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
作者:【英国】安德鲁·所罗门
译者:屠彬 张哲
出版社: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0-10-01
ISBN:978754267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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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12章初版于2001年。但作者的丰富经历、深入采访、详尽的汇报和整理及用心用力的思索,对今天的世界依然非常有借鉴意义。只是文中一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药物,未必还是今日的一线药物,更未必适合中国。第十三章增补于2016年,介绍了本书初版后的各方面进展。
译文在正文中尽力避免了原文的随文括注,但缩写除外。药品名,医学术语,人名,作品刊物及影视节目名,组织机构及项目名,量表名等,都做成译名对照表,置于附录。附录、正文中脚注(除特别说明外)均为特约编辑查阅、制作。特约编辑也整体校译、统合了全部译稿。
本书涉及很多药物,主要以其商品名称呼。中国习惯以药品名(通用名)称呼药物,但不同品牌的具体药物未必等效,且如前所述,一些旧药物未必获得了中国的引进,今日也未必还值得引进,因此可能缺乏通行的商品名译名。因此,对于药物名,译文采取如下凡例:
药物的商品名、通用名及相应西文写法的全部对照,均可见相关附录。
献给我的父亲,
他给我的生命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英制/公制单位换算表:
1英里=1.61千米
1英尺=30.48厘米
1英寸=2.54厘米
1磅=453.59克
一切都会流逝——苦难、伤痛、鲜血、饥饿、瘟疫。利剑的锋芒也会流逝,但当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地球上消逝之后,繁星依然存在。这一点无人不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将视线投向繁星?为什么?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白卫军》
在过去的五年里,本书的写作就是我的生活。要追溯自己的想法,找到它们的种种来源,有时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尽量在书末注释中注明所有影响我写作的来源,同时也希望读者在阅读正文时能不被大量陌生的名字和术语打断。我请求我的受访者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本名,因为真实的名字会赋予真实的故事一种毋庸置疑的效力。本书的目标之一即是洗刷精神疾病的污名,卸除这种污名带来的负担,如果隐藏抑郁者的身份,那就是在顺从这种污名。但仍有七位受访者说服了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使用化名,他们做此选择有重要的原因。书中,这几位分别化名为希拉·赫尔南德斯、弗兰克·鲁萨科夫、比尔·斯坦、当基儿·斯特森、洛莉·华盛顿、克劳迪娅·韦弗和弗雷德·威尔逊。他们无一是编造出来的人物,我也煞费苦心不改变任何细节。对情绪障碍支持团体(MDSG)的成员,我们只称名不道姓,而且都改了名字,好保护此类团体的隐私属性。其他人都是真名。【11】
我让男男女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所面对的战争是本书关注的首要主题。我尽力从他们那里记录下连贯的故事,但我并未统统查证他们所讲的经历,也未强求所有的个人叙述都要严格依照线性时间顺序。
常有人问我,我是如何找到这些受访者的。书末致谢中列出的很多专业人士协助我接触了他们的病人。我在日常生活中也遇到了很多人,他们了解了我的写作主题后,主动把自己丰富的心路历程分享给我,有些极为动人,于是后来就成了我的素材。1998年,我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抑郁的文章,在杂志刊出的随后几个月里收到了上千封来信。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曾说:“有时我会想,那些不写作、不作曲、不画画的人是如何能逃离植根于人类境况中的疯狂、忧郁和惊惶恐惧。”我想他极大地低估了那些确实会用某种方式写作,从而缓解忧郁和惊恐的人的数量。回复这些潮水般涌来的信件时,一些内容尤为使我动容,于是我就询问这些来信的读者是否有兴趣为了这本书接受访谈。此外,在我发言或参与的大量会议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寻求精神健康方面帮助的人。【12】
我还从没写作过这样的主题:关于它,有如此之多的人有如此之多的话要倾诉,有如此之多的人有如此之多的话选择向我倾诉。我积累抑郁素材的过程,容易得惊人。最后我感到,抑郁研究领域里,缺少的是综合。科学、哲学、法律、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及其他很多学科,都曾分别探讨过抑郁的成因。太多有趣的事发生在太多有趣的人身上,太多有趣的事在被讲述、出版——而这个“国度”里仍是一片混乱。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共情,真正地理解抑郁的人;第二个目标,也是对我来说更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秩序,尽可能基于经验主义得出秩序,而不是随意用些逸事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我必须要强调,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学家,更算不上哲学家。这是一本极度个人化的书,不应被强加更多的意义。虽然我为一些比较复杂的观点提供了解说和阐释,但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当的治疗。
为增强可读性,我在引用口述或书面资料时,如果觉得增删字词没有改变原意,就没有使用省略号或括号;如果有读者希望援引这些材料,需要找原文出处,本书最后都有列出。在第八章中援引的部分历史文献使用了旧式拼写,我也避免使用“[原文如此]”这样的标识。没有标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我的个人访谈,大多是在1995——2001年间进行的。
我采用的统计数字均出自可靠严谨的研究,也都是被反复检验、广泛援引过的。笼统而言,我发现在这个领域的统计数字常不一致,很多作者会预设理论,再依此选择统计数字,以达到引人瞩目的论证效果。例如我发现一项重要研究显示,有药物滥用情况的抑郁者几乎都选择了兴奋剂;而另一项几乎同样有信服力的研究则表明,有药物滥用情况的抑郁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镇静性的阿片制剂。很多作者借助统计数字营造出一种令人作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氛,就好像说某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82.37%比说3/4更明白可靠似的。在我的经验里,正是看似确凿的数字会说谎,这些数字描述的事实是无法如此清楚地定义的。对抑郁发生频率最准确的陈述是:它发生得“很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13】
对我来说,很难在写作时对制药公司全无偏心,因为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父亲都在制药业工作。我也因此认识了很多这一行的从业者。现在苛责制药业似乎成了一种时尚,责难这一行业从病患身上谋利。但我的经验是,这行人既是资本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利润,但也乐观地相信自己的工作会有益于世界,相信自己能促成些重要的发现,从而令某些疾病消亡。如果没有制药公司资助相关研究,我们现在也不会有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 ,这类抗抑郁药挽救了无数生命。我尽可能清晰地描述了我所了解的制药业,因为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了解到了我的抑郁后,父亲拓展了他公司的研究,开始进入抗抑郁剂领域。他的公司森林实验室,如今是喜普妙(西酞普兰)的美国经销商。为回避任何明显的利益冲突,除非省略实在刻意或造成误导,我在行文中都尽量不提这种药品。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常有人问我,写作是不是种宣泄。不是的。我的经验与其他在这一领域写作过的人一致。就抑郁进行写作,很是痛苦、悲伤、孤独,令人压力倍增。但每当想到我做的事可能对其他人有所助益,我就会精神为之一振;我也不断获得新知,这也帮到了我自己。我希望能清晰地表达这一点:写作本书的乐趣首要地是文字交流的愉悦,而非自我表达的治疗性释放。
我以自己的抑郁开始本书,然后写别人相似的抑郁,再然后是别人不同的抑郁,最后是处于完全不同背景下的抑郁。我在书中记录了三个来自发达国家之外的故事,讲述了我与柬埔寨、塞内加尔、格陵兰岛的人的邂逅,试图用这些记述来抵消掉一点抑郁有文化特异性的观念,这些观念束缚了这一领域的诸多研究。我去往这些未知之地的旅途是带有某种异域气质的冒险,我也并未故意淡化这些邂逅的童话色彩。【14】
抑郁有各种名字,隐藏在各种伪装之下,但它一直因种种生化原因和社会原因而普遍存在至今。本书力图捕捉到抑郁在时间与地域上触及的范围。如果有时抑郁看似只是现代西方中产阶级承受的私人困苦,那是因为,正是在这个社群中,我们忽然间获得了对抑郁崭新而深入的理解,可以识别它、命名它、治疗它并接受它,而不是因为我们有抱怨这种困苦的特权。没有一本书可以全盘探讨所有的人类痛苦,但我希望通过指明这些痛苦的范围,能帮助深受抑郁之苦的男男女女重获自由。我们永远无法消灭所有的不快乐,缓解抑郁也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快乐,但我希望本书提供的知识可以帮一些人消除一些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