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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中，正像在任何其他学科中一样，问题有真假之别。对于一个假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或者说，一个假问题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问题。例如问：太阳为什么比月球小，就是一个不可能给出真答案的假问题。
在当代历史研究的所有热门问题之中，大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探讨，可以算是最为热门的一个问题了。它自从被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提了出来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就一直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和它同时的其他几个热门问题，经历过一番热潮之后，就似乎逐渐趋于冷却了；唯独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的问题，却仿佛显示了它异常之长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探讨至今不衰。
令人多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了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在他们努力寻找各种答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成立？假如能成立，又是在哪种意义上才能成立？我们甚至可以更直截了当地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这里所谓的长期或停滞，究竟是根据什么尺度作为标准来衡量的、来判断的？任何特殊性，例如这里所讨论的长期性，只能是相对于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即只能采用普遍的情况作为标准来加以衡量、加以判断。说它长期，只能意味着它比大多数的例子为长，而绝不能意味着它必须比所有的例子都更长。正如我们说一个人的身材矮，只能意味着他比一般人或大多数人的身材为矮，而绝不意味着他必须比最小的侏儒还要矮。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长期性，只能意味着它比世界历史上大多数的封建社会为长，或说它比世界历史上大多数的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为迟。但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它的长期性却是于史无据的臆断。因为除了西欧而外，世界历史还没有提供过任何例证可以说明，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国更早地自行进入资本主义。
提出长期性的人，应该在思想上明确一下：究竟多么长就算长，多么短就算短？什么速度就算跃进，什么速度就算停滞？长短、快慢，总是相比较而言的。那么所谓长期，究竟是和什么标准相比较，以什么尺度来衡量？假如论者是以西欧的历史发展作为标准的尺度，当然不妨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显示了它特殊的长期性；因为自从日耳曼人走出森林到资本主义在西欧正式揭幕，其间相去不过一千年左右，而相形之下在中国至少也有两千年之久。但是这种推论却假设了一个未经批判的前提，即这里是以西欧的发展速度作为一个标准尺度的。但是究竟有什么理由采用这样一个标准呢？一方面极力反对西欧中心论，另一方面却又公然选择西欧作为标准而且居之不疑，以其为理所当然；人们会问这些学者有什么理由要用他们的西欧标准论来取代他们所反对的西欧中心论呢？
如果不局促于西欧一隅的历史，而放眼一部真正普遍的世界历史，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或停滞性。在全人类迄今为止高度发达的文化或文明之中（8个，或21个，或26个，或任何其他数目，总之绝不止于是西欧和中国两个而已），只有一个是较快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西欧。除了西欧而外，和所有其余的文化或文明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比任何其他一个发展得更为缓慢、更为停滞。假如我们不是采取一种狭隘的西欧标准论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真正“普遍历史”的观点的话，这个问题倒毋宁是应该反过来问：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短期性或快速性的原因何在？这种提法并不是要故意作翻案文章，更不是在作文字游戏；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原因和西欧封建社会短期性的原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应该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前一个是假问题，所以不可能有真答案；后一个是真问题，所以就可能有真答案。我们不可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给弄颠倒了或混淆了。要使前一个问题成为真问题，就只有把它转化为如下的提法：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较西欧为缓慢，也就是，西欧的发展为什么较中国（事实也是较所有的文化）更为迅速？如果问题被转化为这种提法，那么它就和后一个问题是重言式。在人类的历史上，由封建社会自行或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我们还只见到西欧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孤例或特例。其余的十几个或几十个文化或文明，包括中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特例，所以应该视为是常规。特例不是常规，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常规作为标准，而偏偏要采用一个特例作为标准。至于继西欧而后，的确也曾在某些地区或国度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但它们或则是西欧本身的延长（如美国），或则是在西欧的直接冲击之下进行的（如日本），或则甚至就是西欧所强加的（如印度某些地区）。它们和这里所讨论的长期性（指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能自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其情形不同，应当另作别论。它们是移植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内部条件酝酿成熟而结果的。
正因为是想要对一个假问题给出答案，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答案。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意见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毫无疑问，应该承认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不过要说这就是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原因，那在理论上就势必蕴含着：某些其他文明或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至少是西欧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压迫和剥削要比中国的来得较仁慈或较宽大一些，或者至少是不像中国的那么残酷。否则，假如西欧封建主的压迫和剥削实质上也同样残酷，那么为什么同样的长期性就只表现在中国历史上而不表现在西欧的历史上呢？还有，我们在不承认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更亮的同时，难道却承认西方的封建主比中国的来得比较仁慈或宽厚一些？古今中外的封建统治阶级，其压迫与剥削之残酷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尽管某些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所以似乎不大好说，只有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封建统治的残酷性就导致了长期性，而其他的则否。为什么西欧封建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没有导致其封建社会发展的那种长期停滞呢？这个理论上的难点，大概是被某些人觉察到了的，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另外各种补充的或修正的解释。
其中的一种，也可能是最有力的一种，是说：西欧比中国多了一个地理大发现，它开辟了世界市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缩短了西欧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或者不如说决定了它的短暂性）。不过，这种说法显然有外因论的缺点。它只靠一个外因或偶然，而没有能够从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去阐明长期性或短暂性的问题。其实，我们仍可以追问，为什么西方就有地理大发现，而中国就没有呢？郑和那支两三万人的艨艟舰队不是早于哥伦布那队百把人的三艘小船将近一个世纪吗？假如答案又从外因转到内因，说那是由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在中国还没有（像在西方那样）成熟的缘故，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兜圈子：没有地理大发现（以及从而世界市场的开辟），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成熟，则又是由于没有地理大发现。
事实上，不仅是地理大发现，用任何其他的观点，如文化特点或民族性等，都免不了陷入同样的理论困境。除非是我们采取一种先天论的立场，认为某些文化特点或民族性格乃是先天注定的，而正是这种先天命定的文化特点或民族性格就规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或停滞性；否则，无论我们诉之于什么性（剥削的残酷性、社会关系的宗法性，等等）都需要用后天环境来解释；所以这种后天环境就不应该反过来再用先天性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假如残酷性作为制约着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产生的或所派生的，那么它就应该在相同的或类似的社会中导致相同的或类似的发展，而不应该分别产生不同的特殊的长期性或特殊的短暂性。如果不一般地侈谈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及其特点的话，我倒是觉得具体地比较一下中西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异同（也包括两者相对的长短），是历史研究中一桩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此外，上述的答案（或者说假答案）也无法使自己很好地和另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相适应。这另一种理论是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陈胜、吴广以来的两千多年之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与频率之高，肯定是举世无双的。西欧封建社会历史上寥寥可数的几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英国的瓦特·泰勒、法国的扎克莱、德国的闵采尔，比起中国的陈胜、吴广、黄巾、赤眉、瓦岗、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来，真是瞠乎其后，直如小巫见大巫。假如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就应该是全世界发展得最快的而且是最先进的典型，因为它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强大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历史事实——这一点大概是连持这种理论的人也会承认的——却竟又大谬不然：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渺不足道的西欧，封建社会反而是短暂的；而在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波澜最为壮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反而呈现出特殊的长期性和停滞性。这一现象又应如何解释？
关于对假问题不可能给出真答案，这里不妨引一则古代的寓言。据古籍记载，有一次孔子在途中遇见两个小儿争论不休：一个说太阳在中午比在早晨更热，所以一定是太阳在中午比在早晨离大地更近；另一个说太阳在早晨比在中午看上去更大，所以一定是太阳在早晨比在中午离大地更近。以此问孔子，孔子不能答。如果说，这个问题曾经难倒了古代的圣人，它却不应该再难倒今天的凡人。今天的凡人应该比古代的圣人更为高明，他们应该懂得分辨问题的真和假。早和午、感觉上的冷热和视觉上的大小，并不是太阳和大地之间距离远近的函数。因而，这里问的就是一个假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方法，在于我们怎样去抓两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硬纳入一种因果关系的模式。由此联想到，过去一些历史学家们过分轻率地、不加批判地纠缠于无意义的争论之中似乎太多了些，这不仅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也不利于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茁壮地发展。科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的现代化在内，而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就不应该再沉溺在一些假问题里面。现在是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的时候了。
（原载《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