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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世界大约有35亿人口，现在估计有76亿人口，不过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事实上，全世界每年出生人口数在几年前就达到了顶峰，现在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如此，预计到2050年
，人口将增加至大约90亿，或者甚至更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年轻，这意味着他们尚未生育，也会活得更久。发展中国家的年龄分布图将会变得更像欧洲。目前人口增长最快的是东亚地区。世界的人力和资本资源将会向那里集中，从而结束北大西洋长达四个世纪的霸权。
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城市化将会继续发展下去。到2050年，将会有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即使是更近的2030年，拉各斯、圣保罗和德里的人口也将超过三千万。防止大都市成为动荡的反乌托邦，将会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挑战。
目前对人口增长的讨论还很少，部分可能是由于对大规模饥荒的悲观预测。例如，保罗·埃尔利希在1968年的著作《人口爆炸》，还有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另外，有些人认为人口增长是一个禁忌话题，它会令人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优生学、英迪拉·甘地领导下的印度政策，以及中国曾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最终的事实证明，粮食生产与资源开采跟上了人口增长的步伐。虽然饥荒仍在发生，但原因是地区冲突或分配不均，而不是整体性粮食稀缺。
我们无法为世界规定一个“最优人口”状态，因为我们无法自信地设想2050年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旅行模式和能源需求。如果每个人都像今天富裕的美国人那样挥霍无度地生活——每个人消耗同样多的能量、吃同样多的牛肉，那么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维持现在的人口数量。而另一方面，即使世界有200亿人口也能过上可持续的生活，如果所有人都遵循素食主义，很少旅行，居住在小型高密度公寓，通过互联网和虚拟现实进行交流，这样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忍受（尽管是禁欲式的）。后一种情况显然不可能，当然也毫无吸引力。但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差异凸显了一点：用一个不合格的标题数字来衡量世界的“承载能力”是天真的。
一个拥有90亿人口的世界，一个2050年可能到达（或者甚至会超过）的数字，并不需要发出灾难预警。现代农业——低耕（low-till）、节水，也许还包括转基因作物，再加上更完善的工程技术带来的浪费减少和灌溉改善等，可以合理地满足这个数字。流行的说法是“可持续的集约型发展”。不过这会受到能源的限制——在某些地区，供水将面临严重的压力。这里有几个惊人的数字：种植1千克小麦需要1500升水和几兆焦耳的能量，但1千克牛肉需要种植小麦10倍的水和20倍的能量。粮食生产消耗了世界能源产量的30%、用水量的70%。
在农业中应用转基因技术将非常有益。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在发展中国家里，5岁以下儿童有40%缺乏维生素A，这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失明每年会影响数十万儿童。而有一种“黄金大米”，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发，后来又经过了改进。它能提供维生素A的前体β-胡萝卜素，以缓解维生素A缺乏症。令人遗憾的是，某些组织，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阻碍了黄金大米的种植。当然，有人担心“破坏自然”，但在这一情况下，新技术能够为“可持续的集约型发展”提供助力。此外，人们还希望对水稻基因组进行更大幅度的修改（所谓的C4途径），增强光合作用的效率，从而使这种世界第一大主食作物能够更快、更密集地生长。
而有两种潜在的饮食创新没有遭遇技术障碍：将昆虫——高营养、高蛋白的昆虫——转化为可口的食物，以及用植物性蛋白制作人造肉。后者的“牛肉”汉堡（主要由小麦、椰子和土豆制成）自2015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加州一家名为“不可能食品”的公司销售。不过这些汉堡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满足嗜好肉食的美食家，因为甜菜根汁很难代替血液。但生化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在探索更复杂的技术。从原则上说，“种植肉类”是可能的：从动物身上提取几个细胞，利用适当的营养物质刺激它们生长。另一种方法称为“无细胞农业”（acellular agriculture），利用转基因细菌、酵母、真菌或者藻类来生产（例如存在于牛奶和鸡蛋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开发可接受的肉类替代品，既有明确的财政激励，也有生态上的必要性，因此人们可以对它的快速发展保持乐观态度。
我们同样可以在食品以及健康和教育方面保持技术乐观，但很难避免成为政治悲观主义者。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只要提供充足的营养、初等教育机会和其他基础设施即可。主要的障碍存在于政治方面。
如果想把创新的好处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困苦。实际上，到2050年，我们的生活质量至少能和今天最挥霍的西方人一样好，前提是技术得到合适的发展，并有明智的部署。甘地的名言“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是满足每个人的贪婪”，这未必是在呼吁紧缩，相反，是在要求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通过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一词于1987年开始广泛传播。当时由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将之定义为“满足当前需要特别是贫困人口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长远需要的协调发展”
。我们无疑都希望能够“签署协议”来实现这一目标，希望到2050年时，能够缩小特权阶层享受的生活方式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但如果发展中国家都效仿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道路，这一希望将无法实现。我们期望这些国家直接跳转至效率更高、浪费更少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反对技术，而是需要更多的技术，只是这些技术需要适当的引导，使它为所需的创新提供支持。更为发达的国家也必须做出这一转变。
今天，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已经遍布全球。非洲农村的农民可以自行获取市场信息，避免受到贸易商的剥削，他们也可以通过电子手段进行交易、转移资金。然而这些技术同样意味着那些生活在世界贫困地区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还缺少什么。如果对比的结果显示过分的不公平，将引发更大的怨恨，激起大规模的迁徙或冲突。对于幸运的国家而言，直接资助那些有难民流离失所的国家（以及停止对原材料的剥削性开采）来促进更大程度的平等，不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需求，也是一项利己主义的选择。这样能减少受剥削者迁徙到别处找工作后给本国造成的压力。
然而，长期目标往往倾向于拖延政治议程，因为政客会被眼前的问题所压倒，并关注下一次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说：“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只是不知道做完这一切之后该如何再次当选。”
他说的是金融危机，但他的话更适用于环境问题的挑战（它的进展之缓慢令人沮丧，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处境相仿）。
可做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令人沮丧的鸿沟。仅靠提供更多的援助是不够的。如果要使这些利益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就需要稳定的社会、开明的政治和有效的基础设施。苏丹大亨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的公司让移动电话进入非洲，他在2007年设立了10年内50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之后每年20万美金），表彰非洲国家的模范及廉洁领导人。这就是易卜拉欣奖，即非洲领袖成就奖，已经实行了五年。
国家层面的行动未必是最好的。当然，有些改革需要多国合作，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更需要在当地推行。文明城市拥有巨大的机会来成为探路者，引领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所急需的高科技创新。这些大都市面临的挑战尤其艰巨。
短期主义并非选举政治的独有特征，私人投资者通常也没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除非能在（比如说）30年内获得回报，否则他们不会建造新的办公楼。事实上，城市中的大多数高楼大厦只有50年的“设计寿命”（对于我们当中那些不满于自己在天际线上所占位置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超过这一事件范围的潜在利弊都不被计算在内。
那么更遥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难预测2050年之后的人口趋势，它将取决于今天的年轻人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想要多少孩子，以及他们的生育间隔。强化教育和赋予妇女权利——当然这本身就是优先事项——能够降低目前生育率最高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但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还没有抵达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尼日尔或者埃塞俄比亚的农村，每一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依然超过7人。尽管生育率可能会下降，但根据联合国的说法，非洲人口有可能在2050—2100年间再翻一番，达到40亿，从而使全球人口增加到110亿。仅尼日利亚一国的人口数，就会相当于欧洲与北美人口的总和。世界上几乎一半儿童都会在非洲。
乐观主义者提醒我们，每多一张嘴，就会多一双手和一颗大脑。尽管如此，人口越多，对资源的压力就越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致力于在人均消费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压力就会更加明显，而且对非洲来说，摆脱“贫困陷阱”尤为困难。实际上，有些人已经指出，即使儿童死亡率较低，非洲的文化偏好也可能会导致大家庭持续存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权衡世界人口增长的负面外部影响时，人们也许会质疑联合国宣布的基本权利之一：选择家庭规模的自由。
我们必须期待2050年后的世界人口将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即使能满足90亿人口的需求（通过良好的治理和高效的农业），即使消费品的生产成本降低（比如通过3D打印），即使“清洁能源”变得更加丰富，但食物的选择性依然会受到限制，生活质量将会因为过度拥挤和绿地的减少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