小鼻子小眼睛”，要大搞城市圈。他热忱地投入“两通突破”理论大讨论，从“两通突破”起步向“城乡通开”推进，搞了长江流域联合大开发战略，甚至还搞了一个武汉精神文明战略发展规划草案等等。后来到内蒙古，更是组织研制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发展规划，使北疆经济社会的发展插上翅膀，迈上了新台阶。
他的魄力来自于科学民主决策，实行智力与权力的结合。成立“智囊团”咨询委员会，主任是刘道玉，由大专院校李崇淮等专家学者组成，开展新的技术革命和武汉对策等发展战略大讨论。东湖会议有两大成果：一是将“两通突破”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定下来。专家们认为这很有见地，流通、交通都是围绕构建市场经济。当时有不同观点，理论界有人认为，“两通突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主体工业；实际工作者担心搞“两通”，外地企业进武汉对本地企业有压力，认为这是“自杀”行为。对此，王群叔叔态度鲜明，说“我们引进外地企业产品，本身是一种竞争，利用这个方式可以促使我们本地企业改变落后面貌，转轨变型，我们要逐渐适应竞争，置于死地而后生”。有人说，这是“引狼入室”。王书记说，这叫“请客进城”，武汉企业壮大了，成了老虎，最终我们是“放虎出城”。二是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北京专家建议，区域优势应在开发长江上发挥作用。有专家提出建立长江大市场和经济利益共同体。这个建议王群叔叔听进去了，认为站得高，武汉作为特大中心城市，不应受行政区划的制约，应按经济规律办事，提出了“武汉应发挥城市吸引力、辐射力、综合服务的功能”。
沿着老书记的足迹，我接触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他的朋友可真多，都十分诚善纯洁。
少数民族朋友中，功德如日月的喇嘛教界乌兰爱国活佛（2004年3月30日圆寂），托我捎回一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对老朋友的祝福与敬意；草原深处的一位牧民听说我是王群派来的，在自家蒙古包里热情接待了我，讲述老书记曾看望他全家，鼓励“牧民率先达小康”的动人故事后，特意拉起了马头琴，用一曲悠扬的牧歌寄托他的思念；锡盟老领导道尔吉帕拉木退休后，在东乌旗搞了500亩的种草试验地，成天住在那里，精心栽培了十来种优质牧草，为领导决策提供了依据，他托我捎上专著《集约化草原畜牧业》，以纪念他们曾为保护建设生态草原而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优秀的民族教育工作者白音回忆与老书记的工作交往之后，也捎上新的学术力作；“煤从空中走”战略实施的功臣之一、（电）乌力吉忆起老书记时饱含热泪；自治区老公安老党员布特格其，回忆起在“六四”动乱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支持党委支持王群同志；土默特左旗乌兰夫纪念馆守护人对老书记也有深刻印象。
汉族干部群众的故事就更多了。
被誉为“来自北京的蒙古族姑娘”陈朋山，是从女知青茁壮成长起来的优秀政治工作者，时任锡盟盟长的她与我谈得很深，讲述老书记如何在她人生节点关怀爱护她的动人故事；从包钢总经理到私企小老板；从时任乌盟党委书记韩振祥到大佘太镇镇长杨景明；从乌兰图克乡老乡长张元胜到红旗村徐支书和王书记称为“我的农民朋友”的张向前；从治沙治土专家到科技养殖致富能手青年标兵马林等等；还有一批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党委机关文人秀才，杨舜才、胡继堂、邢宝玉、赵奎元、江维、卫庆国、庞启等笔杆子，他们为我全方位地描述了老书记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以及思路、思想、风格、韵味。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贾建福同志。那十年里，老贾兼任司机、秘书、警卫，几乎与老书记形影不离，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老书记返鄂后，较长时间里老贾没被安排具体岗位。他有点委屈地对我掏心窝子说：“别的领导都不是这样，唉，不怪他！”望着老贾略含落寞的眼神，我心里也五味杂陈。我想，或许这恰恰是王群叔叔标准而独特的行事风格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芳草》杂志发表某作家的《啊！父老兄弟》，在文坛引起风波。处理过程中，王群叔叔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喝过延河水，又饮长江茶，历史旧账要抛掉，团结起来向前看。”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研是他最精细的功课，走路带风，体力、承受力、忍耐力超强，外出调研熬夜是常态，随行的中青年和当地干部无不佩服。他走到哪里，账算到哪里，而且算得人家心服口服。他记忆力强，数字烂熟于心。他激情燃烧，精力旺盛，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几乎没有私事念想。
我曾在笔记里写道：“王群印象。一举一动，标准军人。冲锋陷阵，雷厉风行。年过古稀，耄耋之年，丝毫没变。铜铃双眼，炯炯有神。一米八0，挺拔身躯，修长双腿，魁梧帅气。尤喜披军大衣。坐如钟，站如松。励精图治，孜孜不倦。思维活跃，大智若愚。举止持重，言谈大气。善于沟通，不卑不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蔼可亲，表里如一。光明磊落，赤胆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