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是爱的瑕疵。我们是会爱的生物，也就一定会因丧失而绝望，抑郁正是这种绝望的机制。抑郁来临时，会贬低一个人的自我，最终将我们给予或接受情感的能力侵蚀殆尽。我们内在的寂寞也显现出来，不仅摧毁我们与他人的联结，也摧毁我们平静独处的能力。爱虽然不能预防抑郁发生，却会给心智以缓冲，呵护它免受自身伤害。药物和心理治疗可以令这种保护不断复新，让爱与被爱更加容易，这也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原因。在精神状态良好时，有人爱自己，有人爱他人，有人爱工作，有人爱上帝：这些激情都会提供至关重要的使命感，这正是抑郁的反面。但爱也时常背弃我们，我们也背弃爱。在抑郁中，每份事业、每种情感乃至生命本身皆无意义，这些都变得不言自明。在这种无爱的状态下，唯一还能感受到的只是一切都无关紧要。【15】

生命充满了悲苦。我们无论做什么，终都难逃一死。我们，每个人，都孤独地困在一具自主的身体中；时间流逝，过往之事皆不再来。说起在这世上的无助，痛苦就是对它的最初体验，而且从不离我们而去。我们因被迫离开舒适的子宫而愤怒，一旦愤怒褪去，苦恼便随之而至。即便是那些有信仰，相信来世的一切都将不同的人，也难逃在此世经历苦痛；耶稣基督自己便是悲苦之子。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越来越多缓和剂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容易地决定要感受什么，不感受什么。对回避有方的人而言，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不快已越来越少。但尽管药物学热情洋溢地宣告要征服疾病，只要我们仍是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抑郁就无法清除，至多能被遏制，而遏制正是现在所有针对抑郁的治疗致力达成的目标。【16】

高度政治化的修辞已经模糊了抑郁本身与抑郁的后果之间的分别——前者是指你感受如何，后者是你用怎样的行动来回应。这部分的是一种社会和医学现象，但同时也是语言随情感变幻而变幻的结果。对于抑郁最好的描述可能是，这是一种情感的痛苦，这种情感痛苦违背我们的意愿强加于我们身上，之后又挣脱了它的外在束缚。抑郁不只是大量的痛苦，但大量的痛苦会堆积成抑郁。抑郁若与情境相称，便是悲痛；悲痛若超出情境应有程度，则是抑郁，如风滚草 般在稀薄的空气中潜滋暗长，即使离开蕴含养分的土地也能不断蔓生。只有用比喻和寓言才能描述出这种分别：有人问隐修沙漠的圣安东尼，该怎样分辨到来的是谦恭低调的天使还是善于伪装的魔鬼，他说，两者离开时你感受不同。天使离开你时，你会因他的出现而感到更有力量；而魔鬼离开你时，你只感到惊怖。悲痛就是谦恭的天使，当它离去时，你会感到思维清晰强健，感到自己的深度；而抑郁是个恶魔，它离开后你只会心惊胆战。

抑郁被粗略地分为“小”的轻性抑郁（或心境恶劣障碍）和“大”的重性抑郁。轻性抑郁渐进发生，有时是永久性的，像铁锈侵蚀钢铁那样危害一个人。它是由太微小的原因引起的太大的悲痛，是接管、挤走所有其他情感的痛苦。这样的抑郁驻留身体，占据眼睑和肌肉，令你双目失神，脊椎弯曲，也伤害着你的心肺，令不随意肌产生不必要的紧张。身体的疼痛会发展为长期慢性疾病，同样，轻性抑郁的痛苦并不在于它此刻多么难以承受，难以承受的是，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众多时刻时，你都会看到它的存在。轻性抑郁在其现时态中看不到任何缓和的可能，因为它似乎理所当然。

弗吉尼亚·伍尔夫以一种怪诞的清晰描写过这样的状态：“雅各走到窗边，手插在口袋里站着。窗外，他看到三个穿苏格兰短裙的希腊人；船员；下等阶层的人，或懒散或忙碌，或闲晃或急行，或是三五成群、比比划划。他郁郁寡欢，不是因为这些人都对他漠不关心，而是源自一种更深刻的确信——并不是他这个人碰巧孤独寂寞，而是人皆如此。”这段话来自《雅各的房间》。同一书中，伍尔夫还描述道：“她心中升起一股奇异的忧伤，仿佛时间和永恒穿过她的裙子和胸衣显现出来，而她看着人们悲剧性地走向毁灭。然而，老天知道，朱丽亚可不是个傻瓜。”正是这种对无常与有限的敏锐觉察构成了轻性抑郁。长久以来，人们只是忍受着这样的轻性抑郁，直到医生开始摸索着处理其多样性时，轻性抑郁才越来越多地成为治疗的对象。【17】

重性抑郁则是一种崩溃。如果把灵魂想象成一块铁，那么悲痛会令它风化，轻性抑郁令它锈迹斑驳，而重性抑郁则会使这块灵魂之铁的整个结构轰然崩塌。抑郁有两种模型：量度式和类别式。量度模型认为，抑郁位于悲伤的连续体中，代表某种情感体验的极端形式，而这种情感体验本是人所共感、人所共知的。而类别模型则把抑郁描述为一种特定的疾病，与其他情绪完全不同，就像是胃病毒也截然不同于胃酸过多引起的消化不良。两种看法都没错。无论你经历的是情绪的渐进累积还是突然触发，一旦抑郁，你都进入了一番全然不同的田地。一座锈迹斑斑的铁骨架建筑，要撑一段时间才会崩塌，但铁锈无时无刻不在碾磨、削薄、掏空它。最后的崩塌无论显得有多突兀，都是长年累月朽坏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仍是惊天的剧变，明显的异常。从第一滴雨水滴落，到铁锈吞没整根梁架，锈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锈蚀会发生在某些关键位置，结构的崩塌于是似乎是一下子的；但崩塌更为经常的是在局部发生：这一处崩坏，再撞毁另一处，于是整座建筑急剧失衡。

体验到衰退，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暴露在雨水的侵蚀中，知道自己变得愈发孱弱，自己越来越多的部分在第一阵强风来袭时就会被吹散，留给自己的越来越少——这些都绝不愉快。有的人会比他人积存更多的情感之锈。抑郁一开始是寡淡无味，给你的每一天都蒙上沉闷的灰雾，减弱你的日常活动，直到有一天你需要为它们投入的大量努力，这些活动原本清晰的形态就模糊起来，而你只剩下疲惫、厌倦、自我沉溺——但你可以撑过这一切的。过程可能不快乐，但你可以撑过来。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哪些点的崩塌标志着重性抑郁，但一旦你陷入这种境地，很少会搞错。

重性抑郁是诞生，也是死亡：一些东西全新出现，一些东西完全消失。尽管官方文件试图通过创造“法定死亡”“出生时间”这样的范畴来硬性划分自然法则，但生和死是逐渐发生的。大自然的安排不可捉摸，但必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从未出世的婴儿降生世上，曾活世间的老者离开世间。然而确实，在某个阶段，婴儿的头部已来到人间，但身体还未到；在脐带剪断之前，这个孩子在身体层面都还是和母亲联结着的。同样也有这样的阶段，一位老者最后一次合上双眼可能早于去世几小时，在他停止呼吸和被宣布“脑死亡”之间还有一段空白地带。抑郁存在于时间中。患者可能说他已被重性抑郁折磨了好几个月，但这仍是把某种度量单位强加于无法度量的对象。一个人能确定的，只是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了重性抑郁，在任一特定时刻是否经历着它。【18】

构成抑郁的生和死总是同时发生。不久前，我回到童年玩耍的树林，那里有一棵老橡树，已高寿百龄，我从前常和弟弟在它的树阴下玩耍。这20年间，一株巨大的爬藤已经缠绕在这原本挺立的老橡树身上，几乎令它窒息。很难说树木和藤蔓的分界在哪里。这株爬藤早已爬满了老橡树的枝干，远远看去，藤蔓的叶子好像就是橡树叶；只有靠近观察，才会发现尚有生机的树枝已所剩无几，而几株嫩芽幼枝拼命挣扎着露出头，好像是巨大的树干上长了一排拇指，枝上的叶子仍然在以一种机械无知的生物学方式继续着它们的光合作用。

当时的我刚刚从一场重性抑郁中走出来。身处其中时，我几乎无法考虑他人的问题。所以那一刻，我对老橡树的遭遇感同身受。抑郁在我身上生长时，就像这藤蔓征服老橡树——这东西整个地裹缠上来，吸走我生命的活力，它丑陋，却比我更鲜活。它有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地让我窒息，排挤掉我的生命。在我重性抑郁最糟糕的阶段，我知道有些情绪并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抑郁，正如橡树顶端枝条上的叶子，其实属于藤蔓。当我试图仔细想清楚这一点时，却感到心受到了禁闭，无一处可以伸展。我知道日出日落仍如寻常，却难沐浴一丝阳光。一种远比我强大的力量压迫着我，令我不断沦陷：起初我动不了自己的脚踝，接着无法控制膝盖，然后腰也绷紧扭伤，继而是肩膀缴械投降，最后我竟只能像一个胎儿般蜷缩，被这抑郁耗尽、压垮，而它甚至都不需要占有我。它的蔓须威胁着要粉碎我的心智、勇气和胃口，碾断我的骨骼，曝干我的身体。它就这样拿我大快朵颐，直到再无残躯将它喂养。

我虚弱到无法让自己停止呼吸。那时我只觉永远都无法根除抑郁的藤蔓，于是我全部的想法只是，既然这样，就让我死吧。但它吸尽了我的能量，让我无力自杀，却也不夺去我的生命。我这树干正在腐朽，一度供养着那东西生长，而它如今已强壮到不会让树干倒地；它摧毁，又成为支持所摧毁之物的另一种力量。我蜷缩在床的最角落，被这只对我一人可见的东西撕裂、压碎。我向一个自己从未完全信仰过的上帝祷告，求一份解脱。我甘愿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然而我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连自杀的念头都无从成形。活着的每一秒都是折磨。因为这东西吸干了我所有的体液，我甚至无法哭泣。我的嘴唇也干裂了。我曾以为，一个人最痛楚的时候就会泪如雨下，但最不幸的痛楚是在眼泪流干后入侵的干涸之痛，它堵塞了你一度用来丈量世界的所有空间，或是世界用来丈量你的空间。这就是重性抑郁的样子。【19】

我说了抑郁是生也是死。生的是藤蔓，死则是人自己的朽坏，是支撑这惨况的枝干的断裂。最先失去的是快乐。你无法从任何事物中获得愉悦。这是重性抑郁广为人知的主要症状。很快，其他情绪也会被遗忘：你所熟知的悲伤，正是它让你陷入当下的状况；幽默感；对爱的信念，去爱的能力。你的心智被反复过滤，直到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愚不可言。如果你的头发本就不多，这时会更加稀疏；如果你的皮肤常常不好，现在也会更差。你甚至自己都能闻到身上发酸的味道。你失去了信任任何人的能力，失去了被感动的能力，失去了悲痛的能力。最终，你干脆在自己的人生中缺席。

也许是在场的某些东西夺取了缺席者本来的位置，也许是因为某些模糊黯淡的东西缺席了，才让另一些东西显现出来。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迷失了一部分自己，陷入了某些异物的掌控。而治疗常常只回应一半问题：要么只关注出现了什么，要么只关注缺失了什么。但你既需要砍断重有千钧的藤蔓，也需要重获自己的根系和光合作用。药物治疗是在铲除藤蔓，你可以感到这个过程的发生，感到药物在毒杀寄生的爬藤，令它一点点枯萎。你能感到重压在消失，感到枝条能渐渐恢复原有的弧度。在去除藤蔓之前，你甚至都无法思考失去的是什么。但即使除掉了藤蔓，你可能也只剩下些稀疏的叶子和浅根，现有的任何药物都还无法帮你重建自我。没有了藤蔓的重负，枯枝上稀疏的叶子也能开始接受最基本的养分。但这不是良好的状态，也不是强健的状态。在抑郁期间和抑郁之后重建自我的过程，需要爱、洞察力、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时间。

抑郁的诊断和其病症本身一样复杂。病人总是问医生：“我抑郁了吗？”好像验个血就能明确知道结果似的。搞清楚自己是否抑郁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倾听自己，观察自己，感受你的感受再去思考它们。如果你绝大部分时间的感受都很糟，却没什么原因，你就是陷入了抑郁。如果你绝大部分时间的感受都很糟，且找得到原因，你也陷入了抑郁，尽管比起对环境不管不顾、直接与抑郁作战相比，去改变这些原因可能是帮你走出抑郁的更好途径。如果抑郁让你不断丧失能力，那就是重性抑郁。如果只是轻度的干扰，就不是重性的。精神科圣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 DSM-IV ），把抑郁定义为符合所列九项症状中的至少五项，这很不恰当。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是任意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五项症状就足以构成抑郁；四项症状或多或少也是抑郁，而五项症状也不如六项那么严重。甚至只有一项症状也很是让人不舒服了。具有所有症状但都很轻微，可能比具有两项症状但很严重的问题更小。漫长的诊断之后，大部分人都去寻找原因，但其实知道病因和治疗病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20】

心智的疾病也是真实的疾病，对身体会有严重影响。有人造访医生的诊室，主诉胃绞痛，却常被告知：“怎么会，你除了抑郁，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如果抑郁严重到引起胃绞痛的程度，那对你就真的是大事不好，需要治疗了。如果你主诉呼吸有问题，没人会对你说：“怎么会，你除了肺气肿，什么问题都没有！”对深受其扰的人来说，心身疾病与食物中毒产生的胃绞痛同样真实。心身疾病存在于大脑的无意识部分，令大脑频频向胃发送不当信息，于是病症也在胃部出现。确切的诊断——究竟是胃、阑尾还是大脑出了问题——关系着你该接受怎样的治疗，这绝非小事。大脑是相当重要的人体器官，如果功能失调，必须恰当应对。

化学作用常被用于填补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裂隙。当医生对患者说，他的抑郁是“一种化学作用”时，患者常如释重负，这是因为人们相信存在跨越时间的完整自我，相信在完全事出有因的悲痛与全然随机的悲痛之间那条虚构的分界线。无论压力过大导致的不满是来自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担心衰老、爱情受挫还是痛恨家人，“化学作用”一词似乎都会减轻人们对此的责任感。“化学作用”被附加上了愉快地摆脱负罪感的自由。如果你的大脑有抑郁倾向，你无须为此责怪自己——要怪就怪生物演化吧，但别忘了，责怪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化学过程，快乐也是。化学和生物并不是冲击一个人“真实”自我的外物，抑郁也无法与受其影响的人割裂开来。治疗并不是要缓解自我认同的混乱，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正常，而是要重新调整你的多重身份认同，在很小的程度上改变你这个人。【21】

上过高中科学课的人都知道，人类由化学物质组成，研究这些化学物质及其组织构成的学科就是生物学。脑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其化学展现和来由。你闭上双眼，努力想北极熊，这就会对你的大脑产生某种化学作用。你坚持一项反对减免资本收益所得税的政策，这也会对你的大脑产生某种化学作用。你回想过往经历的一些片段，就是经历与记忆相关的复杂化学过程。童年创伤与之后的困境也会改变大脑的化学过程。决定阅读这本书，用手拿起书，注视纸上的字形，从字形中提取意义，继而对传达的意义产生智识和情感上的反应，这套过程牵涉数千种化学反应。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走出抑郁的怪圈，感受开始改善，由此而来的化学变化，其特殊与复杂并不逊色于服用抗抑郁药所产生的化学变化。外在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在，内在状态就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外在。说所有其他界线都模糊以后，使我们成为自己的各种边界也会模糊不清，这个想法非常不招人喜欢。在体验和化学过程的混沌中，并不存在一个黄金矿脉那般纯粹的本质性自我。任何事物都可以改变，而我们必须将人类的机体理解为一系列的自我，可以彼此臣服或选择。然而，当科学语言用于训练医生，也越来越多的用于非学术写作和谈话时，就异常地荒谬了。

对大脑化学作用的累积影响，理解尚不充分。例如在1989年版的标准《精神病学综合教材》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有用的公式：抑郁的评分等于，3-甲氧基-4-羟基苯乙二醇（一种所有人的尿液中都有的化合物，不受抑郁的显著影响）的水平，减去3-甲氧基-4-羟基扁桃酸的水平，加上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减去去甲变肾上腺素与变肾上腺素之和除以3-甲氧基-4-羟基扁桃酸的水平，最后再加上某个未指定的转换变量。用该书的表达形式就是：

抑郁类型分=C ₁ （MHPG）-C ₂ （VMA）+C ₃ （NE）-C ₄ （NMN+MN）/VMA+C ₀

这个分值会在1和0之间，抑郁患者得1，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得0。如果你得到范围外的结果，就是你做错了。这样的公式能给我们多少启示？这些公式怎么 可能 用在情绪这么飘忽不定的东西上？我们很难判定，特定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抑郁；很难解释，某人带着抑郁去响应外在环境是怎样的化学过程；也很难找到，究竟是什么根本性地导致了一个人的抑郁。【22】

尽管大众媒体和医药行业把抑郁描述为像糖尿病一样是单因单果的疾病，但实际并非如此。抑郁与糖尿病有着惊人的不同。糖尿病人产生的胰岛素不足，因而治疗糖尿病就要增加血液中的胰岛素并保持使其含量稳定。但抑郁不是我们可以测量的任何物质的减少导致的结果。提升脑内血清素的水平可以触发一个过程，最终能帮助很多抑郁人士改善感受，但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血清素水平低到了不正常的地步。进一步讲，血清素也不会即刻起效。你就算把三四升血清素灌进一名抑郁者的大脑，也不会立时让他感到哪怕一丝好转，尽管长期来看，血清素水平的持续提高会令抑郁的症状有所缓解。“我抑郁了，但这只是化学作用”，这句话等同于“我杀了人，但这只是化学作用”或“我很聪明，但这只是化学作用”。如果用这些字眼思考问题，那么一个人的一切都“只是化学作用”。麦琪·罗宾斯深受躁郁症之苦，她说：“你可以说那‘只是化学过程’，而我要说，没有什么‘只是’化学过程。”阳光照耀大地，那也只是化学作用；岩石坚硬，海水咸涩，春日午后的微风拂来一份怀旧之感，蛰伏在漫长冬季皑皑白雪中的渴望和想象因而蠢蠢欲动，这些都是化学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麦克道威尔说：“血清素这种东西，是现代神经学神话的一部分。”它是一系列很有说服力的故事。

内在真实和外在真实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发生了什么，你如何理解它的发生，又如何对它做出反应，这三者通常相互关联，但无法据一个预测另两个。如果说真实本身常常只是相对的，而自我又处在一种持续流动的状态中，那么情绪从轻微到极端的变化就是一连串音符组成的滑音。于是，疾病就是极端状态的情感，而把情感描述成一种轻微的病症，也属合理。如果我们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感到愉快振奋（但不是妄想性的躁狂），可能就会做成更多的事，也更幸福地生活在地球上，但这个想法让人不寒而栗（不过当然，如果我们真的在所有时候都感到愉快振奋，我们可能就把所有与不寒而栗有关的东西都抛在脑后了）。

流行性感冒简单直接：今天你体内没有致病病毒那就没有病，明天你感染了病毒就生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发生在可明确界定的单独一瞬。而抑郁呢？这就像是要为饥饿找到临床参数。饥饿每天都会影响我们若干次，但只在极端状态时才令受害者死亡，酿成悲剧。有的人需要的食物比其他人多；有人可以在极度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仍正常活动，有人则很快就虚弱不堪晕倒街头。与此类似，抑郁以不同的方式侵扰不同的人：有人倾向于奋起反抗，战斗到最后，有人则在它的魔掌中消沉无助。坚强的意志与骄傲可以让一个人挺过抑郁，而同样程度的抑郁则可能打倒更为温和顺从的另一个人。【23】

抑郁与人格互相作用。有些人无畏地面对抑郁（在抑郁发作期间和之后），有些人则较软弱。因为人格的边界同样不定，其中的化学作用也同样令人困惑，所以有人把其他因素一笔勾销，只归结于基因。这种看法太过简单轻率。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院长史蒂文·海曼说：“没有所谓情绪基因这种东西，这只是个方便的说法，实际发生的是基因与环境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如果每个人都会在某些状况下有或多或少的抑郁，那么也同样会在某些状况下拥有一定的与抑郁抗争的能力。抗争的形式常常是去寻找在这场战争中最有效的治疗方式，这包括当你还有力气寻求帮助时就去行动，也包括让自己在抑郁严重发作的间歇期尽力好好生活。有些人症状严重到骇人的地步，但仍然有能力实现真正的人生成就；而有些人则会被最轻微的症状完全打垮。

不借助药物而走出轻性抑郁有一些好处。这能给你一种感觉，就是通过锻炼你自己的化学意志，你可以修正自己的化学失衡。痛苦带来的生理化学过程看似无法避免，而学着迎难而上，也是大脑的胜利，是发现心智的纯粹力量的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靠自己”克服抑郁也让你免于与精神药物相关的社会性不适感。这说明我们乐于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只凭自己的内部机制来重建自我，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一点点从痛苦中恢复，也会为所经受的这些折磨赋予某种意义。

然而，自己的内部机制很难依靠，也常常并不足够。抑郁常会摧毁心智对情绪的统御力。有时因为失去所爱，你会受到悲苦带来的复杂化学过程的侵袭，而“失去”和“爱”两者的化学过程可能就会通向抑郁的化学过程。坠入爱河的化学过程可能被明显的外部理由开启，也可能始于随心而至、头脑全然不知的原因。但如果我们愿意去尝试，这种情绪上的不可理喻也并非不可救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对尽心尽责的父母大发雷霆，这实属不可理喻，但这是种传统的不可理喻，从古到今一直如此，所以我们相对来说会容忍，不会太过质疑。有时，同样的化学过程发生了，却似乎出于一些用一般标准来看不太充分的外部理由，并不能解释其中的绝望：有人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撞到你，这竟让你悲从中来；或是你读到世界人口过剩的消息，便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可容忍。每个人都曾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不成比例的情绪感受，或者不明所以地甚至毫无来由地感到某些情绪。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外部原因，化学过程就发生了。大部分人都会在一些时刻感受到令人费解的绝望，常常是在深夜，或是清晨闹钟响铃之前。这样的感受如果持续十分钟，就是一种感觉奇怪、但也算是来去匆匆的情绪；如果持续十小时，就像一次磨人的发热；而如果持续十年，就是损害严重的疾病了。【24】

快乐到来，常是稍纵即逝；而抑郁临头，却总似挥之不去。哪怕你接受情绪会变，承认无论你今天感受如何，明天都会不同，你也无法像轻易变得悲伤那样，轻易地变得快乐。于我而言，悲伤一直以来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种更强大的感受；如果这并非一种人皆如此的体验，那它或许就是我的抑郁生长的根源。我痛恨陷入抑郁，但也正是在抑郁时，我了解了自己的方方面面，看到了我灵魂的完整面貌。当我快乐时，我会觉得快乐让我略有分心，就好像快乐没有调动我的心智和大脑中某些想要参与其中的部分。抑郁则是件花力气的事。每每在失去的时刻，我都会用力地去紧紧把握：当玻璃物件从我手中滑落摔向地板时，我能充分看到它们的美。叔本华写道：“我们发现愉悦不再那么令人愉悦，而痛苦则比我们预想的更加痛苦。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关心、悲苦或欲求，就像一艘船需要压舱石，才能笔直前行。”

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话：醒来不觉苦，就知已死掉。虽然人生不仅仅是痛苦，但痛苦的体验，尤其是强烈的痛苦，却是生命的力道最确实的标志之一。叔本华还说：“想象一个民族来至这样一个乌托邦，这里什么东西都自己生长出来，烤熟的火鸡在四周盘旋，要找到相爱之人无须等待，白头偕老也无须经历艰难。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有人会死于无聊，或上吊自杀，有人会挑起争斗，互相残杀，于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苦难比自然加诸他们的还要来得更多……苦难的极端反面［是］无聊。”我相信痛苦需要被转化而非被遗忘，需要被反对而非被抹去。【25】

关于抑郁，我相信某些广泛引用的数字确实是基于现实情况。虽然把数字等同于真相是不对的，但这些数字确实敲响了警钟。根据最近的调查，有3%的美国人，即大约1900万，罹患着长期抑郁，其中超过200万是儿童。躁郁症常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因为患者的情绪在躁狂和抑郁之间反复，受它折磨的人有230万，它也是年轻女性的第二大死因、年轻男性的第三大死因。在美国及海外， DSM-IV 描述的那种抑郁是引发5岁以上人群残障的首要原因。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把过早亡与损失健康生活年份也算入残障，那么抑郁要为更多的疾病负担负责，仅次于心脏病。被抑郁夺去的年份，超过战争、癌症、艾滋病夺去的总和。抑郁还引起从酒精成瘾到心脏病等一系列其他疾病，并被它们掩盖在背后；如果我们把这些也纳入考虑，抑郁也许是世界头号杀手。

现在，治疗抑郁的方法越来越多，宛如雨后春笋，但患有重性抑郁的美国人，只有一半寻求过某种形式的帮助——甚至包括求助于神职人员、牧区辅导。而确有寻求帮助的患者，去看的也几乎都是初级保健医师，这些医师对精神疾病往往知之不多。一个美国成年人如果患了抑郁，只有40%的几率获得确诊。尽管如此，仍有2800万的美国人，即占美国人口的10%，正在接受SSRI类药物（百优解［氟西汀］即属此类）的治疗，还有数量可观的人在服用其他药物。而被确诊为抑郁的患者中，也只有不到一半能获得适当的治疗。当抑郁的定义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大众被纳入其中时，要算出确切的死亡数字也越来越难。先前的统计数字是，有15%的抑郁人士最终选择自杀；这个数字至今对极为严重的患者仍然有效。最近的研究将程度略轻的抑郁纳入统计，结果显示抑郁会直接导致2%～4%的患者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年前，约有1.5%的人患有需要治疗的抑郁，现在这个数字是5%。在现今所有美国人中，预计有10%会在一生中经历一次重性抑郁，50%会经历一些抑郁的症状。临床问题不断增长，治疗方法涌现得更多。诊断在提升，但这并不能解释如此大规模的抑郁问题。抑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儿童身上。在年轻一代中，第一次抑郁发作的平均年龄是26岁左右，比上一代早10年；而双相障碍/躁郁症，发病甚至更早。情况越发严重了。【26】

我们很少遇到抑郁这类状况：治疗可能同时既不足，又过量。完全失能的人最终会住院，也很可能得到治疗，但有时他们的抑郁会被混同于其他生理疾患，身陷这些疾患也令他们经历抑郁之苦。尽管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物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但仍有不计其数的人在艰难困苦中勉力支撑。在确实寻求了帮助的人里，超过一半，也就是抑郁总人口的25%，未获任何治疗。而在得到治疗的人中，有大约一半，也就是抑郁总人口的13%，得到的是不当治疗，通常是服用镇定剂或不配合药物的心理治疗。在剩下的人里，又有一半，也就是抑郁总人口的6%，服用药物的剂量和疗程都不够。所以到最后，只有约6%的抑郁者得到了合格的治疗。但这些人中，又有很多人最终停药，往往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密歇根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约翰·格雷登说：“只有1%～2%的人获得了真正理想的治疗，而这种疾病通常可以用相对不贵的药物很好地控制，也几乎没有严重的副作用。”与此同时，谱系另一端的人认为幸福感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徒劳地吞下大把药片，只为缓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轻微不适。

超模的出现让女性对自己树立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损害了女性的自我形象，这一点已获广泛认同。而21世纪的心理超模甚至比身体超模还要危险。人们不断检视自己的心智，抗拒自己的情绪。“这是卢尔德现象 。”威廉·波特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工作，负责精神药理部门，当时部门正在开发新药。“如果你让大量人群接触在他们的感知和理性判断中属于积极的事物，那你就会得到满是奇迹的汇报，当然，同时也有满是悲剧的汇报。”百优解的接受度很好，几乎任何人都能服用，而确实几乎任何人都服用了。百优解可以用在症状轻微的人身上，他们之前服用的抗抑郁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或三环类抗抑郁药（TCA）——产生的不适令他们难以应对。哪怕你并没有抑郁，百优解也可以压缩悲伤的范围，这不是比痛苦活着更美好吗？【27】

我们把可治愈的症状归为病态，把能轻易调整修复的状况当作疾病去治疗，即便这些东西从前被视为某种人格或情绪。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了可以治疗暴力的药，那么暴力马上也会变成一种疾病。在全面爆发的抑郁与尚未影响到睡眠、食欲、精力、兴趣的轻微不适之间，有着众多的灰色地带。我们已经把这些灰色地带越来越多地归为疾病，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缓解它们的方法。但分界点仍属任意。我们决定，智商为69的人就属于智力发展迟滞，但智商72的人并非一切都好，而智商65的人也还是能应付一定的生活。我们说应保持胆固醇低于220，但如果你的胆固醇是221，大概也不会因此丧命，而如果是219，你也需要小心注意了。69和220就是任意定下的数字，而我们判定疾病时也相当任意。关于抑郁，标准也一直在变。

抑郁者一直都用“越过边缘”这个说法来描述从痛苦到疯狂的过程，这个与非常身体化的描述常包含着“坠入深渊”。很少见这么多人都一致使用这样的词汇，因为“边缘”是种相当抽象的比喻。我们很少有人真的从什么东西的边缘掉下来过，当然也从未坠入深渊。大峡谷？挪威的峡湾？南非的钻石矿坑？连找到一个深渊掉进去都很难。而被问起时，人们对深渊的描述也相当一致。首先，那里是黑暗的。你从阳光普照的地方坠入黑暗，只有无边的阴影笼罩一切。在里面，你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是危险（深渊可没有柔软的地面和墙壁）。你坠落时，不知道自己会坠落多深，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停下。你一次又一次地撞到看不见的东西，直至粉身碎骨，而周遭太过动荡，你什么也攀抓不住。

恐高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恐惧症。这种恐惧一定对我们的祖先帮助不小。大概不恐高的人发现了深渊后会坠落其中，导致种群的这部分基因被淘汰了吧。你如果站在崖边往下看，会感到头晕目眩。你的身体不会如平常一般顺畅无碍地让你完美无误地退离崖边。你会觉得你要掉下去了，而如果长时间往下看，你真的会掉下去。你会感到全身麻木。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到维多利亚瀑布旅行，在那里，岩石从高高的山上笔直坠落到赞比西河中。当年我们还很年轻，有种互相较劲的意思，拍照时一个比一个更鼓足勇气靠近崖边。靠得太近后，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恶心，浑身发软。我想，抑郁本身通常并未越过边缘（否则很快就会死），而是离边缘太近，近到你会恐惧于走了这么远，恐惧于一旦眩晕会完全失去平衡能力。在维多利亚瀑布旁，我们发现有一条隐形的边缘是我们无法跨越的，这道边缘还远未到岩石坠落的地方。离坠落点十英尺时，我们全都泰然自若；距离五英尺时，我们大都畏缩了。一位朋友要给我拍照留念，想把通向赞比亚的一座桥也拍摄入镜。她问：“你可以往左挪一寸吗？”我很乐意地向左挪了一步——一英尺。我露出微笑，笑容美好，照片都记录了下来，而她说：“你离崖边有点太近了，快回来。”我本来很自然地站在那儿，忽然间往下看，发现已经过了我的“边缘”，顿时面无血色。“你没事的，”朋友一边说，一边走近我，伸出手来。悬崖还在十英寸外，我却只能屈膝伏身，趴在地上，把自己拉回几尺，直到安全所在才再站起来。其实我知道自己有很好的平衡感，可以轻松站在只有18英寸宽的平台上，甚至还能跳一点业余的踢踏舞同时保证不跌下来。但我就是没法站得离赞比西河这么近。【28】

抑郁很大程度上与令人瘫软的迫近之感有关。你在离地6英寸的地方做得到一些事；可一旦地面坠落，露出那1000英尺的深渊，你就做不到了。坠落的恐惧紧紧攫住你，而恐惧本身就可能是导致你坠落。身处抑郁之中，当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很可怕，但这种可怕似乎更多是包裹在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之中。就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死本身也许不太糟糕，但活在死亡的边缘，那种将过又没过真正边缘的状况，才无比可怕。陷入重性抑郁时，你怎么也够不到伸向你的援手。你也没法让自己双膝双手着地，因为你感到身体一旦倾斜，哪怕是倾向远离崖边的方向，你都会失去平衡坠落下去。这么说来，深渊的意象确实有些符合抑郁的感受：黑暗、不确定、失去控制。但假如你真的跌入无底深渊，也就无所谓控制问题了，你会完全失控。这时让你感到恐惧的就是，当你最需要控制也最该有控制力时，控制却离你而去；迫近的可怕完全压垮了当下一刻。如果有相当宽的安全区，你却再也无法把握平衡时，就是已经陷入抑郁太深了。在抑郁中，当下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未来痛苦的预期，完全没有了“活在当下”的体验。【29】

未经历过抑郁的人几乎无法想象抑郁的状态。一连串的比喻，藤蔓、大树、悬崖等等，是谈论这种体验的唯一方式。诊断抑郁并不容易，因为描述症状依赖比喻，而每个病人选择的比喻都不相同。自《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的诉苦以来，情况并无太多改变：

它［悲伤］令我厌烦，你们也说它令你们厌烦；

不过这悲伤我是怎样染上的，怎样寻到的，怎样获得的，

它是什么东西做成的，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

我还得研究；

悲伤把我弄得如此糊涂，

我已难有自知之明。

让我们坦白承认吧：我们并不真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抑郁，并不真的清楚是什么构成了抑郁，并不真的不清楚为什么某些疗法可能对抑郁有效。我们不清楚抑郁如何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保留了下来，不清楚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里有些人得了抑郁而有些人没有，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意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抑郁者周围的人期待他们振作起来——我们的社会很难容忍消沉低落。配偶、父母、孩子、朋友这些人自己都可能是被打垮的对象，他们也不想接近无边无际的痛苦。如果一个人深深陷入重性抑郁，他就什么也做不了，至多只能乞求帮助；而一旦有人提供帮助，也一定要接受。我们都寄希望于百优解的拯救，但依照我的经验，除非我们一同努力，否则百优解也是罔效。倾听那些爱你的人的话。去相信为他们活下去是值得的，即使在那些你并不如此相信的时候。寻找你被抑郁夺走的记忆，再将这些记忆投向未来。鼓起勇气，坚强起来，好好吃药。即使每一步都重有千钧，也要坚持锻炼，因为这对你有益。即使食物让你倒尽胃口，也要吃饭。失去理智时，用理智来说服自己。这些鸡汤式的话语似乎平淡无奇，但走出抑郁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厌恶抑郁，别让自己慢慢习惯它。要把那些侵蚀心智的可怕想法挡在外面。

我会长期接受抗抑郁治疗。我希望自己能说清楚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跌落到这样的低点，又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反弹、跌落、反弹、跌落。我用我能找到的所有通常办法来面对藤蔓的出现，然后像小时候学走路、学说话一样费力而又凭直觉地去修补缺失。我经历过多次轻微低潮，还有两次严重崩溃，之后有一段间歇，然后第三次崩溃，接着又是几次低潮。经历所有这些之后，我尽力避免再生搅扰。每个早晨和晚上，我看着手里的药片：白的，粉的，红的，青的。有时这些药片就像写在我手上的象形文字，告诉我未来会好的，我应该活下去亲眼见证。有时我感到好像每天两次咽下我自己的葬礼，因为假如没有这些药片，我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没去外地的日子，我会每周看一次心理治疗师。有时我觉得我们的会谈很无聊，有时又以一种完全游离事外的状态对此很感兴趣，有时也会有顿悟之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位治疗师先生的话，我已经能重建一些自我，足以继续咽下我的葬礼，而不是让它上演。治疗中有大量的谈话：我相信言语是有力量的，当恐惧的糟糕似乎超过了生活的美好时，言语能帮我们克服恐惧。在无微不至的关照下，我也能够重新去爱。爱是另一种前进的方式。这些方法需要同时进行：单说任一种，药物是微量的毒药，爱是一把钝刀，洞察力则是一条绷得太紧终于断掉的绳。如果同时得到很多这些助益，而你又够幸运，你就能把树从藤蔓的纠缠中解救出来。【30】

我爱这个世纪。我愿意有时间旅行的能力，因为我想去拜访《圣经》中的埃及，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去一睹全盛时期的印加帝国，去结识大津巴布韦 的居民，也看看美洲还属于原住民时的样子。但我只想活在当今，而非任何别的时代。我热爱便利的现代生活，热爱我们复杂的哲学，热爱这个千禧年的关口我们面临的巨变，感到我们正站在门槛上，跨过去，所知就远超前人。我喜欢在我生活的各个国家里，社会的宽容程度处于相对高的水平；我喜欢可以一次次地环游世界；喜欢人们拥有比以往活得更久，相比于千年之前，时间向我们这边多站了一点。

然而，我们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地球的物产，破坏土地、海洋和天空。热带雨林被毁，海洋里塞满了工业废弃物，臭氧层不断损耗。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口，而且会一年年越来越多。我们不断制造贻害子孙后代的问题。人类改变地球的历史从原始人第一次把石头打磨成燧石刀、安纳托利亚的农夫播下第一颗种子就开始了，但改变的速度现在已经严重失控。我并不是一个在环保方面杞人忧天的人，也不相信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想归于湮灭，就必须采取措施来扭转现在的进程。【31】

我们不断发掘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方式，这也意味着人类自身有复原力。世界不断演变，我们的物种亦如是。皮肤癌比过去普遍了很多，因为面对日光，大气能为我们提供的保护少了太多。夏日里，我擦高防晒指数的防晒霜和乳液，让这些产品保护我的安全。我时常去看一位皮肤科医生，他会从我皮肤上刮下一大块斑送去检验。孩子们从前赤身裸体在海岸边奔跑，现在抹上了厚厚的防护油膏。男人们从前在正午赤膊工作，现在穿了上衣，还努力寻找阴凉。我们有能力应对危机的这一面。我们发明了很多新方法，都还远不是去黑暗中生活。然而，无论是否防晒，我们都必须避免继续破坏现有的环境。现在，臭氧层仍然充裕，仍发挥着还算不错的功能。如果所有人都不再使用汽车，环境会变得更好，但除非发生了席卷世界的大灾害，否则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坦白说，我觉得人类移居月球，都会比建成无汽车社会更早。根本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很多情况下也是不理想的，但我们确实需要改变。

看起来，早在人类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有能力思考自己时，抑郁就相伴而生了，甚至可能出现得更早。也许在原始的人样动物学会穴居之前，猴子、老鼠甚或章鱼就已被这种疾病所累。显然，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症状与希波克拉底在大约2500年前描述的相差无几。无论抑郁还是皮肤癌都不是21世纪的新产物。像皮肤癌一样，抑郁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因非常特殊的原因在当前时代不断蔓延。这些迅速滋生的问题不断传递出清晰的讯息，我们不能继续坐视不理。上一个时代还无法探测出的脆弱，如今已发展成十分明显的临床疾病。我们不能只用速效的方案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应该寻求遏制住这些问题，避免它们窃走我们的心智。无疑，不断攀升的抑郁发病率是现代性的结果。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技术发展带来混乱，人与人之间越发疏离，传统家庭结构崩溃，孤独感侵袭着特定的人群，宗教、道德、政治、社会等等所有似曾为生活带来意义和方向的信仰体系也都衰微——所有这一切都是毁灭性的冲击。所幸我们也发展出了应对问题的机制。我们用药物来解决器质性的困扰，用心理治疗来应对慢性病带来的情绪波动。抑郁是我们社会越来越大的一项支出，但还不至于摧毁我们：我们有精神上的遮阳镜、棒球帽和阴凉。【32】

但我们是否也有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运动”机制，遏制我们对社会“臭氧层”的破坏？掌握治疗方法，不意味着我可以忽视有待治疗的问题。面对统计数字，我们应该感到畏惧，去思考：还能做什么？有时，发病率和治愈率的数字好似在相互竞争，看谁会超过谁。我们很少有人想要放弃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同样很少有人想要或能够放弃现代式的思维。但我们现在就必须从小事做起，降低社会情绪的污染程度。我们必须寻求结构，寻求信仰，无论是信仰上帝、自我、他人、政治、美或其他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他们的遭遇大大减损了这世上的喜悦。这是为了他们这些草芥众生，也是为了那些拥有特权、自己却缺少深层生命动力的人。我们必须去践行爱，也要教别人去爱。我们必须改善环境，减少我们背负的可怕压力。面对暴力本身甚至暴力的展现，我们都决不能退让。这不是感情用事的提议，而是与拯救热带雨林的呼吁同样迫切。

我想，我们会到达某个临界，那时我们承受的损失达到更加可怕的程度，超过了以之为代价换来的进步。这临界点尚未到来，却并不遥远。未来不会有革命，但会出现不一样的学校，不同形式的家庭和社群，不同的信息处理过程。如果还要继续生存在地球上，我们就只能这么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导致疾病的环境，在治疗的同时努力预防。等到新的千禧年将尽之时，我希望我们能拯救地球上的雨林、臭氧层、河流、海洋，也希望我们能拯救地球居民的心。那时，我们就会驯服不断滋长的恐惧，它来自“正午之魔”——我们的焦虑和抑郁。

柬埔寨民众的生活被不堪回首的悲剧包围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残酷的内战持续多年，逾1/5的人口遭到屠戮。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被处决；农民定期被迫迁徙，其中一些被投入监牢，遭受轻慢和拷打。整个国家都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我们很难为战争评级（近年在卢旺达发生的暴行无疑是毁灭性的），但这段时期绝不逊色于近现代史上任何黑暗的时期。如果你目睹了1/4的同胞被杀害，而你自己也艰难地生活在一个残忍的政权之下，为重建已被摧毁的家国而对抗不公，你的情感会怎样？我曾经希望能见证，当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要忍受这种创伤性压力，应对无望的贫穷，没有资源，很少有教育或工作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感受会怎样。我也可以选择其他地点来探寻痛苦，但我不想进入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因为战时的绝望心理通常会让人丧失理智，而毁灭之后的绝望则更为麻木，带着席卷一切的力量。在柬埔寨，战争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派别之间，而是发生在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社会机制被完全抹杀，不再有爱，不再有理想主义，不再留有对任何人的一点好处。

柬埔寨人通常都很和善，对来拜访的外国人更是极为友好。大多数柬埔寨人讲话轻柔，性格温和，亲切动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可爱的国家就是此等暴行发生的地方。对于红色高棉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没有一个说得通。一些社会中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回头看时有可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在这些事件面前格外脆弱；但我们无法获知的是，这类行为究竟起源于人类想象的哪个角落。社会的肌理总是纤弱，但我们完全无法知道在这些社会中，肌理是如何完全蒸发的。驻柬埔寨的美国大使告诉我，高棉人民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柬埔寨社会不具备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如果意见不一，他们要么否认并完全压抑，要么就得拔刀相向。”一名柬埔寨现政府成员说，人们已经有太多年太过屈从于绝对专制的统治者了，等他们想要反抗权威时，已然太迟。我至少还听到了十几种其他叙述，但我仍持怀疑态度。

当我采访曾在红色高棉手中经受暴行的人时，我发现大部分人更想向前看。然而，当我把他们推入个人历史时，他们就会滑落进悲哀的过去。我听到的故事惨无人道，恐怖得令人无法直面。我在柬埔寨遇到的每个成年人都遭受过可怕的外部创伤，那样的创伤要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会让大部分人发疯或自杀。而他们的心智所遭受的，更是另一种等级的恐怖。我的柬埔寨之行本意是想为他人的痛苦而自感卑微，而我的所见所闻令我卑微到了尘泥之中。【34】

在我离开柬埔寨的五天前，我遇到了一度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农帕莉，她在金边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个关爱抑郁妇女中心。她在妇女心理恢复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妇女的精神重创严重到令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只能任她们自生自灭。她的工作非常成功，她的孤儿院的员工几乎都是她救助过的妇女，她们围绕着帕莉，形成了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据说如果你救助了妇女，她们就会接着救助孩子，从而形成一条不断传递影响的链条，最终能拯救整个国家。

我们在金边市中心附近，一栋老办公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边的一把椅子上，我坐对面的一张小沙发。帕莉不对称的双眼似乎能一下子把人看穿，却还是射出欢迎的目光。依西方人的标准看，她像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身材矮小；她头发斑白，向后梳起，让面容看起来多了几分刚毅。她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会变得很强硬，但她也是害羞的，不说话时总是微笑着，眼目低垂。

我们从她自己的故事开始聊。20世纪70年代初，帕莉在柬埔寨财政部和总商会工作，是一名打字员和速记秘书。1975年，金边陷入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统治，她和丈夫、孩子被从家中带走。她不知道丈夫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会被处决还是能活下来。而她则被遣往乡间种地，带着她12岁的女儿、3岁的儿子和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那里环境极差，食物稀缺，但她和伙伴们并肩工作，“从来不对他们说任何事，从来不笑，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笑，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会被处死”。几个月后，她和她的孩子被一同遣往另一个地点。在遣送途中，一队士兵把她绑在一棵树上，让她看着女儿被轮奸再被杀害。几天后轮到了帕莉自己。她和几名工友一起被带到镇外的一处场地。士兵把她的双手绑到背后，双腿绑在一起，强迫她双膝跪下，又把她绑到一根竹子上，迫使她身体前倾，前面就是一块泥沼。她双腿必须用力，否则就会失去平衡。那些士兵想让她在最终精疲力尽倒下时，一头向前扎入，因为动弹不得，就陷入泥沼死去。帕莉3岁的儿子在她旁边嚎啕大哭。刚出生的婴儿则绑在她身上，这样当她倒下时孩子也会一同陷入泥沼——于是帕莉就会成为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35】

帕莉撒了个谎。她说自己在战前为红色高棉的一名高层领导工作，曾是他的情人，如果她被杀害，那名领导会大发雷霆。很少有人从那片屠场逃生；但一名队长大概是相信了帕莉的故事，最终说他受不了她孩子的尖叫声，而要迅速解决她又不值得浪费昂贵的子弹，于是他给帕莉松绑，让她跑。帕莉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抱着3岁的儿子，冲进柬埔寨东北部的丛林深处。她在那里藏身3年4个月18天，从来不在相同的地方睡觉，在丛林中流浪，捡树叶、挖树根给自己和孩子充饥。但找食物也很难，其他更强壮的觅食者常常已经把土地上能吃的东西扫荡一空。她严重营养不良，日渐衰弱，很快就没了母乳，再也喂不了婴儿，只能看小孩死在自己怀里。她和仅存的儿子只能勉强活着，苦苦撑过了战争时期。

帕莉讲到这里时，我们两个都已经蹲坐到了我们座位之间的地板上，她啜泣着，前脚掌撑着的身体前后摇晃，而我下巴搁在膝盖上，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尽可能地在她梦呓般的叙述中给她拥抱。她继续讲下去，伴随着时断时续的啜泣。战争结束后，帕莉找到了她的丈夫。他的头颈周围遭受了毒打，引起了严重的精神缺陷。帕莉和丈夫、儿子都被安置在一个泰国边界附近的难民营，那里有数千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式居所中。营地的一些工人对他们实施了身体侵害和性侵害，另一些人则帮助了他们。帕莉属于难民营中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且通晓多语，可以与救助人员沟通。她逐渐成为难民营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后来与家人分得一间小木屋，那就已经算得上奢侈了。她回忆道：“我那时帮助做一些救助工作。我四处走动查看时，总是看到妇女们状态都很糟糕，她们很多都瘫痪麻痹了一般，不动，不说话，对自己的孩子既不喂食也不照看。我看到她们虽然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正在死于抑郁，死于令她们全然失能的创伤后压力。”帕莉向救援人员提了一个特别请求，把她自己在难民营住的木屋改造成某种心理治疗中心。【36】

她首先会使用传统的高棉草药（用上百种草药和植物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如果不奏效，或效果不显著，她有时就会使用能找到的西药。她说：“我会把救助人员拿进来的任何抗抑郁药都藏起来，尽量为最严重的病情积攒足够的用量。”她会带病人去冥想。她在房子里设置了一个佛坛，佛像前摆放着鲜花。她会引导妇女敞开心扉。首先，她会花三个小时让每位妇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后会定期去探访，了解更多的故事，直到她最终获得抑郁妇女的完全信任。她解释道：“我必须要了解她们必须要说的故事，因为我想理解每个人必须要击退的到底是什么。”

完成这个启动步骤后，帕莉会转向一个程式化体系。她说：“我采取三个步骤。首先，我教她们忘却。我们有一些练习每天都要做，这样她们就能每天都多忘记一点那些永远都不会完全忘记的事。在这段时间里，我试着用多种方法转移他们的注意，比如音乐，刺绣编织，聆听音乐会，偶尔也会看一个小时电视，总之用一切看起来会奏效的方法，一切她们告诉我她们喜欢的方法。抑郁藏在肌肤之下，紧贴在身体的每一寸表皮之下，我们无法移除。但我们可以努力去忘记抑郁，即便它就在那里。

“当她们的心智清除了那些已然遗忘掉的内容，当她们学会将过往置之脑后，我就教她们工作。无论她们想做哪种工作，我都会想办法教会她们。有人只是学习如何打扫房屋或照顾孩子，有人学习能用在孤儿身上的一些技能，有人开始向着真正专业的方向迈进。她们必须要学习把这些事做好，并从中找到骄傲。

“最后，等到她们掌握了工作能力，我就教她们爱。我搭了一间单坡简易屋，用来做蒸汽浴室。现在在金边我也用着一间类似的，建得稍微好些。我带她们到那里清洁自己的身体，教她们如何互相修剪手脚指甲，又如何保养自己的手指甲，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感到自己是美的，她们特别想要感受到美。这让她们接触到他人的身体，也让自己把身体交给别人照顾。这把她们从身体的孤立中拯救出来：身体孤立常常是对她们的一种折磨，会导致情感孤立直至崩溃。她们一起洗浴、一起修剪指甲时，就会开始聊天，一点点学着彼此信任，最终学会如何交朋友，这样她们就永远不会那么孤独寂寞了。她们曾经不愿告诉任何人她们自己的故事，只讲给我听，现在她们也开始给彼此讲述。”【37】

之后，帕莉带我去看她用来做心理救助的工具：彩色的小瓷瓶，蒸汽室，修指甲用的小棍、磨砂板、毛巾。梳理毛发是灵长类最原始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而这种回归梳理、以之作为人类间的社会化力量的方式，让我惊叹不已，却又十分自然。我跟她说，我觉得无论教会我们自己还是他人如何去遗忘、去工作、去爱和被爱，都是很难的，但她说，如果你自己能做到这三件事，那么这个过程也不会太复杂。她给我讲述了经她救治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又如何把孤儿们照顾得很好。

“还有最后一步，”停顿很久之后，她对我说，“到最后，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事情。我告诉她们，遗忘、工作、爱，这三项能力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巨大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把所有这些一起践行，让这些事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改变就会发生。这是最难讲清的一点，”她大笑起来，“但她们都慢慢理解了，理解以后，她们就做好了重回世界的准备。”

如今，抑郁的存在既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要治疗抑郁，我们必须理解崩溃的体验，药物作用的方式，以及谈话疗法的最常见形式（精神分析疗法、人际关系疗法、认知疗法等）。经验是个好老师，主流治疗方式都经过尝试和检验；但从圣约翰草 到精神外科，很多其他疗法也都给了人合理的希望，尽管这个领域的庸医骗术也比其他任何医药领域都更多些。治疗心智，需要仔细检视特定人群的情况：抑郁在儿童、老人、不同性别人群中的呈现显著不同。药物滥用者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亚群。多种形式的自杀都是抑郁的并发症，因此，理解抑郁如何发展到致命的程度也至关重要。

这些经验性的问题最终指向流行病学。把抑郁看作是现代病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然而这大错特错，回顾精神治疗的历史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把抑郁当作中产属性、中产特色的病症也很时髦，这同样不是事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罹患抑郁的贫困者，就会发现某些禁忌和偏见正阻碍我们帮助一个急需帮助的人群。贫穷人口中的抑郁问题自然会指向特定的政治问题，我们有时将关于疾病和治疗的主张纳入法律，有时又排除在法律之外。【38】

生物特性并非命运。即使带着抑郁，仍然有很多条路通向美好生活。能从自己的抑郁中有所学习的人，可以从这段经历中发展出特别的道德深度，这是压在他们悲苦的潘多拉之盒最底部的希望之鸟。我们无法、也不应逃离基本的情感光谱，而我相信抑郁也在这光谱上，它不仅接近悲痛，也接近爱。我确实相信，所有强烈的情感都相邻而居，每种情感都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它的对立面互相决定着。目前，我能控制抑郁引起的失能无助，但抑郁永远都在我大脑的密码之中。抑郁是我的一部分。发动对抑郁的战争，就是在与自己作战，在开战前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相信，如果想要彻底消除抑郁，只能破坏令我们的情感机制，但正因这些机制，我们才是人类。科学与哲学方法都必须折中使用。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写道：“迎接这痛苦吧，因为你将从中学习。”在未来，我们有可能（虽然现在还不太可能）通过化学操控，去定位、控制、消除体验苦难的大脑回路。但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那么做。祛除苦难回路乃是扁平化我们的体验，是损害一个更为有价值的复杂整体，哪怕它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令人痛苦。如果能亲见九维的世界，我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宁愿永远生活在悲苦的迷雾中，也不愿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但痛苦不是剧烈的抑郁；去爱，被爱，都要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中，而这样的体验令人鲜活。我试图从我生命中去除的是抑郁那种行尸走肉般的特质，而不是去除痛苦本身；本书正是反对后一种灭绝目标的炮弹。 YsjzRg4SCgygtV+ivwnKihDk/cK90gA5V1sUNHh4QIVTBukSW01w66+isJE+LS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