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与时间
陈丹青

大约2002年，上海杂志《艺术世界》编辑余雷庆女士要我谈谈摄影，我就写了随笔，单讲纽约小画廊看到的一枚老照片：有位中国士兵倒在泥浆里，满脸血污，不知死活。

那是我头一回贸然议论摄影。此后十来年，余编辑和其他朋友陆续约我谈摄影，我都轻率地写了，分别收入自己的集册，现在依从理想国的建议，集拢为这本书。

当我写头几篇摄影随笔时，还在用胶卷，然后跑去洗印铺，翌日取回照片。如今想来，那像是远古的记忆。此刻我捏着带有三镜头的iphone，随手拍摄，随时从图库的数千枚照片中选择发送，或点击删除，像扔个烟蒂那样。

现在偶尔遇见举着摄影机的家伙—虽然机子里并没胶卷—我像是目击摄影的前世。胶片摄影，无疑成为古董了。摄影史的伟大摄影家们，也成了古人。古人拍得多好啊，尤其是黑白照片。人类再不会有另一个委拉斯凯兹、另一个塞尚，也不会有柯特兹与布列松。真的，再不会了。

如今人们拍照，是为私人间发过来、发过去。一个无限民主的图像时代，摄影的功能和价值因此被改变了什么，我不知道。好在今人拍成的数码照片都会成为古人和古董：垃圾般的古董，古董般的垃圾。

谈论摄影可能是徒劳的。摄影不与言辞合作。过去几年，我有幸两度受邀参与阮义忠先生的奖项评议，与近乎伟大的—所以是“古典”的—当代摄影人吕楠坐在一起。我发现所有本土参赛者仍抱着“古代”的妄想，试图用数码相机拍出“古典”作品。评奖总是很难，并非谁更好，谁不及，而是，没人知道照片若干年后的命运，因为“时间”并未参与评奖。

此即摄影的命运。倘若后人愿意看看今时的哪张照片，恐怕是为了照片历经的“时间”。

手机使拍照变得太容易，“摄影”，却更难了—倘若摄影人依然渴望照片成为作品—在这个新媒介驱逐老媒介的时代，摄影的同义词是“转发”，每个手机等于小小的出版社、通讯社，而“摄影”“作品”“出版”“通讯”等，恐怕都成了“古典”词语了。

今年六月，李振盛先生去世了，我有幸认识他，一个达观的老人。当然，他是“古典”摄影家，虽然晚年也用数码拍照，但他曾将早年扣留的“时间”藏起来。他在等候出版吗？在他隐匿胶片的年代，根本望不到出版的可能，所以他耐心等待“时间”。他等到了。

但时间不过问摄影。而一切摄影与时间难解难分。眼下，我们只管时时刻刻拍照，时时刻刻转发吧。

2020年6月26日写在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