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是在基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才体尝到抑郁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离世三年，我也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我那时第一本小说正在出版过程中，跟家人关系也不错，刚顺利地从一段两年的激烈感情中全身而退，又购置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还在为《纽约客》写稿。我的生活终于步入正轨，任何陷入绝望的借口都不复存在，就在这时，抑郁迈着轻盈如猫的脚步悄悄潜入，毁掉了所有一切。我深深感到，这种情况下陷入抑郁实在是没有借口。你经历创伤、生活一团糟，这时陷入抑郁是一回事；但你终于走出创伤，生活开始有条不紊，这时却坐等抑郁，会令人非常困扰不安。当然，你可以觉察到一些深层原因：长久以来的存在性危机、本已遗忘的来自遥远童年时代的伤痛、对他人犯了小错而他们已离开人世、因自己的不慎而失去友谊、自己确实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文豪、世上没有完美的爱、贪婪与恶意的冲动竟如此贴近你的内心……诸如此类。而现在，回顾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我的抑郁来得既合情合理，也无药可救。【39】

就某些重要的物质条件方面而言，我从未有过艰苦的生活。大多数人如果在一开始能有我这一手牌，都会相当开心。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我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但这些短暂起伏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假使我的生活更艰难一些，我可能会对我的抑郁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但事实上，我的童年很愉快，父母深爱着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之间相处也很融洽。我的家人关系紧密，我甚至从未想象过父母会离婚或发生真正的冲突，因为他们彼此深爱，虽然他们时常也会为这样那样的小事争吵，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以及对我和弟弟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们的生活从来都很富足。在小学和初中时我并不多受欢迎，但高中结束时我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学业上我也一直表现不错。【40】

小时候我是个有些害羞的孩子，害怕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到我上高中时，我已经觉察到自己有时会情绪不稳，但这对一个青春期少年来说也不稀奇。高二时，有一段时间我很确信我上课的那栋楼要倒（它矗立已近百年），我至今还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硬着头皮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我知道这感觉很奇怪，但大概一个月之后，它消失了，我也随即释然。

之后我进了大学，在那里享受了无比快乐的一段时光，认识了很多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全力学习，尽情玩乐，情感和智识都拓展到全新的广度。某些独处的时刻，我会突然感到一阵孤独，那不只是因独处而悲伤，还有恐惧。我有很多朋友，这时我会去拜访某一位，通常这就能分散掉我的悲伤之感。这种状况只是偶有发生，倒没什么严重后果。之后我到英国读硕士，完成学业后，我水到渠成地开始了职业写作的生涯。我在伦敦住了几年，有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情事。从多方面看，一切都差不多是一如往昔。我一直过着不错的生活，对此我很感恩。

当你开始陷入重性抑郁时，你会倾向于回溯它的根源。你想知道它究竟来自何处，它是一直存在着，只是之前隐藏在表面之下，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忽然来袭。经历了第一次崩溃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不间断地、原原本本地记录下自己早年经历的困难。我是臀位分娩出生，有些作者认为臀位分娩与早期创伤有一定关联。我有阅读障碍，但母亲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我2岁时就开始教我一些弥补之法，它就也从未对我造成严重妨碍。小时候，我善于言辞但协调性不足。我向母亲询问过自己最早的创伤经历，她说我学走路并不容易，虽然我学说话看起来毫不费力，但动作控制和平衡发展得很晚，也不太好。她告诉我说我总是跌倒，哪怕只是要我尝试站起来，都要给我很多鼓励。很自然，之后我不爱运动，这也让我在小学里不是很受欢迎。不被同龄人谅解当然让我难过，但我总是有几个朋友，也总是喜欢跟大人相处，而大人也喜欢我。【41】

对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古怪凌乱的记忆，但几乎所有都很开心。曾给我治疗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早期记忆有一条模糊的线索，但我自己不太体察，在她看来这可能意味着我曾在童年遭受过性侵。这当然有可能，但我从未能串联起这方面令人信服的回忆，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即使发生了什么，也一定很轻微，因为我小时候大人检查得很仔细，如果有任何瘀青或伤害，他们一定会看到。我记得6岁时在夏令营中发生的一幕，我忽然毫无理由地陷入恐惧，至今仍历历在目：前方是网球场，右手边是餐厅，离餐厅大概50英尺远有棵大橡树，我们就坐在树下听故事。忽然间，我一动也不能动。我无法自拔地感到有些可怕的事迟早要降临在我身上，而我只要还活着就无法解脱出来。在那之前，生活好像一直都是块坚实的地面，让我立足其上；但忽然间地面变软、塌陷，我开始滑落其中。如果一动不动地站着，我也许还没事，但只要一动，就会再次陷入危险。我该向左、向右还是向前移动，似乎成了异常重要的选择，但我也不知道哪个方向能拯救我，至少当时不知道。幸好有位指导老师走过来，告诉我要抓紧时间，游泳活动我已经迟到了，这才打破了那种情绪，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记得那感觉，只希望它不要再来。

我想，对小孩子来说，这类事情不算少见。成人的存在性焦虑虽然可能很痛苦，但通常可以凭自我意识与之抗衡；而第一次意识到人的脆弱，第一次得知人终有一死，对孩子来说是过于残酷和毁灭性的体验。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侄子和几个教子身上。如果说在1969年7月的格兰特湖营地，我明白了我终有一死，这种说法显得太过浪漫而傻里傻气；但我当时确实在无意中、没来由地发现，原来我是脆弱的，原来我的父母并不掌控世界和世间发生的一切，而我也永远无法掌控这一切。我记忆力不好，所以自从夏令营那次事件之后，我总是害怕时光的流逝会带走什么，于是我晚上会躺在床上，尽力记住那天发生的事，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占有。我特别珍视临睡前父母给我的晚安吻，我一度在睡觉时枕着一层纸巾，我想，如果那些亲吻从我脸上滑落，还会被纸巾接住，这样我就能把它们收好，永远保存起来了。

从高中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在性方面的困惑，我想这是我人生中最难以应对的情感挑战。我用自己的善于交际掩盖了这些事，让自己不必去直面，这种基本的防御方式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有几年我不太确定自己的性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男性和女性都有情感经历，这尤其令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我时不时会陷入一种强烈的焦虑情绪，却没有特定的对象，奇怪地混合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悲伤和恐惧。这种感觉侵袭我，有时是我小时候坐校车，有时是在大学星期五之夜的狂欢喧嚣淹没了隐秘的黑暗之时，有时我在阅读，有时我在做爱。每次我离家，这种感觉也总会来袭，至今仍是我每次出发的附带品。即使我只是出门一个周末，它也会在我锁门转身的一刹那倏然而入。等我归家时，它通常也会涌现。我的母亲、某位女友还有我们的某条狗，会在我回家时迎接我，而我竟会十分悲伤，这悲伤令我惊惧。我应对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与人互动，这几乎总能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必须一直吹出欢快的曲调，才能逃离这份悲伤。【42】

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有过一次轻微的崩溃，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在欧洲旅行，过着一直梦寐以求的夏天。那也可以算是父母送给我的一个毕业礼物。我在意大利度过了美好的一个月，然后去了法国，接着又到摩洛哥去拜访一个朋友。到了摩洛哥我就心生畏惧。我似乎是从太多惯常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变得太自由了，这让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紧张，就像是学校话剧开演前在后台候场的那种感觉。我又回到巴黎，见了几个朋友，愉快地重温了我们的旧时光，然后去维也纳，那一直是我向往的城市。然而我在维也纳无法入睡：到了维也纳后，我住进一家民宿，跟当地的几个老朋友见面，计划一起前往布达佩斯，整晚我们都其乐融融；之后我回到住处，一整夜都醒着，为我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惊恐不已——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转天，我仍坐立不安，无法在坐满陌生人的房间里吃早饭，但外出后，我感觉好了一些，于是决定去参观一些艺术作品，心里觉得可能是自己之前安排得太满了。我的朋友们晚饭另有了安排，他们告诉我时，我感到心中猛然一震，仿佛告诉我的是一个谋杀计划。他们答应晚饭后跟我见面喝一杯。我没吃晚饭，我就是无法走近一个陌生的餐馆自己点菜（尽管我以前经常如此），也无法跟任何一个人攀谈。当我终于见到朋友时，我全身都在发抖。我们出去喝酒，我从来都没喝过那么多，感到暂时平静下来。当晚我又整夜未眠，头痛欲裂，胃部翻涌，止不住地担忧着前往布达佩斯的航程。接着我又熬过了一天，到了第三个无法入睡的晚上，我整夜害怕，怕得没法起来上厕所。我给父母打电话说：“我要回家。”他们吃惊不小，因为这次旅行之前，我一直在为能多待一天、多去一个地方跟他们讨价还价，希望能尽量延长自己逗留国外的时间。他们问：“出什么事了吗？”我只能说我不太舒服，这次旅行的一切也都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激动人心。母亲很体谅我，说：“一个人旅行确实不容易。我之前想着你是见朋友；不过即使这样，也会很累人。”父亲说：“如果你想回家，就刷我的卡买张机票回来吧。”【43】

我买了机票，打包行李，当天下午就回了家。父母到机场接我。“怎么了？”他们问。我只能说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他们的拥抱让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感到安全。我如释重负地哭了起来。回到我从小长大的公寓时，我很沮丧，觉得自己蠢极了。我搞砸了夏天的重要旅行，只能回到纽约，这里除了一如往常的琐事，没有什么好做。我连布达佩斯都没看到。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他们知道我回来了都很惊讶。我甚至都不想解释发生了什么。这个夏天剩下的日子我都待在家里，尽管和家人也有一些愉快的时光，但我仍然觉得无聊、厌烦、闷闷不乐。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渐渐淡忘了这些事。那年夏天之后我去英国读硕士，在新的国家、新的大学开始了新生活，并未感到恐慌。很快，我适应了新生活，交了新朋友，学业上也表现不错。我喜欢英国，似乎没有什么会再吓倒我了。之前那个焦虑的我留在了美国的大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强、自信、随和的我。我要是办聚会，人人都想来参加。我能与那些最亲密的朋友（直到现在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促膝夜谈，非常享受这种深入而迅速建立的亲密关系。我每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父母也注意到我比以往都要快乐。我感到不安时就去寻求陪伴，我也总能找到。在那两年间，我大多数时候都很快乐，只有在天气不好、难以让每个人都马上喜欢我、睡眠不足、开始脱发等情形时才不快乐。唯一的抑郁倾向来自怀旧：不像埃蒂特·皮雅芙，我对任何事都心怀懊悔，只因为事已不再； 早在12岁时，我就已经开始悲叹时光流逝了。即使精神最好的时候，我似乎也像是在与当下角力，徒劳地试图阻止这一刻变成过去。【44】

我还记得我20出头、颇为平静的那些日子。我几乎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做个冒险家，哪怕是在最让人恐惧的情况下都有意忽略自己的焦虑。完成硕士论文18个月后，我开始往返于莫斯科和伦敦之间，在莫斯科时间或还与一群我在那里认识的艺术家一起非法蹭住弃屋。一天晚上，我在伊斯坦布尔遭到抢劫，我反抗成功，劫匪跑了，从我这儿没抢到任何东西。我允许自己去考虑性方面的每种可能，把自己大部分的压抑和对情色的恐惧抛在身后。我留长发，又剪短。我和一个摇滚乐队一同表演过几次，也去看歌剧。我已经养成了想拥有各种体验的欲望，只要能负担，我就去尽可能多的地方，获取尽可能多的体验。我陷入爱河，也有了愉快的生活安排。

而到了1989年8月，那时我25岁，母亲诊断出卵巢癌，我无可挑剔的世界开始崩塌。假如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会完全不同；假如故事的发展不那么悲剧化，也许我一生都会有抑郁倾向但不会崩溃；或许我会在晚些时候崩溃，让抑郁成为我中年危机的一部分；也或许我还是会在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方式崩溃。如果我情绪的第一段历程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则是触发期。大多数严重抑郁都会有轻微的抑郁前兆，这些前兆很多都未被注意，或者原因不明。当然，也有很多从未患过抑郁的人，在回看他们的人生经历时，能找到一些能称得上抑郁前兆的时段，这些时段所以被遗忘，是因为它们可能引发的病症从未真正形成。

我不想详述一切是怎样一点点分崩离析的。对那些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很清楚；而对那些不了解的人来说，大概是怎样也解释不清的，就像对25岁时的我一样。只消说很可怕，就够了。1991年，母亲去世了，时年58岁。我悲痛欲绝。尽管我流了许多眼泪，感到莫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依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在母亲过世后的那段时间，我状况都还好。我悲伤且愤怒，但没有失去理智。

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我告诉那位女分析师，在开始之前我需要一个承诺：除非她身患重病，否则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把分析进行下去，直到我们完成它。当时她已年近70。她同意了。她是一位富有魅力、充满智慧的女性，有时让我想到我的母亲。我依赖于我们每天的会面，好持续遏制住我的悲痛。【45】

1992年初，我与一位聪明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子相恋。在我们交往的时间里，她既奇妙无比，又很难相处。我们关系动荡，但大部分时候也很快乐。1992年秋天，她怀孕了，做了堕胎手术，这让我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丧失。1993年第四季度，我30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商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的齿轮又滑落了一个。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在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的长途往返令她疲惫不堪。之前我已经感到自己在和我们双方的合作脱节，也考虑过结束分析；但当她说出这个消息时，我仍然无法克制地大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个常哭的人，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还没那样痛哭过。我感到彻头彻尾的孤寂和背叛。之后，在她退休前，我们又花了几个月（她不确定需要多久，结果用了超过一年时间）来完结分析的工作。

还是那年3月，晚些时候，我向这位分析师称诉我失去了感受力，某种麻木已经影响了我与所有人的关系。我不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了下来。画家格哈德·李希特曾写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明白。彻彻底底。而这样的不幸甚至不会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发现所有强烈的情感都不见了，只剩下令人躁动不安的焦虑。我一向情欲（力比多）旺盛，还常因此搞出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蒸发了。对肌肤之亲或浓情蜜意的渴求我本习以为常，而此刻却感受不到分毫，无论是街上的众生，还是一度相知相爱的熟人，都不能将我吸引。即使在声色场所中，我也一直走神，想着我还有什么东西没买，还有什么工作没做。我由是感到正在失去自我，不禁惶恐。于是我把一点点的愉悦“安排”进我的生活。1994年整个春天我都去参加聚会，试图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没有成功；我去看朋友，试图跟他们拉近关系，但也不奏效；我买下过去一直想要的昂贵物品，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从未尝试过的极端事情，看色情电影，向色情应召者购买极端的服务，想要唤醒我的情欲。这些新尝试并未让我特别害怕，却也无法给我任何愉悦，甚至谈不上任何疏解。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抑郁了。我们一起试图寻找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那种脱节感在缓慢却又无情地不断加剧。我开始称诉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让我喘不过气，缠得我脱不了身：我看到有人打过电话，通常是朋友，我就把这看作是千钧重担。每次我回了电话，就会有更多打进来。我也开始害怕开车。晚上开车时，我看不到路，眼睛也越发干涩。我总是觉得会忽然偏向，撞上防护栏或者另一辆车。驾驶在高速路上，我会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开车了，只能惊慌失措地把车停在路边，一身冷汗。为了避免开车，我开始留在城里过周末。分析师和我一同回顾这种不安的忧郁从何而来。我忽然想到，也许我和女友分手就是因为我那时已陷入了早期抑郁阶段，又或者是那段关系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我的抑郁。我试着找出症结，不断重新确定抑郁的开始时间：从分手时起，还是从母亲去世时，从母亲开始患病的那两年，从前一段关系结束，从青春期，还是从出生起？很快，我只觉得所有时刻、所有行为，都是抑郁的征兆。但当时我经历的还只是神经性抑郁，更多的是焦虑的悲伤，尚未丧失理智。情况似乎还在我控制之下，我所承受的好像是过往痛苦的某种持续，很多健康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熟悉这种体验。抑郁的降临犹如成年的到来，也是步步渐进的。【46】

到1994年6月，我开始感到持续的厌倦。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虽然好评如潮，我却没什么感觉。我漠然地读着书评，无时无刻不感到疲惫。7月我回到纽约的家中，发现社交活动让我不堪重负，连交谈也成了一种负担。一切看起来都不值得那么努力。坐地铁更是难以忍受。当时我的分析师尚未退休，她说我已罹患轻性抑郁。我们讨论抑郁的原因，好像为一头野兽命名就能驯服它一样。我认识的人太多，做的事也太多，我想我可以试着削减一下。

8月末，我突发肾结石，这种不适以前也有过一次。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他保证说会通知医院，让我尽快进急诊室。但我到了医院后，却似乎没人接到过任何通知。肾结石疼痛难忍，我坐在那儿等待时，感觉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泡到了酸液里，已经一层层地侵蚀到神经赤裸裸的核心。我几次向几名护理人员诉说我的疼痛，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行动。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忽然折断了。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的小隔间里，我开始尖叫。他们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吗啡。疼痛有所缓和，但很快又回来了。五天里，我在医院进进出出，插了四次导尿管；最后，吗啡的剂量用到了最大，还要每几个小时注射一次杜冷丁。医生说，我的肾结石显示得不清楚，所以不适合做起效较快的体外碎石术。动手术是可以，但会很疼，也许还有危险。我原本不想打扰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这会儿我想联系他了，因为母亲之前一直在这家医院住院，他很熟悉这里，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然而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会排出来的。我肯定你会没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那段时间，我每晚睡眠不足3小时，还在写一篇关于聋人政治政策的超长文章，昏昏沉沉地跟事实核查员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要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了。我对一位朋友说：“如果这疼痛再不停止，我就要自杀了。”我此前从未说过这种话。【47】

出院后，我时刻都在害怕。无论是疼痛还是止痛药都在损害我的心智。我感到结石可能还在我体内，可能还会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我跟一个朋友回到我的公寓，拿了些东西就搬了出去。那是流浪的一周，我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他们白天几乎都要去上班，我就待在他们的家里，不上街，注意决不离电话太远。我还在服预防性的止痛药，感到有点失去理智了。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一种不理智、任性、恶劣的愤怒。我责备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试着解释他只是想要表达得知我患的不是绝症后松了口气。他说我当时在电话上颇为淡然，让他觉得放心。我却进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至今我都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变成了那样。我拒绝跟他讲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儿。我时不时给他打电话，在答录机里留言，通常第一句话是：“我恨你，我希望你已经死了。”我靠安眠药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后来我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不算严重，却把我吓得半死。回想起来，我只能说那一周我完全失了理智。

那周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当时正值美丽的夏末时节。我本来差点取消了旅行，但后来听说婚礼附近有家医院，了解了一下医院的详细信息后，我决定去参加试试。我周五晚上到，正好赶上晚餐和方块舞的环节（我并没有去跳舞）。我见到了一位半熟人，十年前在大学就认识，但交往很少。我们谈天说地，我感受到了在那几年中最丰富的情绪。我觉得自己容光焕发，陶醉其中，都没去想会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从一种情绪到另一种情绪，我的转变近乎荒唐。【48】

佛蒙特婚礼之后，我的状态又一路下滑。我的工作状况越来越差。我取消了去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觉得那趟旅行完全超出我的掌控范围，尽管一年前我还频繁往返伦敦，没遇到什么困扰。我开始感到没有人会爱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进入一段关系了。我完全失去了性欲，饮食也变得不规律，因为我很少感到饥饿。分析师说那也是抑郁。我开始厌倦这个词，也厌倦了这个分析师。我说我没有疯，但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问她是否认为最后我还是得服抗抑郁药，她告诉我避免用药是勇敢的选择，我们可以一起克服一切问题。那段对话是我最后一次主动发起的对话，而那些感受则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后的感受。

重性抑郁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大部分与退缩有关，但激越性或说非典型抑郁可能会有更强烈的负面症状，与没精打采的消极被动不同。这些特征通常很容易识别：睡眠、食欲、精力都被扰乱。重性抑郁通常会让人对拒绝更为敏感，还可能伴随着自信和自尊的丧失。它似乎同时取决于于下丘脑功能（管理睡眠、食欲、精力）和大脑皮质的功能（将体验转译为人生观和世界观）。作为躁郁症一个阶段而出现的抑郁，由遗传决定的概率（约80%）远大于一般的抑郁（约10%～50%）。尽管一般来说躁郁症对治疗的反应更明显，但却较难控制病情，特别是抗抑郁药可能会引发躁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是有时会突发所谓的混合状态，这种情况下人会产生“躁狂的抑郁”——充满了负面感受，同时还会无限夸大这些感受。这是引起自杀的一个主要情况。如果服用抗抑郁药的同时没有服用治疗双相障碍必需的情绪稳定剂，就可能引发这种状况。抑郁可能令人萎靡，也可能使人激越（非典型）。如果是前者，你只觉得什么事都不想做；如果是后者，你会想要自杀。崩溃是转向疯狂的前奏。借用一个物理学的比喻，物质的非典型行为皆是由隐藏的变量决定。这也是一种累积效应：不管你能否看到，与抑郁相关的因素长年累积，就会引发崩溃，这个过程常会持续一生。没有人一生都未经历过任何绝望，但有人到了离悬崖边缘太近的地方，而有人能让自己远离悬崖，在安全范围之内悲伤。一旦你跨过了边缘，规则就全变了。所有用平常语言书写的文字现在看起来都像天书，所有转瞬即逝的事物现在都缓慢无比，睡眠变成了清醒，而清醒则变成了一连串无关联、无意义的画面。你的感官慢慢地，把你遗弃在抑郁之中。“有那么一瞬间，你能感到某种化学过程正在进行，”一位抑郁的朋友马克·韦斯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呼吸在改变，发出恶臭；我的尿闻起来也很恶心；我的脸在镜子里变得支离破碎。我知道，抑郁来了。”【49】

才3岁时，我就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小说家。那之后，我一直期待出版一本自己的小说。30岁时，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出版前我已经计划好了一个巡回朗读会，但之后我就痛恨这个想法。一位好友主动要帮我在10月11日开一个新书庆祝聚会。我喜欢聚会，也喜欢书，我知道自己应该欣喜若狂，但事实上我完全没有兴趣邀请很多人，在聚会上也疲惫得没法久站。掌管记忆和情感功能的部位分布在大脑各处，但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当掌管情感的边缘系统受影响时，记忆也会受到波及。在我的记忆中，那场聚会只有模糊不清的轮廓和暗淡的颜色：灰色的食物，土黄色的人影，室内的光线浑浊不清。我确实记得的是，整场聚会中我都汗流不止，只想拼死逃离现场。我想把一切都归咎于压力。我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住自己的形象，这股冲动支撑着我。我做到了，似乎没人注意到有任何异样。我熬过了那个晚上。

当晚我回到家，开始感到恐惧。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抱着枕头以求慰藉。接下来的两个半星期里，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就在我31岁生日前不久，我彻底崩溃了。我这整个人似乎都塌陷了。我不再和任何人出门。父亲主动提出为我组织一场生日聚会，但我受不了这个想法，最后我们决定只是跟四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去一家我最喜欢的餐馆吃饭。在我生日前一天，我只出了一次门，买了些副食杂货。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小腹，弄了一身粪污。我匆匆赶回家，感到秽物在蔓延。我一进门，把购物袋扔在一旁，冲进洗手间，脱掉衣服，然后就去了床上。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第二天也起不了床。我知道自己没法去任何餐馆了。我想给朋友打电话取消约会，但我也打不了电话。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想说话，试图搞明白该怎么做。我移动我的舌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已经忘了要怎么说话。然后我开始大哭，却没有眼泪，只发出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我仰面躺着，想要翻身，却也记不得该怎么翻身。我努力去想翻身这事该怎么做，但这个任务仿佛异常艰巨。我想也许我中风了，又哭了一会儿。到下午大概3点钟时，我终于能下床去洗手间，然后又回到床上抖个不停。万幸，父亲打来了电话。我接了电话，语声颤抖地说：“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安排。”“怎么了？”他一直问我，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50】

在你绊了一跤或脚底一滑，却还没来得及伸手止住自己跌倒时，你会有一瞬间感到地面迎面扑来，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那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惧。而我却成小时成小时地陷于这种恐惧之中。焦虑到这样一种极端的程度，感觉很诡异。你总是觉得想要做点什么，总是觉得有种情感你无法获得，总是觉得身体需要面对某种了不得的急迫和无法疏解的不适，就像你一直觉得胃里恶心想吐却没有嘴一般。抑郁时，你的视野会越来越窄，开始封闭，好像看电视时受到强大的静电干扰，你能看到一点画面，却又不能真的看清，除非有特写镜头，否则你都看不到人脸——一切都失去了边界。空气黏稠阻滞，像一团捣烂的面包糊。抑郁好像失明，一开始黑暗渐渐袭来，直到把你整个包围；又好像失聪，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少，直到可怕的寂静笼罩了一切，而你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穿透这寂静。那感觉好像你身上的衣服慢慢都变成了木头，手肘和膝盖于是越发僵硬、沉重，而这份孤立隔绝的一动不动终会使你萎缩，将你摧毁。

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来到我的公寓，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幸好父亲有钥匙。我已经快两天没吃东西了，他们想让我喝点汤。大家都觉得我一定是染上了什么可怕的病毒。我喝了几口，然后吐了自己一身。我不停地哭。我恨我住的地方，却没法离开它。第二天，我想方设法去了分析师的工作室。我苦苦搜索着词语，说：“我想我得开始吃药了。”“我很抱歉。”她说，并给一位精神药理学家打了电话，后者一小时后可以和我见面。我的分析师亡羊补牢地认识到我们需要寻求帮助。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说他的督导告诉他，如果他让某位患者开始用药，就要停止对这位患者的分析。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让我的分析师一直鼓励我避免用药？还是她也相信了我那时挣扎着维持的状态？我永远不会知道。【51】

那位精神药理学家俨然是从一部精神病医生电影里走出来的：他诊室的墙上贴着褪色的芥末黄丝绸壁纸，安着老范儿的壁式烛台，屋里还堆满了《成瘾至死》《自杀行为：寻找灵魂经济学》之类的书。他已年过七旬，抽着雪茄，说话带中欧口音，穿着绒毡拖鞋，有着优雅的战前时代举止和友善的微笑。他问了我一连串问题：我上午和下午的感觉相比怎样？对任何事情发笑有多困难？我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吗？我的睡眠和饮食有什么变化？我尽力回答了他。在我吐露了我的可怕经历后，他平静地说：“嗯，嗯，确实很典型。别担心，我们很快会让你好起来。”他开了一张赞安诺（阿普唑仑）的处方，又四处翻找另一种药左洛复（舍曲林）的“新人礼包” ，然后详细地指导我如何开始服药。“你明天要再来，”他微笑着说，“左洛复得要一段时间才能起效，但赞安诺会马上缓解你的焦虑。不要担心药物上瘾之类的问题，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一旦我们减轻了你的焦虑，就能把你的抑郁看得更清楚，然后解决它了。别担心。你这组症状很常见。”

开始服药的第一天，我就搬进了父亲的公寓。那时父亲已年近70，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很难忍受生活中的巨大转变。我要赞美父亲，不仅因为他的无私奉献，更因为在那段艰难的时期，他凭借灵活的心智和精神明白了该如何支持我，并以莫大的勇气成为了我的支柱。他把我从医生诊室接回家。我没带换洗衣服，但其实也用不着，因为接下来的一周我几乎没下床。那时，惊恐是我唯一的感觉。如果我服用足量的赞安诺，就能缓解惊恐，但足量的药又足以让我陷入昏睡，浑浑噩噩，梦境不断。那些天我都是这么过的：我醒来，知道自己正在极度惊恐中。我只想服用足量的抗惊恐药，好再次入睡，我想要一直睡到我好起来。几小时后我再次醒来，想吃更多的助眠药。无论自杀还是穿衣，对我来说都是太复杂的事项，我才 不 会花几个小时去想要怎么做这样的事。我的所有希望就是“它”能停止，而我也说不出来“它”具体是什么。我几乎说不出话。我一向对文字感觉亲密，那时它们却忽然变成复杂难解的隐喻，使用文字要花费的精力远超过我的能力。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写道：“忧郁终结于意义的丧失……我渐渐沉默，直至死亡……忧郁者讲起自己的母语，也像个异乡人。他们那无生命力的语言预示了他们的自杀。”抑郁像爱一样，都是陈辞滥调，如果不用那些甜腻的流行词藻就很难说出口；对抑郁的体验是如此生动，别人似乎完全不可能理解任何类似的感受。艾米莉·狄金森对这种崩溃的描述，可能是至今最为精妙动人的笔墨：【52】

我感到头脑中有场葬礼，

往来的吊唁者脚步杂沓，

踩啊——踩啊——直到

那种感觉破茧而出——

等所有人都已就坐，

仪式开始了，像一面鼓——

敲啊——敲啊——直到

我感觉我的心渐渐麻木——

接着我听到他们扛起棺椁，

穿着同样的铅靴，

又一次穿过我的灵魂，吱嘎作响，

然后空中——响起钟声，

仿佛诸天都变成了一口丧钟，

存在不过是一只耳朵，

而我，和沉默，是异类异族

在这里，残毁，孑立——

然后，理智的一块木板突然断裂，

我向下坠落，坠落——

每次跌落，都撞上一个世界，

于是，知觉覆没——

很少有文字记述这一事实：崩溃总是荒谬可笑。但为了寻求尊严，也为了寻求赋予他人的痛苦以尊严，这一事实很容易被忽略。然而，如果你陷入抑郁，这就是你真实、真切而明显的体验。在抑郁中的时间概念常不真实，几分钟都好像数年艰辛。我还记得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痛哭，因为我太害怕，怕得无法起来淋浴，可同时我又知道淋浴没什么可怕的。我在心里不停重复着一连串的单独步骤：你起身把脚放到地板上，站起来，从床边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喷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擦抹身体，冲洗干净，迈出浴缸，擦干自己，走回床边。12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耶稣背着十字架走的受难之路一样艰难。但是理智上我很清楚，淋浴很简单的，好些年来，我每天都淋浴，做得非常快，非常理所当然，完全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这12个步骤完全能做到。我也知道甚至可以找别人帮忙做其中几个步骤，我就能有几秒钟的喘息时间不需要去想那么多，别人可以帮我把浴室门打开。我觉得我自己大概能做到两三个步骤，使出全身力气的话，我可以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接着，我会感到非常无力、恐惧，只能转身扑倒，脸埋在床里，脚却还在地上。有时我又会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还因为这种无能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全世界的人都在淋浴，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然后，我就会又想到那些人也有家庭，有工作，有银行账户，有护照，有晚餐计划，也有自己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像是癌症、饥饿、失败、孩子夭折、孤独寂寞……相比之下我的问题简直不值一提，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无法翻身，一直要等到几小时后，父亲或是某个朋友会走进来，帮我把脚抬回床上。这个时候，淋浴的想法已经变得愚蠢而不现实，而我也会变轻松，因为脚又回到了床上，我可以继续躺在那给我安全感的床上，同时心里感到荒唐。有时候，在我内心一个静静的角落，会有一点点笑声，嘲笑这种荒唐。我现在觉得，正因为我还能看到这一点，才让我挺过了这一切。在我心底，总有个冷静而清晰的声音，它说，别再这么多愁善感了，别再瞎闹了。脱掉衣服，换上睡衣，上床睡觉；早上起床，穿好衣服，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总是听到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我的母亲。当我细想失去了什么时，只感到一份悲伤和可怕的寂寞。“如果我退出这场消耗战，会有任何人——不是那些炙手可热的文化中心，而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我的牙医——真的在乎吗？”达芙妮·默金在一篇自白式的文章中写到她自己的抑郁：“如果我一去不回，再也不扮演我的角色，人们会为我哀悼吗？”【53】

到傍晚时分，我一般就能起床了。大多数抑郁都有昼夜变化的规律，白天会严重，晚上则减弱，转天早晨又再严重。晚饭时我吃不下东西，但会起来跟父亲一起坐在餐厅，他为了陪我取消了其他所有安排。这时我也能说话了，会尽力解释我的情况。父亲点头，坚定地向我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然后试着让我吃点东西，把我的食物切成小块。我不要他喂我，我已经不是5岁小孩了，但当我去叉起一块羊排都败下阵来时，他就会为我叉好。这时他就会记起，我很小的时候他喂我吃饭，逗我说让我保证等他老得牙都掉了的时候，我会为他切羊排。他一直和我的一些朋友有联系，有的朋友还是会给我打电话。晚饭后我会感觉好一些，可以给一些朋友回电话。有时甚至也会有人在晚饭后来看我。通常我竟然还能克服困难，在睡觉前冲个澡！洗澡带来的胜利感和干干净净的感觉，比穿越沙漠后喝到饮料还要沁人心脾。入睡前，赞安诺开始发挥作用但我还未感到困意时，我还会拿它和父亲及朋友开开玩笑，这种包围住疾病的亲密感太少有了，整个房间都能感到，有时我会因为感受到太多、承受不来，又开始哭泣。这时就该关灯了，我好再去睡觉。有时亲密好友会坐在我旁边，直到我慢慢入睡。有位朋友一度会握着我的手，给我唱摇篮曲。有些夜晚，父亲会为我念那些他在我小时候就给我讲的故事。我会制止他说：“两个星期前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了！”转而又说：“我曾经一天工作12个小时，然后晚上赶场参加四个聚会。我这是怎么了？”父亲还是会乐观地向我保证，我很快就能回到之前那样的状态。但那好像是在对我说，我很快就可以用面团捏出一架直升机，然后开着它飞向海王星。很明显，对我来说，我真正的生活，我从前过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回了。时不时地，惊恐会先提升上一阵，之后袭来平静的绝望感。这一切无法解释，不合逻辑。要告诉别人我抑郁了，简直令我难以启齿——我的生活是如此顺利，有这么多的爱，物质上也很富足。除了我亲密的朋友，对其他人我都捏造出一种“不明的热带病毒”，“一定是我去年夏天旅行时感染的”。对我来说，切羊排的问题成了一种象征。伊丽莎白·普林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写道：【54】

夜

又深又沉：这是

7月的纽约。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躲着，

痛恨着我那吞咽的需求。【55】

后来，我读到伦纳德·伍尔夫的日记，他这样描述妻子弗吉尼亚的忧郁：“如果不管她，她会什么也不吃，直到慢慢饿死。只是让她吃饱以维持身体健康，都异乎寻常地困难。在她的疯狂中总弥漫着一丝负罪感，其来源和准确的性质我实在不得而知，但与某些特定的方面有关，特别是食物和进食。在抑郁早期急性发作、有自杀危险的阶段，她会一坐几个小时，被无望的忧郁完全淹没，一言不发，对她说什么也都没有反应。到了吃饭的时候，她也完全不会注意放在她面前的那盘食物。我一般能劝她吃一点，但整个过程无比艰难。每顿饭都会花一两个小时；我必须坐在她旁边，把勺子或叉子放在她手里，不断轻声请求她吃一点，同时抚摩她的胳膊或手。大概每隔五分钟，她才会机械地吃下一勺东西。”

在抑郁中，总是有人告诉你，你的判断力会打折扣，而抑郁的一部分就是它会涉及认知。你崩溃了，不代表你的生活就不是一团糟。有些问题你以往数年都成功绕过避开来，但此刻它们都会突然出现，紧紧地盯着你。抑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试图安慰你、说你判断不准的医生，都错了。你确实是在触及生活中真正的可怕之处。之后，在服药起效后，你在理性上能接受这些打击，能更好应对，但你无法逃脱它们。抑郁时，过去和未来都淹没于当下一刻，就像个3岁孩子所面对的世界。你记不起来什么时候的感觉要好一些，至少是记不清楚；当然也无法想象未来什么时候会感觉好点。沮丧，就算是深深的沮丧，也都是暂时的体验，而抑郁是超越时间的。崩溃使你陷入了没有任何视角的境地。

抑郁发作期间，有很多事在发生：神经递质功能改变了，神经突触的功能也改变了，神经元之间的兴奋度会提高或降低，基因表达也发生了变换，额叶皮质的代谢水平会减退（通常的状况）或亢进，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的水平提高，大脑杏仁核、可能也包括下丘脑的功能紊乱，褪黑素（松果腺加工血清素生成的一种激素）水平改变，催乳素的分泌增加（对易焦虑个体而言，乳酸增加会引发惊恐），24小时间的体温变化减小，24小时间的皮质醇（一种应激激素）分泌失常，连接丘脑、基底神经核、额叶（又是大脑的中心）的神经回路紊乱，流向大脑优势半球的额叶的血液增加，流向枕叶（控制视觉）的血液减少，胃液分泌减少。很难知道该怎么理解所有这些现象：哪些是引起抑郁的原因，哪些是抑郁的症状，哪些只是恰巧同时发生。你也许会认为，TRH水平升高意味着是TRH引起了不好的感受，但事实上，给予高剂量的TRH，可能是对抑郁暂时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其实，身体在抑郁时开始分泌TRH，正是因为它有抗抑郁的能力。一般来说，TRH并不是抗抑郁剂，但在一段重性抑郁期后，可以作为抗抑郁药立即使用，因为大脑虽然在抑郁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但也能异常敏感地捕捉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脑细胞的功能很容易改变，在一段抑郁发作期，导致抑郁的病理性变化与抵抗抑郁的适应性变化，二者的比率决定了你会继续病下去还是会好起来。如果你服用的药物能够充分地激发或协助适应性的因素发挥作用，彻底压制病理性因素，那么你就打破了循环，大脑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运作规律。【56】

抑郁发作的次数越多，之后复发的可能也越大，从一生的时间来看，病情一般会越来越重，发作间隔也会越来越短。这种加速为这种疾病的运作机制提供了一些线索。抑郁的首次发作通常与不幸或其他“引燃”事件有关。卓越的心理学家凯·贾米森在自己学术类及普及类写作中都花了大力气试图转变人们对情绪障碍的看法，他观察到，有些人有发展出抑郁的遗传倾向，他们“就像干燥的碎薪，无法躲过也无力应对生活中飞溅的火星”。到了一定的时候，抑郁的复发就不再与环境有关。如果有一只动物，你每天都刺激它发作癫痫，那最终癫痫就会自动发作；即使你不再刺激，这只动物还是会每天发作一次。大脑的运作差不多遵循同样的方式，如果经历过若干次抑郁，大脑就会反复回到抑郁状态。这意味着，抑郁即使一开始是由外部的不幸事件引发，最终也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和生化过程。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生物精神病学部的主任罗伯特·波斯特解释道：“它不像我们之前以为的那样，是一种温和的病症。它有复发和愈加严重的倾向，因此，一个人如果有过好几次发作，就应该考虑长期的预防性治疗，以避免那些可怕的后果。”凯·贾米森激动地捶了下桌子，继续这个话题：“抑郁可不是个无伤大雅的东西。要知道，抑郁除了让人处于悲惨、痛苦、毫无建设性的状态之外，最要紧的是，它会夺走人的生命。不只因为抑郁会导致自杀行为，还因为抑郁会提升心脏疾病的发生率，降低免疫反应，等等。”经常是，原本服药有效的病人，如果不断经历服药又停药的过程，药物就会不再有效；每次发作，抑郁转变为无法根治的慢性病的风险都会上升10%。波斯特解释说：“这有点像，对早期癌症，药物会非常有效，而一旦癌细胞转移，药物就不行了。如果发作的次数太多，大脑的生化过程就会发生不良的、很可能是永久性的改变。而发展到这种程度时，很多心理治疗师却还在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如果抑郁已经开始自动发作，再去关心引起第一次发作的压力源还有什么意义？已经太迟了。”那样做不过是小修小补，却再也无法恢复完整了。【57】

有三个独立事件总是同时发生：血清素受体减少，皮质醇增加，抑郁。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先后顺序，这好像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解之谜。如果动物脑内的血清素系统受损，皮质醇水平就会上升。如果提高皮质醇水平，血清素就也会下降。如果给一个人施加压力，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因子（CRF）就会上升，引起皮质醇水平上升。如果一个人抑郁，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这些都意味着什么？过去十年来，重点物质都是血清素，美国最常用的抗抑郁疗法都在试图提升脑内血清素的功能水平。每次去影响血清素，也都同时调整了大脑的应激系统，并改变了皮质醇水平。伊丽莎白·扬在密歇根大学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她说：“我不会说皮质醇引发了抑郁，但它可能会令一些轻性的抑郁状况恶化，产生真正的抑郁症状。”皮质醇一旦生成，就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绑定——后者会吸收周围过多的皮质醇。这个过程对于身体的整体调节都极为重要。事实上，糖皮质激素受体会激活或关闭某些基因的表达，当大量的皮质醇令少数糖皮质激素受体超负荷运转时，系统就会过载。“就好像一个供暖系统，”杨说，“如果恒温器的温度感应器安装的位置变得通风，即使房间热得烤人，供暖也不会停止。如果你在房间里多布几处感应器，系统就可以恢复正常运转。”

一般情况下，皮质醇的水平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以24小时为周期，皮质醇在早晨升高（让你能起床），然后在白天逐步下降。而抑郁患者整天都会维持较高的皮质醇水平。本来是抑制性的神经回路令皮质醇水平在白天不断降低，而这回路现在出了问题。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抑郁者早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惊惧，而这种感受会持续一整天。那么，通过直接调节皮质醇系统而不是血清素系统，来调节抑郁，就是可能的。其他机构的研究者基于密歇根大学的这些基础研究，尝试用一种降皮质醇药物酮康唑来治疗抑郁患者，有近70%的患者表现出了明显改善。酮康唑现在仍会引起过多副作用，还不是理想的抗抑郁药物，但有几家大型制药公司正在研发相关药物，可能不再有这些副作用。不过这类治疗需要严格管理，因为人要回应紧急状况，皮质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肾上腺能量帮人迎难而上，抵抗炎症，做出决策，下定决心，以及最重要的，在感染性疾病来袭时启动免疫系统。【58】

近来研究者在狒狒和航空管制人员身上进行了皮质醇运作模式的研究。皮质醇长期偏高的狒狒有偏执妄想的倾向，不能分辨真正的威胁和轻微不适的状况，很可能会去死命争抢一根香蕉，哪怕旁边一棵树上果实累累。而在空管人员中，心理健康者的过度工作程度和皮质醇水平之间有着准确的相关性，而心境不佳的空管，皮质醇会随时随地飙高。一旦皮质醇与压力的相关性受到扰乱，你就可能为“香蕉”而歇斯底里，会发现遇到的每件事都充满了压力。“这就是抑郁的一种形式，当然，抑郁本身也让人充满压力”，杨从观察中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螺旋式坠落的过程。”

一旦你压力过大，导致皮质醇水平不断攀升，你的皮质醇系统就会受损，之后会变成一被激活就很难停下来。此后，经历了小创伤而升高的皮质醇水平，也无法像在一般环境中那样恢复正常。就好像任何事物只要损坏过一次，会容易一再损坏，所需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小；皮质醇系统也是如此。一些人在体力透支后发作过心肌梗死，对他们来说，哪怕是安坐在扶手椅上也容易复发——心脏已破旧不堪，有时不用多大负担就会让它罢工。心智也遵循同样的规律。【59】

某些事物可用医学解释，不代表它就与心理社会原因无关。“我太太是内分泌专家，”扬的同事胡安·洛佩兹说，“她给有糖尿病的孩子看病。糖尿病当然是胰脏的疾病，但外在因素会产生影响。不只是你吃什么，还包括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在环境糟糕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常会情绪失控，血糖指标也一团糟。但这个事实并不会把糖尿病变成一种精神疾病。”在抑郁中，心理压力会转换为生物性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一个人处于极度压力下，就会释放CRF，这常会触发抑郁的生物表现。帮助你避免过度压力的心理技术也有助于将皮质醇和CRF保持在较低水平。“都在你基因里，”洛佩兹说，“你没法改变它们。但有时你可以控制它们如何表达。”

洛佩兹回到了最直接的动物模型上开展他的研究。“如果你忽然给一只大鼠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说，“大鼠的应激激素就会保持在很高水平。如果这时再去看它的血清素受体，就会明显看到这些受体已被压力损毁。处于高度压力下的大鼠大脑与极度抑郁的大鼠大脑状况非常相似。如果给它注入改变血清素的抗抑郁药，它的皮质醇最后会回归正常。有些抑郁很可能主要与血清素有关，有些可能与皮质醇关联更紧密，而大部分是这两种敏感因素的混合。这种病理生理机制中，也包括这两个系统间的交互影响。”这项大鼠实验做出了发现，而在人类大脑中更高级的前额叶皮质里，也包含很多皮质醇受体，这可能也与人类复杂的抑郁有某些关系。自杀者的大脑显示极高水平的CRF——“极为超量，就好像一直把这种成分大量灌注进他们身体一样。”他们的肾上腺体积比其他死因的人要大，因为较高的CRF会引起肾上腺系统的膨大。洛佩兹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自杀者的前额叶皮质中，皮质醇受体确实表现出明显的减少（意味着该区的皮质醇并未适时清理完毕）。洛佩兹说，研究的下一步是要观察那些承受巨大压力，但仍能继续正常工作生活的人。他问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化应对机制？他们怎么有这样的复原力？他们大脑中CRF释放的模式是怎样的？他们的受体呈现什么状况？”

洛佩兹和扬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约翰·格雷登，则关注持续压力与持续抑郁状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如果你承受过大压力的时间太长，皮质醇一直维持在过高水平，那么特定的神经元就会开始受到破坏，而这些神经元本来应该发挥调节反馈回路、在压力解除后调低皮质醇水平的作用。最终，大脑的海马体和杏仁核会因此受损，这是神经元网络组织的流失。你陷入抑郁的时间越长，受损就可能越严重，会导致周围神经病变：你的视力开始衰退，还可能产生各种其他异常。“这说明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不仅要在抑郁发作时治疗它，也要阻止抑郁复发。”格雷登说，“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策略是有问题的。抑郁复发者必须永久服药，而不是反复停药又服药。因为他们不仅要忍受重复多发的抑郁期之苦，也在蹂躏自己的神经元组织。”格雷登期待在未来，我们对抑郁产生的生理后果有更多理解，可以帮我们找到逆转这个过程的策略。“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将神经生长因子注入大脑的特定区域，让某些组织增殖生长。也许我们可以用其他种类的刺激，磁刺激或电刺激，促使特定区域的组织生长。”【60】

希望如此。服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药物依赖令人蒙羞。要一直记录跟踪，存下一叠叠处方单，这都是麻烦事。而一想到如果没有这些无止境的干预，你就不再能做那个你一直以来理解的自己，这样的念头更是有毒。我不确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戴隐形眼镜，没有它们我就几近失明，但我不会因为我的隐形眼镜、因为我需要它们而感到羞耻（当然我还是宁愿有完好的视力）。药物的长期存在好像是在提醒我有弱点和缺陷；而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是更希望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事物不受侵扰。

抗抑郁药大概会在服用一周后开始起效，但要过6个月之久才能完全发挥功用。左洛复让我感觉糟糕透顶，于是几周后，医生帮我调成Paxil（帕罗西汀）。我没有很热衷于帕罗西汀，但它确实有效，在我身上副作用也更少。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虽然超过80%的抑郁患者服药都有效果，但只有50%的人首次服药就有效——无论是哪种药物。同时，还有个可怕的循环：抑郁的症状本身也导致抑郁。孤独令人抑郁，但抑郁也导致孤独感。如果你无法正常生活，你的生活当然就会如你所料地变得一团糟；如果你没法讲话，也没有性的冲动，你的社交生活和情感生活也就随之消失，那也真的很令人抑郁。大多数时候，每一件事都让我太过沮丧，以至于我无法因具体的某件事而沮丧；这是我能忍受疾病带来的情感丧失、愉悦丧失、尊严丧失的唯一途径。生日之后，我马上就要做新书的巡回朗读会，这太麻烦了。我要去不同的书店和活动现场，站在一群群陌生人面前，大声读出我小说中的段落。这简直是在炮制大型灾难，但我下定决心要挺过去。在纽约的第一场朗读会前，我花了四个小时泡澡，然后一位也曾与抑郁斗争过的好友帮我冲了个冷水淋浴。他不仅帮我把水打开，还帮着我解决了那些要命的麻烦，比如扣子和衣带之类的，还一直站在浴室里，好等我冲完澡后能再帮我从浴室出来。之后，我去会上朗读了，感觉嘴里好像都是婴儿爽身粉，听也听不清，还一直担心自己要晕倒，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结束后，另一个朋友帮我回到家，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我已经不再哭了：如果我服了足量的赞安诺，就能控制住紧张。我仍然觉得自己几乎无法从事日常的活动，每天我都早早地在惊恐中醒来，需要几个小时克服恐惧来让自己下床；但我已经能强迫自己每天出门一两个小时，接触外界。【61】

抑郁的恢复很缓慢，每个人能恢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一位精神健康工作者这样描述自己与抑郁持续抗争的过程：“它从未真正离开我，我每天都在跟它奋战。我在服药，这有帮助；我也刚下定决心不向它拱手认输。你知道吗，我有个儿子，也承受着抑郁之苦，我不想让他觉得抑郁是不好好生活的一条理由。我每天都起床，为孩子们做早餐。有时我能在做好早餐后继续做其他事，有时我只能回到床上躺着，但我每天都会起床。我每天都会在某个时间来这间诊室。有时我会晚到几个小时，但我决不会因为抑郁而整天都不来。”我们谈话时，她的眼泪滚落下来，但她咬着牙，继续说：“上周有一天我醒来时感觉真的很差。我想法子下了床，数着步子走去厨房，打开冰箱。所有的早餐材料就放在冰箱靠里的位置，但我就是没法够到那么远。孩子们进来时，我就只是站在那里，盯着冰箱里面。我痛恨这样，痛恨在孩子面前这样。”我们谈着这种日复一日的抗争，她说：“像凯·贾米森或者你这样的人，能获得很多支持，帮你们撑过这一切。但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我也离婚了，要去寻找支持并不容易。”【62】

引发抑郁的常是人生大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梅尔文·麦金尼斯说：“一个人处在不稳定的状况时更易得抑郁。”伦敦大学的乔治·布朗是人生事件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他说：“我们认为，大部分抑郁在根源上都是反社交的；这是个独立病种，但大部分人如果处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中，都可能产生重性抑郁。人与人的脆弱程度当然不同，但我认为至少2/3的人都相当脆弱。”他通过25年的详尽研究提出，具有严重威胁性的人生事件是触发首次抑郁的重要原因。这些事件一般都包括某种丧失：失去一个重要的人，失去某种角色，失去对于你自己的某种认知；最糟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屈辱感、困缚感。正面的生活改变也可能引发抑郁，比如有了孩子，获得升职，或是结婚，这些事件引发抑郁的可能性不亚于死亡或丧失。

传统观点认为，在内源性抑郁与反应性抑郁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内源性抑郁由某种内在因素偶然引发，而反应性抑郁是对悲伤情况的极端反应。在过去十年，这种区分已经开始崩裂，人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抑郁都混合了反应和内源两种因素。耶鲁大学的罗素·戈达德向我讲述了他与抑郁抗争的故事：“我服用阿伸定（阿莫沙平），却导致了精神病，我妻子只好赶紧把我送医院。”他用Dexedrine（右旋苯丙胺）的效果就好多了。他的抑郁常因家庭事件而加剧。他告诉我：“我知道儿子的婚礼会很刺激情绪，而任何刺激情绪的事，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让我爆发。我想事先准备好。我一直痛恨电击疗法，但还是去做了。可一点用都没有。婚礼要开始时，我甚至下不了床。这让我心碎，但我就是完全没办法去参加婚礼。”这也给他的家人和家庭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妻子知道她什么都做不了，”戈达德解释，“她后来学会了就让我一个人待着，谢天谢地。”但家人和朋友经常无法做到这一点，也无法理解。有些人的态度则太过纵容。如果你把一个人视为完全残障来对待，他就也会这么看自己，这会让他真的完全失能，甚至达到他本不致如此的程度。药物的存在令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宽容。有一次我在医院里听到一位女士对她儿子说：“你有问题？把那个百优解吃了，克服问题，再给我打个电话。”建立合适的容忍度不仅对病人是必需的，对家庭也同样必需。“家庭成员必须要保护自己，”凯·贾米森有一次对我说，“要抵制绝望的蔓延。”【63】

有一点现在仍不清楚：究竟什么时候是抑郁触发了人生事件，什么时候是人生事件触发了抑郁。综合征和病症，二者界限模糊并相互引发：不幸的婚姻引发糟糕的人生事件，这些事件引发抑郁，抑郁又引发不良的关系，即不幸的婚姻。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表明：第一次重性抑郁发作通常与生人生事件关系紧密，第二次发作时关联就会减少，到第四五次时人生事件似乎就全无影响了。布朗也同意，超过某个特定的点后，抑郁就开始“自发而动”，变得完全随机、内源地发作，与人生事件脱钩。虽然很多抑郁者都经历过一些典型事件，但经历过这类事件的人，只有约1/5会发展为抑郁。很显然，压力会提升抑郁的发病率。最大的压力是屈辱，其次是丧失。对于有生理性脆弱的人来说，最好的防卫就是“足够好的”婚姻，这能消化外来的屈辱，将它们的影响最小化。“心理社会因素会导致生理的改变，”布朗承认，“重点是，那个脆弱的地方最开始一定是由外部事件触发的。”

就在我的新书巡回朗读会开始前，我开始服用Navane（替沃噻吨），一种有抗焦虑疗效的抗精神病药物，我们希望这种药能让我减少服用赞安诺的频率。我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我觉得我去不了，我知道，我一个人去不了。最后是父亲带我去了。我服了赞安诺，昏昏沉沉，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送出机场，再进酒店。药的作用很强，我几乎要睡着了，但在这种状态下我也应付了这些变化，而一周前这在我会完全不可想象。我知道，我做到的事越多，轻生的念头就会越少，所以这次旅途很重要。我们到达旧金山后，我在床上睡了大概12个小时。之后，在那里的第一顿晚餐上，我忽然感到了轻松。我们坐在酒店宽敞舒适的餐厅里用餐，我为自己点了菜。我已经连续好几天跟父亲在一起，但我完全不知道除了我之外，他的生活里还发生了什么。那晚我们聊了天，感觉好像是几个月没见一样。上楼后，我们坐下，继续聊到很晚。临睡时，我几乎欣喜若狂。我吃了房间迷你吧里的一些巧克力，写了封信，读了几页随身带来的一本小说，还剪了指甲。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回到这个世界了。

第二天早晨，我感觉还是跟之前一样糟。父亲帮我下床，打开淋浴喷头。他尽力想让我吃点东西，但我怕得都无法咀嚼。最后我还是喝了点牛奶，有几次都差点吐出来。我被一种阴冷的凄惨折磨着，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刚把一件宝贵的东西掉在地上摔碎了一样。那时，1/4毫克的赞安诺就能让我睡12个小时，但那天我服了8毫克，却还是紧张得不能安静坐着。到晚上我感觉好了一些，但也没有好太多。这就是崩溃在那个阶段呈现的状态：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一步。好像华尔兹的方块步一样。【64】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症状开始减轻。在一天中我状态变好的时间提前了，持续更久，也更常见了。很快我就可以自己吃东西。很难解释我当初的失能状态，但有点像我想象中自己垂暮之时的感觉。我的姑婆碧翠丝98岁时还很硬朗，99岁时每天起床后还会精心着装。如果天气不错，她还会走八个街区散步。她仍很在意穿着，也喜欢电话打上几个小时。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偶尔还会外出午餐。开始从抑郁中恢复时，你的状态就是 每天 都会起床穿衣。如果天气不错，你也能出去走走，甚至吃个午饭。可以在电话里聊天。碧婆婆散完步后不会气喘吁吁；她走得比较慢，但很享受散步的时间，也很高兴能出去。在抑郁的恢复阶段也是如此，并不是你完全正常地吃一顿午饭就什么都好了，就像碧婆婆能走八个街区并不意味着她能像17岁时那样跳舞一整夜。

崩溃阶段不会迅速或轻易地过去，情况会继续起伏不定。尽管我的某些抑郁症状似乎开始改善，但我不幸地对替沃噻吨起了少见的累积性不良反应。服用三周后，我开始失去直立的能力，走几分钟后我就必须要躺下来。这种需要就像呼吸一样，我完全无法控制。我去做一个朗读会，要紧紧靠在讲台上。读到一半我就要开始跳过一些段落，这样才能读完。结束后，我会坐在椅子上，紧紧抓着座位。一旦能离开房间——有时是假装要去洗手间——我就要马上再躺下。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伯克利的大学校园附近散步，她认为大自然对我有好处。我们只走了几分钟，我就觉得累了。我强迫自己继续，想着天气和空气会帮助我；之前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大概15个小时。自从我为了避免一口气睡50个小时而大大减少赞安诺的药量之后，我就开始再次感到高度的焦虑。如果你从未体验过焦虑，可以试想一种跟平静完全相反的感觉。在那一刻，所有的平静，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从我生命中剥离了。【65】

很多抑郁都会合并焦虑的症状。我们可以将焦虑和抑郁分开来看待，但就像来自南卡罗来纳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这位焦虑研究方面的领军专家所说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乔治·布朗则简要地概括：“抑郁是对过去之丧失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未来之丧失的反应。”托马斯·阿奎那曾提出，恐惧之于悲伤正如希望之于愉悦；换句话说，焦虑是抑郁的前兆。我在抑郁时体验到巨大的焦虑，在焦虑时也体验到巨大的抑郁，这让我理解了退缩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焦虑并非偏执，焦虑障碍患者对自身状况的评估与其他人差不多，不同的是焦虑改变了对评估的感受。约有一半单纯焦虑的患者会在五年之内发展出重性抑郁。如果说抑郁和焦虑都有着基因方面的因素，那它们都和同一组基因有关（这组基因还与酒精成瘾的基因联系在一起）。焦虑恶化而产生的抑郁，比单纯的抑郁引起的自杀率更高，康复也更困难。“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发作几次惊恐，”巴伦杰说，“就算是汉尼拔 也得屈服。人会被打成一摊糨糊，只能瘫在床上。”

10%～15%的美国人都在经受某种焦虑障碍。科学家认为，部分因为脑中的蓝斑核既控制去甲肾上腺素的生成，也控制小肠运动，所以至少一半的焦虑障碍患者也有肠易激综合征（IBS）；任何有过强烈焦虑的人都知道，食物一路滑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可以有多快。焦虑也涉及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2/3的情况下人生事件会牵涉其中，而且总关乎安全感的丧失。”巴伦杰说。某些抑郁特有的惊恐，有1/3是在无梦的深度睡眠状态，即δ波睡眠中发作的。“事实上，惊恐障碍源自让我们所有人都紧张的事物，”巴伦杰说，“我们治愈这些障碍，就好像是把人带回正常的焦虑状态。”惊恐障碍确实与程度有关。比如说，即使没有焦虑障碍，大多数人也会觉得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是种压力；而如果一个人有焦虑障碍，这种压力就可能恐怖得难以言表。我们每个人过桥时都会小心一些——它的承重可以吗？安全吗？——但对一个有焦虑障碍的人来说，要走过一座数十年来都交通繁忙的坚固钢架桥，就好像普通人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可怕。【66】

说到我的焦虑，那次我和我伯克利的朋友出去散步，做些锻炼。走着走着，我忽然寸步难行，就那么全身穿戴整齐地躺到泥泞之中。“起来，怎么也到那块木头上去。”朋友说。我却动弹不得。“就让我待在这儿吧。”我说，然后感觉到自己又哭了起来。我在那摊泥泞中躺了一个小时，感到水渗进衣服里，之后朋友几乎是把我架回车上。一度被磨去外层而完全裸露的神经，这时又好像裹了层铅。我知道这是场灾难，但知道这一点毫无用处。西尔维亚·普拉斯在她的小说《钟形罩》中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崩溃：“我就是没法做出反应。我觉得自己好似龙卷风眼，在一片喧嚣骚乱裹挟下向前移动，处在中心的我却麻木不仁，了无知觉。”我感觉我的头好像是被透明树脂包裹了起来，就像一只永远被困在透明镇纸中的蝴蝶。

那段时间，新书朗读会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任务，比我之前或之后遭遇过的任何挑战都更困难。为我组织这些巡回朗读会的一位宣传人员跟我一起参加了一大半的活动，后来我们成为了挚友。父亲同我一起走过了很多行程；我们不在一起时，他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给我。还有几位很亲近的朋友照顾我，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待过。我得说，我并不是个有趣的同伴；仅是这份深厚的爱，以及我对这份深厚之爱的体认，并不足以成为良药。但我也得说，如果没有这份深厚的爱和对它的体认，我也绝对无法也在自己心中找到深爱，凭它坚持完巡回朗读会。我大概只会在树林里找到一个地方躺下，冻僵而死。

到12月，那种恐怖感有所减轻。我至今不知道这是因为药物的作用，还是因为朗读会终于结束了。最后我只取消了一场朗读会。从11月1日到12月15日，我成功去了11座城市。在抑郁期间，我曾有过几次随机的窗口期，就好像雾霭忽然消散。简·凯尼恩，一位大半生都经受严重抑郁的诗人，曾这样写道抑郁中恢复窗口的浮现：

……带着某种困惑

和苦涩，

就好像有人为她自己

从未犯下的罪行获得宽恕。

我回到婚姻和朋友之中，

回到一串串粉色蜀葵近旁；回到

我的书桌、书本和椅子。

12月4日，我走进纽约上西区一位朋友家中，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还不错的时光。之后几个星期我都感到开心，不是因为那段不错的时光，而是因为我竟能感到不错。我安度了圣诞节和新年，表现得似乎就是从前的我。我之前体重掉了差不多15磅，现在又开始回升。父亲和朋友都祝贺我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也谢了他们。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离开我的仅仅是症状而已。我痛恨每天吃药，痛恨曾一度崩溃、失去理智，痛恨“崩溃”（breakdown）这个古板却中肯的词，它隐含着机械失灵之义。撑过巡回朗读会让我松了口气，但我也被所有还没撑过去的事搞得精疲力尽。我被这个世界打败了，被其他人和他们的生活打败了，我过不了他们的生活，也做不了他们的工作——甚至那些我永远都不想做、不必做的工作，也打败了我。我差不多又回到了9月的状态，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情况可以糟到什么地步。我下定决心，决不要再来一次这样的经历。【67】

这个半康复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是一个危险的阶段。在我抑郁最严重的时期，我连羊排都切不了，也就无法真正伤害自己。但在开始恢复的阶段，我感觉已经恢复得足够自杀了。我基本上已经能做之前做得到的所有事，只是仍然缺乏快感，完全无法体验到愉悦。我表面上仍在努力让自己好起来，但现在我有了能量思考为什么要努力，并且找不到像样的理由。我特别记得有个晚上，有个熟人说服我跟他去看电影，我去了，为了证明我能高兴起来。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别人的脸上有怎样的快乐，我都全部照做，虽然他们觉得有趣的那些段落实是让我痛苦。回到家后，我感到惊恐又回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悲伤。我到卫生间呕吐了好几回，就好像我对自身孤独的强烈感受成了我身体里的一种病毒。我想，我会孤独地死去，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我还想，那个正常、真实的世界，那个我生长于兹的世界，那个我相信也有其他人生活着的世界，再也不会敞开接纳我了。这些想法在我头脑里像炮弹一样炸开。我在卫生间的地上干呕，胃酸顺着食道上涌，我试图呼吸，却被自己的胆汁呛到。我那阵子吃得很丰盛，好让体重回升，这时只觉得那些食物好像全都要涌上来，我的胃也像是要里外翻个个儿，软趴趴地垂挂在马桶上。

我在卫生间地上躺了大概20分钟，然后爬出去，到床上继续躺着。我的理智清楚地告诉我，我又不行了，这个意识让我更加疲惫；但我知道如果让这种疯狂继续发展可不是什么好事。我需要听到另一个声音，哪怕只是短短几句话，来穿透我恐惧的孤独感。我不想给父亲打电话，因为我知道他会担心，而且我也希望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想跟一个头脑清醒又能安慰我的人说说话（但这个冲动很不明智：你发疯时，同样的疯人才是更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了解那种感受）。我拿起电话，打给一位老友，我们之前谈过用药，谈过惊恐。她那时一点就透，表现得也很开放。【68】

我想她能让我重获生机，让我免于堕落。那时大约是凌晨两点半。她丈夫接了电话，然后交给了她。她说：“喂？”我说：“嗨。”然后停了下来。“发生什么事了吗？”她问。情况当即明了：我无法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无话可说。这时有另一通电话打进来，是跟我去看电影的人，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买完汽水后不小心把钥匙混在找零里一起给了我。我翻了翻口袋，找到了他的钥匙。“我得挂了。”我对那位老友说，挂了电话。那天夜里，我爬上楼顶，太阳升起时，我感到这像一场闹剧一样荒诞。住在纽约，却试图跳六楼自杀，简直不知是怎么想的。

我不想坐在楼顶上，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让自己考虑自杀这种解脱之法的话，我很快就会内心爆炸，真的自杀。我感到这份绝望的致命触须缠绕着我的四肢，很快就会侵袭我的手指，而我需要这些手指拿起合适的药物，或是扣下扳机，而如果我死掉，这些将是我仅存的动作。我听得到理性的呼唤：“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下楼去吧！”但我也清楚，凭理性，我应该否认内心所有的毒。想到大限，我已经感到某种绝望的狂喜。如果我能像昨天的报纸一样用完即弃就好了！那样我就能静悄悄地丢弃自己，为消失而欣慰，在墓穴里欣慰——如果那是唯一能容下些欣慰的地方。

我自己也意识到了抑郁既脆弱又可笑，是这个念头帮我从楼顶下了来。我也想到父亲，他为我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这念头也帮到了我。我无法让自己相信会有人足够爱我，无法想象会有人在意我的消失，但我知道父亲这么努力地救我，如果最终没有成功，他会有多伤心。我一直想着有一天要为他切开羊排，我知道这是我的承诺，而我一向为自己从未违背任何承诺而骄傲，我的父亲也从未对我食言。这些想法终于让我走下了楼。那是清晨6点，我全身都被汗水和残露浸透，不久就发起了高烧。我回到公寓里，不再特别想死了，但也完全不想活着。【69】

拯救你的东西常常微不足道却意义重大。隐私感当然是一个理由：结束生命，会将你生活的不幸公诸于世。有位名人，极为英俊聪明，婚姻也很幸福，我高中认识的女孩子们都在房间墙上贴满了他的海报；而他告诉我，他在近30岁时曾罹患严重的抑郁，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自杀。“最后是虚荣心救了我，”他很真诚地说，“想到事后人们会说我无法获得成功，或者无法面对成功，还会嘲笑我，我实在受不了。”似乎名人和成功人士特别容易遭受抑郁之苦。又鉴于这世界充满了缺憾，完美主义者也有抑郁的倾向。抑郁会降低自尊，但在很多人格中，骄傲并不会被消解掉，而骄傲据我所知，是驱使人去抗争的最好动力之一。如果你的状态已经低落到连爱都近乎毫无意义，那么还有虚荣心和一份责任感能拯救你的生命。

楼顶事件发生后两天，我才又打电话给那位老友，她责怪我吵醒她后又消失不见。在她责备我时，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压倒性的怪异感，我完全无法解释。高烧和恐惧令我晕眩，我什么也没说。那之后她再也没怎么跟我说过话。我觉得她是那种珍视正常状态的人，而我已经变得太过特别。抑郁对朋友而言也是很难应对的状况。你会对他们提出就通常标准而言毫不合理的要求，而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适应力、变通性、知识或意愿来处理这种状况。如果你运气好，有些人的适应能力会让你大吃一惊。你能告诉他们你做得到什么，有什么希望。慢慢地，我学着接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能够处理面前的重性抑郁，有的就不能；大多数人不太喜欢听另一个人的不幸；很少有人能将抑郁与外在现实区分开；很多人更愿意相信，如果你在受苦，那总有原因和合理的解决方案。

我最好的朋友里，大多数都有点疯狂。他们把我的坦白视作一个邀请，令他们也可以坦白。我在与很多朋友的关系中都找到了一种信任，就像是存在于老同学之间或是前任爱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大量的相互了解带来的轻松感。我尽量谨慎对待那些过于理智的朋友。抑郁本身带有破坏性，也滋生破坏性的冲动：我很容易对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感到失望，有时还会责备那些令我沮丧的人，这当然是错的。无论什么样的抑郁过后，都需要做很多清理性的工作。我记起其实我还爱着那些一度想放弃的朋友。我试着重新建起被我废弃的东西。无论什么样的抑郁过后，都会有一个时刻要把打破的鸡蛋复原，把泼出去的牛奶收回罐子。【70】

1995年春天，我精神分析的最后阶段还在拖拖拉拉地继续着。我的分析师越来越接近退休。尽管我不想失去她，但我觉得这个挤牙膏般的过程极为折磨，好像是在慢慢揭开伤疤。似乎我又重温了一次加长版的母亲离世。最终我自己结束了它：有一天我走进诊室，忽然感到一阵清醒，于是宣布我不会再来了。

在精神分析中，我细细审视了自己的过去。我从那时开始认定，母亲也抑郁。我记得有一次她描述过那种身为独生女的孤寂感。成年后，她很易激惹。她把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力场，保护自己总能抵御无法控制的悲伤。但最好的时候，这也只能部分起效。我现在觉得，她之所以能免于崩溃，是因为她严格安排和管理着自己的生活——她是位惊人自律的女性。我现在也觉得，她对秩序那般热衷实是种幸运，而这源于她的痛苦，这痛苦一直被她严苛地限制在表面之下。我为她所忍受的痛苦而心痛，那些痛苦我已几乎无须再去忍受——如果我小时候已经有了百优解，那么她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我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更少的副作用，但我已经很感激自己生活的时代拥有了解决方法，而不是还在无知中挣扎。母亲有很多与困难一起生活的智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必需，而如果她活得哪怕再久一点点，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智慧了吧。回想这一切让我心酸。我经常想知道，如果她知道我的抑郁会说些什么，她是否会在其中看到什么似曾相识的东西，我的崩溃是否会令我们彼此靠近；但既然她的死就是引起我崩溃的至少部分原因，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直到失去她后，我才想到有什么问题要问她。尽管如此，我在母亲身上看到，一个人总是活在某种程度的悲伤中，是什么样子。

我一停药就停得很快。我知道这很傻，但我就是不顾一切地想摆脱药物。我想也许我能再次找回自己。这个策略并不明智。首先，赞安诺的突然停药反应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睡不好，感到焦虑和一种奇怪的不安，还时刻感觉好像前一晚喝了十多升的廉价白兰地一样。我眼睛疼痛，胃部翻滚，这可能是帕罗西汀的停药反应。晚上将睡未睡之时，恐怖无情地梦魇会来纠缠，我于是醒过来，心跳得扑通扑通。精神药理学家曾反复告诉我，当我准备停药时，应该慢慢来，并听从他的指导。但我的决心来得很突然，我怕失去它。【71】

我觉得好像有点找回了往日的自己，但过去的一年太糟糕了，也深深撼动了我，所以我虽然又恢复了正常的能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法再这样继续下去。这并不像恐惧那样是不理性的，也不是愤怒，而是相当合理。我已经活够了，现在只希望想办法在尽量不伤害身边人的情况下结束生命。我需要相信一些东西，也展示一些什么，好让所有其他人都理解我是多么绝望。我需要一些明显的病症，而不是看不见的障碍。我几乎毫不怀疑我选择的特定行为是高度个人化的，与我自己的神经症高度相关，但那种急切想要摆脱自己的决定，正是典型的激越性抑郁。我要做的一切就是让自己生病，那会给我某种许可。而我后来知道了，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这种想法在抑郁者中非常普遍，经常以自伤的形式体现出来，以此来让身体状态与精神状态相一致。我知道如果我自杀的话，我的家庭会遭到毁灭性的影响，朋友也会十分悲伤，但我觉得他们都会理解我别无选择。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得上癌症、多发性硬化或其他致命疾病，但我恰好知道怎么得上艾滋病，于是决定依此行事。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午夜后一个僻静的时间，一个带着玳瑁眼镜的矮胖男人来向我求欢。他把裤子拉下来，俯身向前，我就上了。我感觉这完全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我听到他的眼镜掉到地上，而我想到的仅仅是：我很快就会死，永远都不会像他一样又老又可悲了。有个声音在我脑海里说，我终于启动了这个过程，很快就会死，这么想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轻松和感激。我试着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人一直活着，为什么他会起床做一整天的事，只是为了晚上到这儿来。一道弯月挂在夜空，正是春天。

我并不想缓慢地死于艾滋，而是想用感染HIV病毒为借口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家之后，恐惧忽然来袭，我于是给一个好友打电话，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他一直宽解我，然后我去就寝。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感觉今天好像是大学的第一天、夏令营的第一天，或是新工作的第一天。这是我下一个生活阶段的开始。因为尝了禁果，我还决定做些苹果酱。撒手人寰现在可以信手拈来。我有了一种新的效能感，那种漫无目的的抑郁已经烟消云散。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寻找着机会，甚至不惜冒更大、更直接的风险，与我觉得是感染了病毒的陌生人发生关系。这些性行为并未给我任何愉悦，这让我很难过，但我太关注自己的目标，也就顾不上忌妒能享受到性福的人了。我从不知道那些陌生人的名字，从未去他们的家，也从未请他们跟我回家。我每周一次，通常是周三，去一个附近的地方，在那儿我能比较经济地获得感染自己的机会。【72】

同时，我也厌烦地经历着激越性抑郁的典型症状。我曾经有过焦虑，那是一种全然的恐惧；但这次的焦虑更多充斥着憎恨、痛苦、负罪感和自我厌恶。我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无常。我睡眠很差，极易激惹。我至少跟六个人不再来往，其中有一个还是我一度觉得自己爱上了的人。如果通电话时有人说了什么我不爱听的话，我就会砰的一声把电话狠狠挂掉。我批评每一个人。我很难入睡，因为我的脑海中总是跑过过去经历的那些小小不公，它们眼下变得令我无法释怀。我无法专注于任何一件事：通常我很喜欢在夏天尽情读书，但那个夏天我连一本杂志都看不完。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洗衣服，让自己有事可忙，让自己分心。如果被蚊子咬了，我会一直抓到出血，结痂后再揭开；我咬指甲咬得很厉害，结果手指也总是出血；虽然我从没真的去割自己，但全身上下都是伤口和抓痕。我的状况与当初让我崩溃的植物性（躯体性）症状非常不同，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仍然深陷在同样的疾病之中。

10月初的一天，在一次并不愉快的不安全性行为后——这次是和一名年轻男孩，他一路跟我到了一家酒店，在电梯里对我上下其手——我意识到我也可能在传染其他人，而这并不是我的目标。我忽然间很害怕已经把病传给了别人；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想危害世人。我已经用四个月来让自己感染，一共有过15次不安全性行为。该停手了，免得把疾病传得到处都是。而知道自己会死也缓和了我的抑郁，甚至很奇怪地削弱了我想死的愿望。我把那段生活抛在身后，重新变得体面起来。在我32岁的生日聚会上，我环顾四周，看到众多朋友来为我庆祝；我能够微笑，因为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个生日，我再也不会过生日了，我很快就会死。庆祝让人疲惫，礼物的包装纸也都没拆。我算着还需要等多久。我给自己写了一张备忘，日期是3月的一天，那时我最后一次不安全性行为已过去了六个月，我也会拿到我的测试结果，我的确认。这期间，我情况都还不错。【73】

我在几个写作项目上工作得卓有成效，组织了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家庭聚会，也为自己最后的节日而伤感。新年的几个星期后，我与一位朋友回顾了那些性行为的细节，他是HIV专家，并认为我很可能会没事儿。一开始我很沮丧，但随后我的激越性抑郁，或者其他什么让我做出那些行为的症状，开始缓解。我并不认为这些寻求HIV的经历起到了救赎作用，只不过是时间的流逝在治愈着驱使我走向极端的病态想法。抑郁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时，那崩溃的力量宛如狂风，无法抵挡，而离开时，则一点一滴，悄然无声。我的第一次崩溃就这样过去了。

对正常的执念，在明白无误的异常面前坚信自己的内在逻辑，这是抑郁的特色。本书中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如此，我一次又一次地与这样的故事相遇。然而，每个人的正常都不一样：正常可能是比怪异更私人化的一个概念。比尔·斯坦，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商，来自一个充满了抑郁与创伤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生于德国的犹太人，在1938年初用商务签证离开了巴伐利亚。他的祖父母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在家宅之外排在长队之中，虽然并未被捕，却目睹了众多友人、邻居被送到了达豪集中营。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身为一名犹太人，经历的创伤恐怖至极，比尔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后的六个星期里日渐衰颓，最终在圣诞节那天自杀。她自杀后的一个星期，比尔祖父母的出境签证双双寄到。最终只有他祖父独自离开。

比尔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结婚，婚后移居巴西，之后又在美国定居。他的父亲一直拒绝谈起那段历史；“德国的那段日子，”比尔回忆说，“仿佛完全不存在。”他们住在生机勃勃的城郊一条美丽的街道上，好像生活在不现实的肥皂泡中。也许部分因为他对现实的长期否认，比尔的父亲在57岁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抑郁崩溃，并在随后三十多年的人生中不断复发，直至去世。他的抑郁遵循的模式，也被他的儿子原样继承。他第一次重度崩溃发生在儿子5岁时，之后周期性地垮掉，其中特别严重的一次抑郁从比尔上六年级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

比尔的母亲来自一个更富有也更有权势的德国犹太家庭，1919年她一家离开德国，移居斯德哥尔摩。他的母亲个性强硬，曾掌掴一名对她无礼的纳粹上尉。“我是瑞典公民，”她对他说，“不许你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74】

到9岁时，比尔已经经历了数段漫长的抑郁。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都害怕睡觉，一旦父母睡了，他就要饱受精神折磨。之后几年，他这种怕黑的感觉有所缓解，后来又有几次轻度发作，而在1974年，他刚上大学后的第二个学期，这样的感觉又再次袭来，挣脱控制。“它简直就是我一个虐待狂室友，而我学业上的压力又很重。我焦虑得喘不过气来。”他回忆说，“我就是受不了那样的压力了，于是去了大学健康中心，他们给我开了安定（地西泮）。”

抑郁在夏天也并未缓解。“我在重性抑郁中时，常控制不住要腹泻。我记得那年夏天我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我害怕大二的新学期，也无法去面对大一那些考试成绩什么的。但当我回到学校，发现自己大一的成绩是全A，我真觉得一定是有人弄错了。发现并没有搞错时，我十分振奋，这把我拉出了抑郁的境地。”如果有诱因会触发崩溃，同样也会有诱因令情况好转，比尔就得到了他的诱因。“一天后我恢复了正常，但我对学业再也没有真正投入过，我放弃了我的抱负。如果你那时告诉我，我现在这时会做什么，和哪些人共事，我一定瞠目结舌。我那时毫无雄心壮志。”虽然比尔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但他仍然努力读书，努力得像个奴隶。他继续拿着全A的成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费这个力气，”他说，“我又不想上法学院什么的。我可能就是觉得好成绩会让给我安全感，让我相信自己还一切正常。”毕业后，比尔到纽约州北部的一所公立高中任教。那成了一场灾难，他管教不了班里的学生，在那里只工作了一年。“我败下阵来，瘦了一大圈，还又发作了抑郁。后来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能给我一份工作，我想有点事干，就去做了。”

比尔·斯坦是个安静的人，智识超群，自律甚严。他谦逊过头，几乎都要成了他的缺点。比尔反复经历抑郁复发之苦，每次差不多有半年，与季节多少有些关系，经常在4月经受最糟的状况。最严重的一次是1986年，当时他工作突然出了状况，又失去一位好友，还在试图停服赞安诺，本来他才吃了一个月，就成了瘾；所有这些都凑在了一起。他说：“我卖了公寓，丢了工作，还失去了大部分朋友。我没法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我本应该从刚卖掉的旧公寓搬到正在装修的新公寓去，但就是做不到。我一下子就垮了，焦虑摧毁了我。我清早三四点钟就会在一阵阵焦虑中醒来，那种感受非常强烈，让人觉得还不如从窗子跳出去。我和别人在一起时，总感觉压力都要把我压昏了。三个月前，我还可以嗖地飞到地球另一边的澳洲，毫无障碍，而现在世界已经离我而去。抑郁来袭时我正在新奥尔良，我那时突然就知道，我得回家，但连登机都做不到。别人趁机占我便宜，我就像开阔草场上一只受伤的动物。”他完全崩溃了。“你特别糟的时候，脸上就会是这么一副紧张兮兮的表情，好像给打懵了一样。你会因为自己的缺陷而举止怪异。我失去了短时记忆。然后情况愈演愈烈。我没法控制肠胃，会失禁。我也生活在巨大的恐惧里，害怕我无法离开自己的公寓，而这又带来进一步的创伤。最后，我搬回了父母家。”但回家之后，情况并未改善。比尔的父亲因为儿子的病也一蹶不振，终于住进了医院。比尔只好去跟姐姐同住，后来一个学生时代的朋友让比尔和他一起住了七个星期。“真是太可怕了，”比尔说，“那时我觉得这辈子都要带着精神疾病了。那次复发持续了一年多。顺着它走似乎比抗争要好一些。我想你需要放下它，需要明白世界会被重新创造，也许再也不是你之前知道的样子。”【75】

比尔几次走到医院大门前，却没法进去挂号。1986年9月，他终于到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就诊，要求接受电痉挛治疗（ECT）。电痉挛治疗帮到过他的父亲，却对他无效。“那真是我能想象的最没有人性的地方。要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生活却不能带自己的剃须工具或指甲剪。必须穿睡衣裤。必须四点半吃晚饭。他们说话的态度居高临下，好像你除了抑郁之外还是个智障。你看到其他病人住在软垫墙的小单间里。你的房间里也没有电话，因为你可能会用电话线勒死自己，而他们也要控制你和外界的联系。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住院治疗。在精神病房里，你的权利全被剥夺。除非抑郁者完全无助或迫不及待地想自杀，否则我不认为医院这地方适合他们。”

电击治疗的物理过程很可怕。“操作这些治疗的那位医生，看起来非常像科学怪人赫尔曼·明斯特。 治疗在西奈山医院的地下室进行。所有准备接受电击的病人都要排着队一路到地下室，好像走入地狱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穿着浴袍，像是被铁链锁成一串的犯人。因为我平时还比较镇定，他们就把我排在最后。我站在那儿，努力安慰那些等待治疗但吓坏了的人。医院员工走进来，从我们中间挤过，去他们的储物柜拿东西——那些储物柜也在地下室。我要是但丁，一定能把那种景况描述得绘声绘色。我之前想要做治疗，但那个房间和那些人，让我觉得好像身处纳粹医生门格勒的野蛮集中营实验室。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找个光线充足、色彩明亮的八楼房间做行不行！现在我可不会再忍受这样的事。”【76】

“我到现在还很痛惜我失去的记忆力，”他说，“我从前记忆力过人，简直像拍照片，但现在都回不来了。出院时，我记不得储物柜密码，记不得和别人聊天的内容。”刚出院时，他甚至无法做整理文件的义工工作，但他很快开始恢复正常的能力。他搬到圣达菲和朋友同住了六个月，夏天又回到纽约独自生活。“也许因为我的记忆力明显遭受了永久性的损伤，”他说，“这倒是帮助了我冲出一些低谷。我很容易忘记那些低谷，就像忘记其他事情一样。”康复是渐进的。“这需要很大的决心，但你无法控制康复的过程。你搞不清楚它何时会发生，就像你无法预测一个人何时会死。”

比尔后来每周都与一位信教的朋友去一间犹太会堂。“信仰对我有实质性的帮助。去相信某些东西这件事，好像真的疏解了我的压力。我一向以身为犹太人为荣，总被宗教方面的东西吸引。在那次严重抑郁后，我感到如果我有足够坚定的信仰，事情也许就有挽回的可能。我要深深地沉浸其中，深到什么也不信，就信上帝。发现自己走向宗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但那是对的。那是对的，因为无论某一周有多糟糕，星期五晚上的安息仪式都会如期到来。

“不过最后救了我的还是百优解，这种药1988年上市，简直是及时雨。那是个奇迹。我只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头脑中那个被越拉越大的裂缝好像一下消失了。如果你1987年告诉我，一年后我可以坐飞机，可以跟州长、参议员一起工作，我肯定觉得你在说笑话。那时我连马路都过不了。”比尔现在服用的是怡诺思（文拉法辛）和锂盐。“我过去最大的恐惧是怕自己应对不了父亲的去世。他是90岁过世的，当我发现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时，几乎大喜过望。我心碎、痛哭，但能做好日常的事：扮演好儿子的角色，与律师沟通，写悼词。我处理得比我所有的预想都要好多了。

“但我仍须小心行事。我总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想从我这儿要点什么。但我能给的只有这么多，再下来就会让我非常非常紧张。也许我这么想是错的，但我觉得如果我完全公开地分享我的经历的话，别人就会轻视我。我还记得被人躲开的那种感觉。生活总是悬在边缘，摇摇欲坠。我已经学会隐藏，哪怕我在服三种药物，行将崩溃，也没人会知道。我觉得自己不会再有真正的快乐了，只能期盼生活不再陷入悲惨的境地。当你有这么强的自我意识时，就很难完全快乐起来。我热爱棒球。当我看到体育馆里的其他人畅饮啤酒，似乎对自己、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一无所知时，我忌妒他们。天哪，能像那样该多好啊！【77】

“我时常想起出境签证的故事。要是我的祖母再等等该多好。她的自杀让我学会了耐心。无论后面的情况再会有多糟，我都要撑过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没有我从过去的经历中收获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些经历让我不再顾影自怜，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

比尔·斯坦的故事引起我深深的共鸣。第一次见比尔后，我就常常想起那些出境签证。想那张从未用过的签证，也想那张用了的。我撑过第一次抑郁也跟坚持不放弃有关。那之后，是一小段相当平静的时期。而开始经历第二次焦虑和重性抑郁时，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时我仍在第一次抑郁的阴影里，还不清楚自己为追求艾滋病所做的那些轻佻行为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我需要停下，而这需要又让我承受不来。生活本身仿佛十万火急地在对自我提着需求。记下、思考、表达、理解，这些都太困难了，但具备这些能力我才能行动，才能与人交谈。同时还要保持表情生动，这简直是在往我伤口上撒盐。那就好像是要同时做饭、滑旱冰、唱歌并打字。俄罗斯诗人丹尼尔·哈尔姆斯曾这样描写饥饿：“随后是虚弱，随后是厌倦，随后失去快速推理的能力，随后是镇静，再随后便是恐怖。”正是按照这样合乎逻辑而可怕的步骤，我的第二轮抑郁开始了——我已经预约了领取HIV感染测试结果，而我非常害怕知道结果，这种害怕又加剧了状况。我不想重新依赖服药，有一阵子我试图就这么挺过去。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样不行。在跌至谷底的前三天，我有了预感。我拿出药柜里剩下的帕罗西汀开始服用，打电话给精神药理学家，向父亲发出预警，尽力做符合实际的安排。丧失心智就像丢了车钥匙，是件真正的麻烦事。朋友打来电话，我在恐惧中听到自己努力想要表现出自嘲的声音。“很抱歉，我不得不取消星期二的计划，”我说，“我又开始害怕羊排了。”症状来得很快，来势汹汹。一个月之内，我的体重就掉了1/5，大约35磅。【78】

精神药理学家觉得，既然左洛复让我头晕，帕罗西汀又让我高度紧张，也许应该试试新药，于是他让我开始服怡诺思和布斯帕（丁螺环酮），这两种药我直到六年后的今天仍在服用。在抑郁的痛苦中，人会进入一种怪异状态，无法分辨什么是自己的夸张表现，什么是真的失控。我发现有两种相互冲突的特性并存。我本性有夸张胡闹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外出玩乐时，我又能在最不正常的环境中“显得正常”。安托南·阿尔托在他的一幅画作上写道：“从不现实，永远真实。”这正是抑郁给人的感受。你知道现实里你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但你又知道这绝对真实。非常令人困惑。

到拿HIV感染测试结果的那周，我每天要服下12～16毫克赞安诺（我之前存了些药），这样我就可以整天睡觉，免遭焦虑的烦扰。那一周的星期四，我起床查看信息。我的医生那边的护士发来消息说：“你的胆固醇下降了，心电图正常，HIV测试结果没问题。”我马上给她打电话。是真的。最终我的HIV测试是阴性。正像盖茨比说的：“我千方百计去死，可是我的命好像有魔法保佑一样。”那时我知道了，我想要活着，我对这个消息很是感恩。但我又继续难受了两个月，每天都要咬紧牙关，对抗自杀的念头。

到了7月，我决定接受几位朋友的邀请，一起去土耳其玩帆船。不去的话我怕是要住院了，而去土耳其会比住院便宜，还至少有效3倍：在土耳其明媚的阳光下，抑郁蒸发不见了。那之后，情况稳步好转。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忽然发现自己醒着躺在床上，身体在颤抖，很像我在抑郁最低谷时那样，但我这次醒着，是快乐的。我爬下床，写下这个感受。我已经很多年不曾感到快乐了，已经忘了想要活下去是怎样的感受，忘了享受今天而渴望明天是怎样的，忘了认识到自己是幸运人群中的一员又是怎样——对幸运的人而言，生命不过是享受其中。就像上帝给诺亚的彩虹立约那般，我感觉得到了证明，生存是并且永远是值得的。我知道痛苦在未来还会不断发作，抑郁会循环回来一次次折磨它的受害者。但我从内心里感到安全。我知道永恒的悲伤虽然深藏于我内心，但并不会减少我的快乐。那之后很快就到了我33岁的生日，我终于过了一个真正快乐的生日。

这便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抑郁那儿收到的所有讯息了。诗人简·凯尼恩写道：【79】

我们试了一种新药，一种药物的

新组合，忽然间

我再度跌落回我的生活。

好像一只田鼠被暴风卷起，

再落到离家三条山谷

和两座大山之外。

我能找到我回家的路。我知道

我会认出那家店，

我在那儿买牛奶和汽油。

我记得房屋和谷仓，

耙子，蓝色的茶杯和盘子，

和我钟爱的俄罗斯小说集，

还有黑色的真丝睡裙，

是他深深塞进

我圣诞长袜的袜尖中。

对我而言也是如此，一切似乎都重回正轨，开始有点奇怪，然后忽然变得熟悉。我意识到，自从母亲患病之后我就开始陷入深深的悲伤，并随着她的去世而恶化，接着不断累积，从悲痛变成绝望，最后击倒了我，但那已经结束了，它再也不会把我击倒。我仍然会为悲伤的事而难过，但我又找回了之前的自己，我也希望这能一直继续下去。

因为我在写这本关于抑郁的书，在社交场合，常有人请我描述自己的经历，我最后的结语通常都是我还在服药。“还在服药？”人们会问，“但你看起来很好啊！”对此我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我看起来很好是因为我确实很好，而我很好部分要归功于药物。“那你觉得这东西你还要吃多久？”别人又问。当我说我会长期服药时，人们就会警觉地盯着我——而面对自杀企图、紧张症、数年无法工作、体重骤降等事，他们都还能保持冷静和同情。“但总这么服药很糟糕啊，”他们说，“你现在已经很健康，可以逐渐停药了啊！”你和他们说这就好像把汽车的化油器或是巴黎圣母院的拱壁拿掉一样，他们就笑，然后问：“那也许你可以服用一个很低的保持剂量？”你要解释你所以服用这个药量，是因为它能让你那可能失控的系统保持正常，服药的剂量过低，就像是汽车只剩半个化油器一样无效。你还补充说：你现在服药已经觉不到什么副作用了，也没有证据表明长期服药会有不良后果。你说你真的不想再生病了。但是，在这个领域，健康指的仍然不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问题，而是指脱离药物。“好吧，真心希望你能早日停药。”他们说。【80】

“我或许不知道长期服药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约翰·格雷登说，“还没有人把百优解吃上80年。但我确实知道，不服药、断断续续服药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剂量，会有什么后果：会令大脑受损。你要开始承受转为慢性的后果，会有愈加严重的复发，经受本不必要的痛苦程度。我们治疗糖尿病或高血压，从来不会用这种时断时续的服药方式，为什么治疗抑郁要这样？这奇怪的社会压力从何而来？如果不服药，这种病的一年内复发率有80%，而服药的话，80%就是康复率。”NIMH的罗伯特·波斯特也同意这种观点：“人们担心终身服药的副作用，但与治疗不足的抑郁的杀伤力相比，那些副作用几乎不值得一提。如果你有亲戚或病人在服用毛地黄这种强心剂，你会建议他停药，试试看会不会再来一次心力衰竭，或者心脏会不会软弱无力，再也无法正常工作吗？这没有丝毫不同。”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要比它们治疗的疾病健康多了。

有证据表明，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不良反应——当然很多人也对百优解有不良反应。无论你决定吃下什么东西，从野生蘑菇到咳嗽糖浆，适度谨慎总归没错。我有一个教子对核桃过敏，在伦敦的生日聚会上因为吃了含核桃的食物几乎丧命；食品标签法现在要求，食品如果含有坚果，要在包装上尽可能详细标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服用百优解的人应该在服药早期注意是否有不良反应。这种药物可能会引起面部抽搐和肌肉僵硬。抗抑郁药也会引起成瘾方面的质疑，这一点我会在后文专门谈论。性欲降低、梦魇及其他在SSRI类药物说明上提及的副作用，都有可能很痛苦。一些报告称一些抗抑郁药与自杀有相关性，这令我困扰；我认为这和药物的赋能效力有关，让人服药后会恢复一些能力，可以去做此前因太过衰弱而想都想不了的事。我承认，我们无法确知药物非常长期的影响。但最不幸的却是，一些科学家选择利用这些不良反应，去繁衍一整个产业：百优解的诋毁者把这一药物曲解为对不明真相的公众的蒙骗，一种严重的危险。在某个理想的世界里，人无须服用任何药物，身体就会充分调节自身，那谁又想要吃药呢？但《抵制百优解》这种超级愚蠢的书还是会提出荒唐的主张，不过是在迎合忧心忡忡的大众心中最廉价的恐惧。我谴责这些犬儒主义者，他们宁愿让病人受苦，也不愿他们接受根本上良性的治疗，回归正常生活。【81】

抑郁的痛苦就像分娩，强烈得令人永难忘怀。1997年冬，我的一段恋情惨痛告终，但我的抑郁没有发作。我告诉别人，我没在分手期间崩溃是一大突破。然而一旦你知道并不存在一个不会破碎的自我，你就不再是从前的你了。我们被告知要学习依靠自己，但如果你连一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情况就微妙了。其他人帮助过我，也有一些化学过程帮我重新调适，我现在觉得一切都还好，但梦魇般的复发，将不再是被外在的由头引发在我身上的事，而会就发生在我的内里。如果我明天一早醒来，发现我已不是原来的我，而是变成了一只屎壳郎，该怎么办？我的每个早晨都始于对“我是谁”的不确定，令我窒息；始于查看抑郁是否又在像癌细胞一般疯长；始于一瞬间的焦虑，担心梦魇许会成真。就好像我的自我环顾四周，转身咒骂我说：别逼我了！不要太指望我！我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个对抗疯狂或是承受疯狂之苦的，又是谁？被咒骂的又是谁？我已经接受了多年心理治疗，活过，爱过，失去过，但坦白讲，我不知道答案。总有某个人，或某种事物，比化学过程或人的意志更强大；有另一个我把我带出自我的反叛，那是个统一的我，一直坚守到叛逆的化学物质及其导致的观念重回正轨。这个自我也是种化学物质吗？我不是唯灵论者，也并非在宗教信仰中长大，但那条线索穿过我的中心，即使在自我剥离它时仍紧绷着：任何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会知道，那绝不是复杂的化学过程那么简单。

当一个人处在崩溃之中时，会有一个优势，就是能看清正在发生什么。外人的话，只能猜测；但当事人的话，因为抑郁有周期性，可以富有成效地学习克制和辨认抑郁。我的一位老朋友伊芙·卡恩曾向我讲述她父亲的抑郁为家庭带来的重负：“我父亲有过一段艰难岁月，开始得很早。我祖父过世，祖母从此便在家里禁止了宗教。她说，如果上帝能这样把我丈夫带走，留给我四个孩子，那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她开始在所有犹太节日里把虾和火腿端上饭桌！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我父亲身高6英尺3英寸，体重220磅，大学时在手球比赛中全无对手，同时还是棒球和足球运动员，你无法想象那样一个人会有脆弱的时候。他后来成了心理学家。然后，我猜大概是他38岁左右的时候——具体年份我全搞不清了，因为母亲不想谈这个话题，父亲也记不起了，而我那时还是个学步的小孩——有人从他工作的诊所给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也不知他去了哪儿。于是母亲把我们这些孩子都塞进车里，开着车到处转啊到处转，最后发现父亲正靠在一个邮筒上哭。他很快接受了电痉挛治疗。之后，治疗的人劝我母亲离婚，因为父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他们说。虽然母亲并不真的相信他们的话，但开车载父亲从治疗的地方回家时，她哭了一路。父亲醒来后，好像变成了复印机复印出来的一个自己的影像。他有些迷迷糊糊的，记忆力下降，更加在意自己，对我们则不再那么感兴趣。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关心我们的父亲，他很早回家，看我们一天都学了什么，总是带玩具给我们。ECT之后，他有一些疏远了。四年后，他再度陷入抑郁，医生给他开药，做更多的ECT。他只得有段时间不去工作。大部分时候，他情绪都很低落，面孔难以辨认，下巴都缩了回去。他起床后，无助地在家四处乱转，一双大手垂在身体两侧，颤抖着。这就让人理解恶魔附身的说法是哪儿来的了，因为一定是有人占据了父亲的身体。我那时才5岁，已经能看明白。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但好像魂已经丢了，没跟着回家来。【82】

“后来他好像有所好转，大概有两年时间情况都很不错，但之后又垮掉了，从此就一直很差很差。好一点，再垮掉，反复如此。大概在我15岁的时候，他撞了车，谁知道是因为他昏昏沉沉还是想自杀。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我接到电话，不得不缺掉一场考试，赶到医院看他。他们拿走了他的皮带、领带，所有东西。五年后他再度入院。然后他就退休了，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他吃很多维生素，做运动，也不再工作。任何时候、任何东西让他感到过度的压力，他就离开房间。我刚出生的女儿一哭，他就戴上帽子回家去。母亲一直陪着他。他头脑清醒时是个很好的丈夫。整个90年代他过得都不错，直到2001年初，一次中风又击倒了他。”【83】

伊芙决心不让自己的家庭经历这种问题。“我自己也有过几次糟糕的抑郁期，”她说，“30岁左右时，我养成了一种模式——过度工作，过度承担责任并完成，然后在床上躺整整一星期，完完全全什么都应对不了。我已经开始服用去甲替林这种药，但除了让我增加体重之外没什么效果。到了1995年9月，我丈夫得到了一份布达佩斯的工作，我们得搬家，我改用百优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在布达佩斯，我完全失控了。我要么整天躺在床上，要么完全丧失理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朋友，我们刚落脚我丈夫就要一天工作15个小时，因为正好来了几桩生意，这些都让我压力巨大。四个月后，这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我也完全疯了。我回到美国看医生，开始了混合大量药物的鸡尾酒疗法：克诺平（氯硝西泮）、锂盐、百优解。生活不可能再有梦想或创造力，我随时都要带着一个巨大的药盒，标明早晨、中午、下午、晚上要吃哪些药，因为我记不清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后来，我逐渐适应了布达佩斯的生活，认识了一些好朋友，有了份还不错的工作，于是我逐渐降低药量，一直降到只须每晚吃几粒。后来我怀孕了，停了所有药，感觉很好。我们搬回了家。但孩子出生后，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消失不见，而照顾一个婴儿让我一整年都没睡一个好觉，我又开始崩溃。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我生病的情况。我开始服德巴金（双丙戊酸钠），这种药不会让我那么迟钝，也是一种哺乳期服用安全的药物。我会做所有必须做的事，给女儿一个稳定的环境，不会总不在家，不在她身边。”

*

我第二次崩溃之后的那两年，情况都不错。我很满足，并为这满足而欢欣不已。到1999年9月，我有了一段非常糟糕的经历：一位原以为会相伴终生的爱人抛弃了我，这让我悲伤不已——不是抑郁，只是悲伤。一个月之后，我在自家的楼梯上滑倒，肩膀严重脱臼，肌肉组织也大量撕裂。我赶去医院，试图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我在极力抗拒着抑郁的复发。我解释了之前肾结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那又如何触发了我此前的抑郁发作。只要他们能缓解我身体上的疼痛，我愿意填好所有表格，甚至愿意回答自桑给巴尔殖民史 以来的所有问题，因为我知道这疼痛对我而言力量太强，足以令我失去心智的安宁。我解释说，我有过几次严重的抑郁崩溃，请他们看我的病历。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给我止痛药，而到那时才给我注射的静脉吗啡（4号）剂量，早已不够缓解我的痛苦。肩膀脱臼是我求治的直接原因，但我在医院待了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到复位治疗。确实，我到医院四个半小时之后，得到了Dilaudid（氢吗啡酮），疼痛有所缓解，所以后面的三个半小时，情况不再像起初那么糟。【84】

在所有这一切的最初阶段，我试图保持冷静，于是请求精神科参与会诊。然而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疼的，在我们把它复位之前都会如此，你只需要保持耐心，别再没完没了了。”她还说：“你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急促，如果你不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是不会帮你做任何事的。”他们还告诉我“我们根本也不认识你”，“我们不会就这么给出强力止痛药”，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自己在海滩上，听着潮水声，感受脚趾间的沙子”。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再自怨自艾了。这个急诊室里有的是比你状况更糟的人。”我说我明白我得熬过这疼痛，但希望在它得到处理前可以有些减轻，我甚至并不那么在意身体上的疼痛，但很担心精神方面的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幼稚”“不配合”。我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就说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太指望有人会把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当回事。“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是我在这里帮助你。”医生说。我说我是个很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当下的行为正在伤害我，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所以只能根据她判断为合适的方案继续。

我反复要求精神科会诊，但没人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急诊室无法查阅精神疾病方面的病史，因此无法查实我的疾患，尽管我的精神科医生，甚至所有的初级保健医师，都在这家医院挂职。我相信在急诊室的政策里，说“我有过精神疾病、重性抑郁，身体上的剧痛曾大大加重它”，和说“先给我一只毛绒泰迪熊，你们才能给我缝合”，一样不可接受。美国急诊室执业的标准教科书里并不包括与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内容。在急诊室里，没有一个人有一点应对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我这是在缘木求鱼。【85】

疼痛会累积。五小时的疼痛至少是一小时疼痛的6倍。我注意到，身体创伤是精神创伤的主要触发源之一，而这样一种治疗身体创伤的同时触发精神创伤的方式，绝对是医学上的愚蠢行为。当然，疼痛持续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疲惫不堪，神经系统越被过度刺激，状况也越来越糟。我皮肤下的血液不断翻滚，直到我的肩膀看起来好像不是我的，而是从一只豹子那里借来的。氢吗啡酮终于送来的时候，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没错，急诊室里确实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但为什么要让任何人忍受这种无端的疼痛？

在经历了急诊室折磨后的三天里，我产生了强烈的自杀念头，强到自从我第一次严重抑郁之后还没有过；如果当时不是家人和朋友24小时监护我，我身体和精神的痛苦都将到达难以忍受的程度，而我会去寻求最极端的迅速解脱方式。这又是一轮大树和藤蔓的故事。如果你看到地里冒出小嫩芽，认出它将来会长成沉重的藤蔓，你只须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拔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如果等到藤蔓已紧紧攀住大树，你就需要用锯、斧和铁铲才能把它连根去除。要这样移除藤蔓，就难免伤及大树的枝叉。通常我能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但就像我在这次抑郁过后向医护人员指出的，拒绝治疗病人的精神疾患，会让肩膀脱臼这种小病小痛发展成致命的疾病。如果有人说他很痛苦，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就应适当地回应。在这个国家，自杀的起因之一就是医生的守旧观念，就像我在急诊室里遭遇的一样，医生常常将病人无法忍受的（身心）痛苦视为一种性格上的弱点。

接下来一周，我再次崩溃了。我之前抑郁发作时都有哭泣的问题，但从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我总是泪水涟涟，像不断滴水的钟乳石。要合成这么多眼泪实在很疲惫，这些眼泪让我的脸都皲裂了。做最简单的小事，这时似乎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记得我在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泪如泉涌，也因为电脑键盘卡了一秒钟而大哭。我感到每件事都极度困难，比如想到要拿起电话听筒，对我来说就好像要做个400磅的卧推。我要穿上不止一只袜子，而是两只！还有两只鞋！这个事实让我压力巨大，只想回到床上。我虽然没有前两次发作时那种典型的严重焦虑，却产生了偏执。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我就开始害怕那是因为它对我不感兴趣了。【86】

这次崩溃中，还有一种额外的恐怖。我的前两次崩溃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第二次崩溃后，我已经接受了要避免抑郁复发，就要永久服药的现实。我付出了很大的心理代价，四年中每天服药。现在我发现自己即便服用怡诺思、布斯帕、威博隽（安非他酮），仍然全面地崩溃了。这意味着什么？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发作过一两次，之后持续服药就再也没复发了；也遇到过一些人，他们服一种药物一年，又遭复发，再服另一种药几个月——没人能把抑郁安心地抛在身后。我曾以为自己是第一种人，现在却忽然变成了第二种。很可能我已经过了怡诺思能起效的阶段——人确实会耐药。如果事实如此，我将进入一个可怕的世界。我在脑海里看到自己这一年服一种药，下一年又要服另一种，直到最终用尽所有可行的选择。

我已经有了一套崩溃后启用的程序。我知道该给哪位医生打电话，要说些什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把剃须刀片收起来，要一直溜狗；我打上一圈电话，直接说我抑郁了。有几位新婚的好友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帮我度过最困难的时光，和我聊我的焦虑和恐惧，给我讲故事，照料我吃饭，减轻我的寂寞——他们都成了我终生的灵魂伴侣。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我弟弟从加州飞来，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我的门前。父亲也继续照顾我。据我所知，是以下方式拯救了我：快速行动；有位好医生准备好了解你的情况；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模式；无论多厌恶，都要保持睡眠和饮食的规律；立刻减压；运动；调动你拥有的爱。

我尽快给经纪人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情况很糟，要暂停手头这本书的工作。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场灾难会持续多久。“就当我昨天被车撞了吧，”我说，“就当我现在在医院里做着牵引，等X光报告。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打字呢？”我开始服赞安诺，哪怕它令我昏昏沉沉，全身无力，但我知道如果放任我肺部和胃里的焦虑到处乱窜，焦虑会更重，我会有大麻烦。我还没失去理智，还能向朋友和家人解释我的状况，但我肯定已经迷失了。我感到自己好像二战末期的德累斯顿，像一个正被炸弹摧毁而无法抵挡的城市，只能坍塌下去，在荒凉的断砖碎石中留下些隐隐闪光的残迹。【87】

甚至在我的精神药理学家设了诊室的医院，我也会在电梯里狼狈哭泣——我是去问他还有什么办法。让我惊讶的是，他并不觉得我的状况像我自己想的那么糟。他说他不会让我停用怡诺思：“它已经对你起效很久了，没理由现在停药。”他给我加了再普乐（奥氮平），一种抗精神病的药物，也有抗焦虑的功效。他加大了怡诺思的剂量，因为，他说，除非你别无选择，否则决不应该换掉对你有用的药物。怡诺思之前有效，也许现在加点量会再起效呢？他降低了威博隽的药量，因为威博隽会让人亢奋，而在高度焦虑的情况下我应该避免亢奋。我们不再用布斯帕。我的精神药理学家加加减减，根据我的反应和描述来构建起一个某种意义上“真实”的我，也许和以前的我一样，也许有点差别。现在我已经有了不少专业知识，会仔细阅读所服药物的说明书（但我会先避免了解药物的副作用，直到我已经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了解了副作用多多少少会让副作用真的发生）。但这仍像是一种关于气味或味道或二者混合的模糊实验。我的治疗师帮我度过了这些实验：他维护了我的连贯性，帮我冷静下来，让我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更糟。

开始服用再普乐的那个晚上，我原定要做一场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讲座。我热爱伍尔夫，对我来说，做一场关于她的讲座并朗读她的作品片段，就像是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做一场关于巧克力的讲座一样。讲座的地点在朋友家，来的都是朋友认识的人，都很友善，大概50人。这场活动有某种公益性质，是为了我信仰的某项事业而做的。一般情况下，这会是场轻松有趣的活动，我也会享受聚光灯下的感觉——情绪正常时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事。可能有人认为这场讲座会加剧我的问题，但其实我已经神经紧张到了无所谓这个讲座的地步：只要清醒着，我就心乱如麻，没什么会让情况更糟了。于是我到场之后，在酒会时间与其他人礼貌地聊了聊，然后就拿着笔记起身，发现自己异常冷静，冷静得可怕，好像我只是在晚餐桌前随意说出一些想法似的。我以一种奇异的灵魂出窍的方式，看着自己根据记忆和笔记，有条有理地做了一场关于伍尔夫的讲座。【88】

讲座结束后，我和一群朋友，也包括组织活动的人，一起到附近的餐厅用餐。当晚到场的人形形色色，因此我需要一些努力来维持非常礼貌的表现。通常情况下，这本应是一种愉悦。但当时，我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像胶水一样凝滞了，变得奇怪而僵硬。别人的声音似乎要击破、碾碎凝固的空气才能传过来，而那碎裂的声音让我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我得也冲破这些才能拿起叉子。我点了三文鱼，开始意识到我怪异的状态又出现了。我有点窘迫，却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些情况总是很尴尬，无论你认识多少服过百优解的人，无论设想每个人都可以多么轻松自如地对待抑郁，都无济于事。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在写一本关于抑郁的书，大多数人都读过我的文章，但这没什么帮助。整个晚餐中，我都在喃喃地道歉，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很抱歉，我可能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但你看我又开始一轮抑郁了。”我本可以这么说，但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开始感到有责任询问我的症状和原因，并试图来宽慰我，而这些宽慰只会让抑郁更糟。或者我说：“很抱歉我跟不上你说的话，因为我最近每天都要服5毫克的赞安诺，当然，我没有上瘾，只是开始服用一种新的抗精神疾病药物，有强烈的镇静效果。你的沙拉好吃吗？”另一方面我感到，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别人会注意到我有多异常。

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非常坚硬易碎，说出的话穿过空气，都会发出短促刺耳的杂音，我不太能把它们连在一起。也许你有过听讲座的经验，可能知道为了跟上各个要点，你要一直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如果你走了一会儿神，再回过神来，就不太能搞清楚后面的内容了。逻辑有了缺失。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句话能听到，下一句就走神了。我感到逻辑干脆从我的心底消失了。有人说了些关于中国的事，但我不确定到底说了什么。我觉得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但我不知道跟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虽然我确实记得中国一度生产过象牙制品。有人问我关于一条鱼的什么事，可能是我的鱼？是我点了鱼？我喜欢钓鱼？是什么跟中国的鱼有关的事吗？我听到有人重复了一个问题（我感觉这样的句子似乎之前出现过），然后我就觉得我闭上了眼睛。我默默在想，如果有人第二次问了你一个问题，你却睡着了，这是不礼貌的。我必须醒过来。我努力抬起头，微笑着，表示“我没有太听懂”。我看到人们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你还好吗？”有人再次问道。我说：“大概不太好。”于是几个在场的朋友搀着我离开。【89】

我一直在说“太抱歉了”，恍惚觉得同桌的所有人大概都觉得我是犯了药瘾，我真希望自己直接说了我抑郁了，服药过量，不确定这个晚上会过得怎么样。“太抱歉了。”其他人一直说没有什么要抱歉的。把我带出门的朋友送我回家，把我弄上床。我取下隐形眼镜，试着说一会儿话，好让自己安下心来。我说：“你们还好吧？”可当我的朋友开始回答我时，他变得非常模糊，好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柴郡猫。之后我又昏了过去，沉睡了17个小时，还梦到一场大战。天啊，我都忘了抑郁的强度有多大了。它的破坏是如此深远！我们被远远超出自己的标准所限。我成长时依照的标准，以及我为自己设定的标准，都远高过世界水平；如果我觉得自己写不了书，那我会觉得是自己出了问题。有些人的标准要低得多，而有些人要高得多。如果乔治·W. 布什有一天醒来，感到自己无法再担任自由世界的领袖，那他一定是出了问题。但有人觉得只要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对我而言，在晚餐中崩溃一定不在“没问题”的范围之内。

醒来时，我觉得比前一天略好了些，但仍为自己的失控而沮丧。要走出门似乎仍异常困难，但我知道我可以下楼（不过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想这么做）。我能发一些电子邮件。我迷迷糊糊地给精神药理学家打了个电话，他建议我把再普乐的药量减半，也降一降赞安诺的量。下午起我的症状开始缓解，我简直不敢相信。到晚上我差不多没事了，好像一只寄居蟹长大了，要离开之前居住的壳，在脆弱的状态下爬过海滩，在别处另找个壳。虽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知道自己是在恢复中，我还是很高兴。【90】

这就是我的第三次崩溃。这是一次启示。第一次和第二次崩溃的急性发作期都是六周，每次的整个过程都有八个月之久；而被我称作小崩溃的第三次，急性期六天，整个过程持续约两个月。幸运的是，我对再普乐的反应很好，我也发现我为这本书所做的研究，无论对他人价值如何，对我自己都极为有用。之前我已经由于各种原因难过了几个月，压力不小，艰难地应付每件事。因为我已经对抑郁有了很多了解，当越过临界点时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找到的精神药理学家，也很擅长精细地调整鸡尾酒药方。我相信，假如我在第一次崩溃把我推入深渊之前就开始服药，我就能在抑郁失控之前先制住它，也许能完全避免真正的崩溃。如果我在第一次抑郁后没有停用那些帮我挺过崩溃的药物，也许我就不会崩溃第二次。在我要进入第三次崩溃时，我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精神疾病的好转需要维持：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创伤，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脆弱的人来说，面对问题时很有可能复发。如果我们可以谨慎负责地注意用药，同时用稳定持续、引发洞见的谈话与用药平衡，就最有可能在一生中获得相对的自由。大多数有严重抑郁的人需要服用多种药物，有时要服用非常规的剂量。他们也需要理解变动的自我，在这方面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在我听到的故事中，有些让人痛心的悲剧来自一些患有抑郁并寻求过帮助的人，医生随便开一些他们用过的药，剂量常常不对，只能对症状起部分作用，而这些症状本可以完全治愈。而也许最大的悲剧，来自那些知道自己的治疗不合适，但因为健康维护组织（HMOs）和保险公司的限制而无法获得更好治疗的人。

我家过去经常讲一个古老的寓言，关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一位智者，一只山羊。这个贫穷的家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九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人生无比悲惨。终于有一天，家里的男人去见了智者，对他说：“伟大的智者，我们的生活太悲惨了，简直要活不下去了。吵闹、肮脏、没有隐私，简直要把人逼死。我们从来都没吃饱过，现在又开始互相憎恨，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们该怎么办啊？”智者只是回答：“你们要找一只山羊，跟山羊一起在房子里住一个月，然后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人惊讶地看着智者说：“山羊？跟山羊一起住？”但智者坚持自己的回答，又因为他很有智慧，男人就照他说的去做了。之后一个月，这家人的生活糟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吵闹声更大了，小屋里更脏了，没有任何一点点可以称得上隐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因为山羊一直在吃掉所有能吃的东西；也没有衣服，因为山羊把每个人的衣服也都吃了。家里的每个人都要炸了。一个月后，男人怒气冲冲地去见智者，说：“我们跟山羊一起在小屋里住了一个月，实在太可怕了！你怎么能给我们这么荒唐的建议呢？”智者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现在把山羊牵出屋，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其实有多平静、多高尚。”【91】

抑郁也是这样。如果能战胜抑郁，你就能过上美妙而平静的生活，即使仍不免遭遇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但与抑郁相比，那些问题都不值一提。为写作本书，我采访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我给他打电话，接通后我礼貌地问候他最近怎样。他说：“嗯，我的背很疼，还扭伤了脚踝，孩子们老是找麻烦，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的猫死了，我还面临着破产危机。但另一方面，我现在没有精神方面的症状，所以总体来看我会说棒极了。”我的第三次崩溃就像那只山羊，当时我正因生活中的诸多事情而不满，尽管理智上我知道，这些事都是可以解决的。当我度过这次崩溃后，我为我一团糟的生活感到喜悦，都不禁想要小小地庆祝一下了。我竟然迫不及待地，确切地说是满心欢喜地，继续写这本我搁置了两个月的书。虽然这么说，但那终究是一次崩溃，而且是在我服药中发生的，所以自那之后我从未有过完全的安全感。在写作本书的最后阶段，我还会被突发的恐惧和孤独击中。那不是崩溃，但有时我写完一页，就要躺半个小时，好从自己的文字中恢复过来。我有时哭泣；有时会焦虑，在床上躺一两天。我想这些经历都准确地反映了写作本书的困难，反映了我对余生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我感到不自由。我确实不自由。

我在药物副作用方面还好。我现在的精神药理学家是管控药物副作用的专家。药物曾对我产生过性方面的副作用——性欲略微下降，以及普遍存在的高潮延迟问题。几年前，我将威博隽加回我的药单，它似乎令我再度产生性欲，但也回不到以前的程度了。药理学家给我开了万艾可（西地那非），以防万一会发生这种副作用；还自此加了右旋苯丙胺，据说可以提高性冲动。我想新加的药确实起了作用，但也让我浑身紧绷。我的身体似乎经历着我搞不懂的改变，前一天晚上还效果良好的药，第二天晚上可能就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再普乐是镇静性的，我于是多数时候都睡太多，每晚差不多十小时。但赞安诺也不离我左右，偶尔我被各种各样的感受侵袭、无法合眼时，就服用它。【92】

与有同样崩溃经历的人交换彼此的故事，会带来奇妙的亲密感。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和劳拉·安德森几乎天天交流，在我第三次崩溃中，她特别关心我的情况。她是突然进入我生活的，我们就发展出了这样一段友谊，它带着突如其来的奇妙亲密感：她第一次写信后仅仅几个月，我就觉得好像认识了她好久似的。我们大部分的联系是通过电子邮件，有时写信或寄明信片，偶尔打个电话，只见过一次面——我们的交往与我生活的其他部分并无关系，却很快成为了一种习惯，甚至让人上瘾。这个过程好像是一场恋爱，经历了发现、狂喜、疲惫、重生、习惯、深刻。有时，劳拉会做得太多、太着急，在开始的阶段，有时我会抗拒，甚至试图限制我们的联系。但很快，我就会在少数没有劳拉音信的那些日子里感到缺了什么，像有一餐没吃、一晚没睡一样。虽然劳拉是双相障碍，但她的躁狂期比抑郁期要弱得多，也更容易控制——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被称作双相情感障碍2型。很多人无论多小心地注意用药和治疗，注意管理自己的行为，抑郁还是时刻准备着发展，劳拉就是这样：有些天她摆脱了抑郁，有些天抑郁又来了，而她没法把抑郁挡在门外。

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是在1998年1月，那封信里充满了希望。她读到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抑郁的故事，感到我们会彼此理解。她给了我她家里的电话，告诉我只要愿意，什么时候打给她都可以。她还开列了一长串音乐专辑的清单，这些音乐帮助她熬过了最糟时期；还有一长串她觉得我会有兴趣的书名。她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因为她男朋友在那儿生活，但她对那里的生活有某种孤独厌倦之感。她那时已经抑郁得无法工作，但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感兴趣，希望能在得州州议会找到一份工作。她告诉我她曾服用过百优解、帕罗西汀、左洛复、威博隽、克诺平、布斯帕、安定、安定文（劳拉西泮）、利眠宁（氯氮平），“当然还有赞安诺”，现仍在服用其中几种，再加上德巴金和安必恩（唑吡坦）。她一直在精神科医生方面有麻烦：“结果你猜怎么样——我已经换到第49个医生了。”她的信中有种东西吸引着我，我倾尽热情回复她。【93】

我在2月收到了她的下一封信。“德巴金没什么用，”她写道，“我记忆力下降，双手颤抖，说话结巴，花了40分钟把香烟和烟灰缸找齐之后又忘了打火机在哪儿，这些都让我很沮丧。我沮丧的是在很多例子里，这些病似乎都有很明显的 多 相性——我真希望列维——斯特劳斯从来没有提出过二元对立的观念。谈到‘二/双’这个前缀，我最多能接受‘二轮车’。我确信黑色有40种不同的明暗，我不喜欢把它们看作线性的程度差别——我觉得那更像一个循环的圈，如果轮子转得太快，求死的欲望就可能从任何一条轮辐进入。我本来想这周住院，但我已经住得够多，太了解医院了。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带音乐进去的，用耳机听也不行；也不会让我带剪刀做情人节卡片；我知道我会想念我的狗；我知道我会很想念我的男朋友彼得，没有他我会慌得不行——彼得爱我，在经历过所有的呕吐、愤怒、不安、没有性生活之后仍然爱我；我还知道我要睡在护士站旁边的大厅里，或是被锁在有防自杀监控的房间里，等等吧。喔，还是算了吧。我很相信药物会让我保持在赤道上——在两极中间——我会没事的。”

春天到来时，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到了5月，她怀孕了，也为自己要当妈妈而兴奋不已。但她了解到，德巴金可能会引起胎儿的脊柱裂，也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她赶紧停药，又担心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状况开始不稳定。很快她写信给我：“我正在流产后的忧伤和木然中。我想，能重新服药也算是满头乌云的一线光明。我尽量不为所有这些事愤怒或怨恨，但有时真是太不公平了。今天，奥斯汀微风阵阵，天空湛蓝，而我在想为什么我会这样精疲力竭。看到了吗？任何事情，哪怕是对糟糕折磨的正常反应，都让我担心自己随时会陷入抑郁。我好像笼罩在安定带来的某种暗淡易怒的阴霾中，但还是哭得头痛，哭得压力山大。”

十天之后，她又写道：“我的情况稳定了；也许比我预想的要差一些，但还不到要担心的程度。我换了医生，换了药，把德巴金换成了得理多（卡马西平），又加了再普乐来促进得理多起效。再普乐真的让我慢下来了。治疗精神疾病而引起身体方面的副作用，真是羞耻！我想，我已经服过这么多药，现在应该够格叫‘进阶抑郁’了。但我仍然有种奇怪的失忆症，已经很难记得刚才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小时，抑郁到底有多可怕——好像是在无尽的时间里寻找出路。我太累了，疲惫到无力去想当我‘还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底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正常或者可接受的状况。”【94】

几天后她又写道：“强烈的自我意识妨碍我向别人展现自己更深的部分，结果，我在过去八九年中结识的朋友大多只是泛泛之交。这让我倍感寂寞，觉得自己很愚蠢。比如，我刚打电话给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很要好（要求也很多）的朋友，她要我解释为什么没去看她和她刚出生的孩子。我能说什么？说我很想去，但在忙着让自己别住进精神病院？这么说太丢人，太屈辱了。要是我能确定不会有人发现的话，我倒宁愿撒个谎，编造出一种大家能接受的癌症，它会复发也会消失，这样利于其他人的理解，他们就不会害怕，也不会不舒服了。”

劳拉的生活一直受疾病的阻碍，她的生活，每部分都离不开她的病。“比如说约会：我需要跟我约会的人多少能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要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费力，没法再为别人的每一点受伤的感受负责了。这种感受爱情的方式不是很可怕吗？职业上我也很难有所作为——想想我那些短命的工作和两份工作之间的空档吧。谁想听你说因为有了新药，你又有了希望？你要怎么要求任何人理解呢？在我得这种病之前，我有个好朋友得了抑郁，他说的每件事我都倾听，好像我们能理解同样的语言似的。但自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了，抑郁讲出来、教给你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似乎在与什么东西搏斗，这东西虽然看不见，但仿佛就在她肘腋之间。同时，我们开始逐渐了解对方。我得知她在青少年时期遭受性骚扰，20出头遭遇强暴，这两件事都给她留下来深深的烙印。她26岁结婚，转年就遭遇了第一次抑郁。她丈夫无法处理这种情况，她则用过量饮酒来应对。到了秋天，她已经轻微地躁狂。她去看医生，但医生说她只是太紧张，开了些安定。后来她告诉我：“躁狂把我的心智封了起来，而我的身体迟钝得吓人。”一个月后，在她和丈夫组织的圣诞聚会上，她大发雷霆，把一块鳟鱼慕斯摔到丈夫身上，然后上楼把剩下的安定全吞了下去。丈夫把她送到急诊室，对负责救治的医护人员说他应付不了她的状况。她被送到一家精神护理机构，在那儿过了圣诞节，等到出院回家时，有一堆药要服。“婚姻算是完蛋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又过了一年，下一年圣诞节我们去了巴黎，晚餐时我看着他，心想：‘我现在也没比一年前在医院快乐多少。’”她搬出原来的家，很快认识了新男友，就搬去奥斯汀跟他在一起。那之后她的抑郁发作就很规律了，每年至少一次。【95】

1998年9月，劳拉在给我的信里简短地提到一阵“可怕又无力的焦虑”。10月中旬，她开始消沉，自己也清楚。“我尚未完全陷入抑郁，但已经在减速——我是说我必须要在每件事上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来保持专注。我还没完全抑郁，但已经进入了衰退期。”她开始服用威博隽。“我痛恨这种跟所有事物疏离的感受。”她抱怨道。不久之后，她就开始整天躺在床上，药物再次失效。她切断了自己与外人的联系，只关注自己的狗。“当抑郁让我平日里的兴趣——欢笑、性爱、食物——丧失殆尽时，狗狗们给了我仅存的精神安慰。”

11月初，她声称：“我现在只能泡澡，因为我应付不来早晨淋浴时水浇在身上的感觉，眼下看来这像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开始一天。开车也好像是件特别费力的事，用提款机取钱，去购物，你说得出来的任何事都是这样。”她租了《绿野仙踪》的电影来看，好分散注意力，但“那些悲伤的部分让我哭泣”。她的食欲也消失了。“我今天试着吃了点金枪鱼，但都吐了出来，于是我只吃了一点给狗做的米饭。”她抱怨连看医生都让她感觉很差。“很难坦白告诉他我的感受如何，因为我不想让他难过。”

我们继续着日常的书信往来；我问她会不会觉得持续写信很困难，她说：“关心别人是从别人那里获得关心最简单的方式，也是略略观照下自己最简单的方式。我需要向别人分享我沉溺在自己世界中的感受。现在我对此非常敏感，每次我敲下‘我’这个词时，都会不自觉地要缩一下。（啊好疼！）到现在为止，整天我都在练习 强迫 自己去做那些最微小的事，试着评估我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真的抑郁了吗，还是只是懒惰？这种焦虑的来源是喝了太多咖啡，还是吃了太多抗抑郁药？这种自我评估的过程本身也会让我哭泣。让其他所有人感到困扰的是，他们除了陪在旁边，也没法真的做任何事。我靠收发邮件来保持清醒！这里的感叹号是小小的谎言。”【96】

那周晚些时候，她写道：“现在是早上10点，想到今天，我已经吓坏了。我不断地尝试，尝试。我一直在嚎啕大哭的边缘挣扎。‘没事的，没事的。’我对自己说，同时深呼吸。我的目标是在自我剖析和自我毁灭之间保持安全。我觉得我在消耗别人，也包括你。我只有如此之多的要求，却完全无法回报。但我想如果我能穿上喜欢的衣服，把头发梳好，带着我的狗狗们，我应该有足够自信去商店买点橙汁。”

感恩节前夕，她又写道：“今天我看了老照片，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别人生活的快照。这就是药物治疗索要的一系列代价。”但很快她至少能起床了。“今天我有一些时候还不错，”她在月底的信里写，“再多一些吧，拜托，无论是谁请再施舍我一点。我已经能走在一群人中，不那么注意自己了。”转天她又反复了。“我之前确实感觉好了些，还希望那是好事的开始，但今天我又很焦虑，是那种向后摔倒时胸骨抽紧的感觉。但我仍心存希望，这也有帮助。”之后一天，情况更糟了。“我的情绪一直不好。早晨觉得恐慌，到傍晚则变得绝望无助。”她描述跟男朋友去公园的情形：“他买了本可以辨识所有植物的小册子。有一种树的描述中写道：‘所有部分都有致命毒性。’我想也许我可以找到这种树，嚼它一两片叶子，然后蜷缩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迷迷糊糊睡去。我想念那个喜欢穿上泳装，躺在今天这样的阳光下看着蓝天的劳拉！邪恶的女巫把她从我身体里抽了出去，换了一个讨人嫌的女孩！无论我喜欢自己的哪个部分（本来也不多），抑郁把它们都夺走了。丧失希望、充满绝望的感受就是一种慢性死亡。同一时刻，我还要努力穿越这些巨大的恐惧——我算明白为什么叫‘时刻’了，刻薄的刻。”

但一周后，她明显好多了。然后在一家7—11便利店里，当店员开始为排在她前边的人结账时，她又突然光火，一种完全不符合她性格的暴怒冲了上来。她大吼：“老天爷！这到底是一家 便利 店还他妈是个热狗摊儿？”然后丢下要买的汽水就冲了出去。“老是这样起起落落，我已经都不愿再提，不愿再想了。”男友说了爱她，她便失声痛哭。第二天她觉得好多了，吃了两餐，还给自己买了双袜子。她去了公园，忽然有种冲动想荡秋千。“一个星期以来我那种要仰面摔倒的感觉不断放大，但荡秋千的感觉好极了。你有了相反的感受：胸中有一种飞快掠过的轻盈之感，好像你正开车疾驰，速度快到刚好能飞越一座小山。做这种很简单的事感觉都很好；我开始能更多地感受到自己，感受到某种轻松，感到聪明睿智又回来了。我不会奢望这样的时间持续太久，但没有莫名其妙的烦扰，没有不明缘由的沉重或悲伤，这种状态让我感到如此丰富、真实、美好，我终于不想哭了。我知道反面的感受会再回来，但我想我今晚已经从上帝和秋千这儿暂获解脱，这是在提醒我保持希望和耐心，是个好兆头。”12月，她开始对锂盐产生不良反应，皮肤干燥得不行。她减了锂盐的量，开始服用诺立汀。似乎有效。“回到中心， 一个 中心，也就是 我 ，这感觉真是真实又美好。”她写道。【97】

来年10月，我们终于见了面。她当时与母亲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沃特福德，这个美丽的古老小镇在华盛顿（特）附近，是她长大的地方。那时我已经很喜欢她，简直不能相信我们还从未谋面。我乘火车抵达，她到车站接我，还带了一个朋友沃尔特，我也是第一次见。她身材苗条，一头金发，样貌姣好。但和她家人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扰动了太多回忆，她情况不太好，极度焦虑，焦虑得说话都困难。她沙哑地低声为自己的状况道歉。很明显，她一举一动都很费气。她说自己整个星期都很消沉。我问她我的到来是否增加了她的负担，她保证说没有。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她点了贻贝，但吃得很费力，手一直在抖。她试着撬开几个壳，却不小心把贝壳盘里的汤汁溅了一身。她没法一边说话一边对付贻贝，于是沃尔特跟我在聊天。沃尔特讲述了劳拉这一周越来越差的状况，她则低声表示同意。这时她已经放弃了贻贝，开始把注意力都放到一杯白葡萄酒上。我很震惊，她已经提前告诉过我她情况不佳，但看到她这种徒劳的神态还是让我猝不及防。

午饭后回家的路上，沃尔特在中途下车，然后我接着开劳拉的车，她抖得太厉害，没法开车。回到她家后，她母亲也表示很担心。劳拉和我断断续续地交谈，好像是在很远的地方跟我讲话。之后我们翻看一些照片。她突然卡住了。我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象过这样的画面。她本来正在告诉我照片中谁是谁，这时开始重复自己的话。“这是杰拉尔丁，”她说，然后脸上抽动了一下，又指着照片说，“这是杰拉尔丁，”然后又说一次，“这是杰拉尔丁。”每次都要更长时间才能念出这些音节。她的面孔变得僵硬，似乎很难挪动嘴唇。我叫来她的母亲和兄弟迈克尔。迈克尔把手放在劳拉的肩膀上说：“没事的，劳拉，没事的。”我们最后把她扶上楼，她还在一遍遍说：“这是杰拉尔丁。”她母亲帮她换下溅了贻贝汤汁的衣服，扶她上床，坐下来抚摩她的手。这次会面跟我预期的大相径庭。【98】

后来我们知道，她服用的一些药物引起了不良反应，引起了这次失神发作。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的木僵、失语和极度焦虑的原因。到那天晚上，她已经撑过了最严重的状态，但“我灵魂中所有的色彩，所有我所爱的我，都干涸了，我只剩了一具小小外壳”。很快她被安排了新的治疗方案。直到圣诞节她才又开始找回来一点自己。2000年3月，就在状况渐有起色之时，她又发作了一次。“我好害怕，”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又觉得好丢脸。你能告诉别人最好的消息就是你不再抽搐了，这实在可悲。”六个月后，那些症状再次来袭。“我无法去不断重拾我的人生”，她告诉我，“我太害怕这种发作了，这让我很焦虑——今天我离开家去工作，开车的时候吐了自己一身。我必须回家换衣服才能去上班，所以我迟到了，我告诉他们我发作了，而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个违纪通知。我的医生想让我服安定，但那会让我晕倒。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的生活会一直是这样。这些可怕的重负带我直坠地狱。都是可怕的记忆。我能忍受这样生活吗？”

我又能忍受我的生活吗？或者说，我们中有谁能忍受自己遭遇的困境吗？最终大部分人都可以。我们会前行。过去的声音回响着，像亡人的声音，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悲伤时我会想起往事，想起太多，也太过清晰：我总是想起母亲和我坐在厨房里聊天，从我5岁一直到我27岁她去世；想起每年外祖母种的仙人掌都会开花，直到我25岁她去世；想起8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跟母亲的朋友桑迪在一起，她想把她绿色的太阳帽送给圣女贞德，那之后的两年，桑迪也去世了；我想起我的舅姥爷唐和舅姥姥贝蒂，还有他们放在最上层抽屉里的巧克力；想起父亲的表姐妹海伦和表兄弟艾伦，我的姑姑多萝西……所有已不在人世的人。我总是听到亡人的声音。他们和过去的我，在夜里前来拜访；醒来后，意识到他们已和我永隔两世，我会感到一种怪异的绝望，它超越寻常的悲伤，有那么一阵非常类似于抑郁的凄苦。但如果我思念他们，思念他们为我创造的、也与我共同创造的往日时光，那么他们已经消失的爱就仍在我的生活中继续。如果我宁愿去到他们的世界，不再为了活下去而疯狂挣扎，这是抑郁吗？或者以各种我们无法忍受的方式活下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99】

我发现过去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困境。我的房间里堆满了我无法再读的书、无法再听的唱片、无法再看的照片，因为它们与过去的联系太过紧密。若是遇到大学时代的朋友，我尽量不去聊太多大学时的事，因为那时的我是那么快乐——不一定比我现在更快乐，但那种快乐的情绪很是特别，也再不会回来。那些青春的灿烂侵扰着我。我总是撞到旧日欢乐筑起的墙，而对我来说，过去的欢乐比过去的痛苦难以消化得多。如果想起过去的一段不幸时光，那么，虽然我知道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强烈的痛苦，但过去的创伤毕竟已仁慈地离我远去。而过去的欢乐，难以承受。你美好记忆中的人或已不在世上，或已不再是当时的样子，这让现在的我感到莫大的痛苦。我对往日欢乐的碎屑说：别再让我记起。引发抑郁的，既可以是太多不幸，也可以是太多欢愉。欢愉后的压力，这种东西真实存在着。最糟糕的抑郁就在当下的某刻，这一刻里，无论是对过往的美化还是憾恨，都无法逃脱。 q0PsaUjkpdsVo1PBcVXfFzGryoCHwl6cAYP2wbV/8Y/EPMPCLQBZvfqt0PJkzv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