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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包括历史科学的现代化。
前现代化的历史学研究大抵是着眼于历史事实，而很少把眼界扩大到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提高一个数量级，把一切可能都作为自己探讨的对象，这样才有助于促使历史学现代化。历史学的对象和范围必须突破历史事实的狭隘视野。
可能性是潜在，现实性是实现。构成历史学整体的是它们两者，而不仅仅是现实。在历史研究中，如果没有穷尽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性。不了解它的潜能，我们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实现。
历史的可能性永远不止于一种，否则就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可能性了。可能性是客体的属性，但对可能性的认识则是主体的属性。认识了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现实性），主观才能与客观相符合。
历史的客观存在性，就包括它一切物质上的可能性在内。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就包括他一切思想上的可能性在内。历史研究绝不应只限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东西。
历史事实只是所有可能之中已经实现了的那种可能，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是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乃是不可能，而不是可能。历史学既然探讨可能，它也就探讨了不可能；正如它探讨了什么是事实，它也就探讨了什么不是事实。
历史学应穷尽一切可能的情况，而不只局限于讨论已成为现实的情况。前者的准则是“只要不违反可能”，后者的准则是“不可逾越现实”。事实是：只有逾越现实并穷尽现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才能走向真正地认识现实。正像在几何学中对一个问题的讨论的充分展开，就必须考虑它的一切可能情况一样。
我们不能脱离现实而思想可能，我们也不能脱离可能而思想现实。所以历史学家必须探讨一切现实，也探讨一切可能。我们不能脱离与历史现实相关联的可能性去思想历史现实。
仅仅现实并不就构成历史，历史包括现实以及没有成为现实的一切可能，即已经成为现实的和可能（但并未）成为现实的。只有放在其全部可能出现（可能成为现实）的情况的背景之中，我们才能理解历史的现实。换句话说，历史的现实是可能通过历史的可能而加以理解的。
有了可能并不就等于有了现实，因此，就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出现了这种现实，而不是其他某种可能的现实。
所谓可能就包含着：事实是可以这样的，也可以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只有研究了一切可能之后，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可以说，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以及它为什么也可能是那样的而不是这样的。
可能的世界远远大于现实的世界。部分只有放在全体的背景里才能加以理解。不把现实世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可能背景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世界。
自然界有成功的物种，也有不成功的物种；成功的物种和不成功的物种在它们同属于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上，是等值的。人的思想有实现了的，也有没有实现的；在它们同属历史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上，它们是等值的。如果人类的历史，像康德所说的，可以视之为“一幕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的实现”，那么这个计划的实现之中就包括没有实现的思想在内。
一切已成为事实的，并不就是过去历史的全貌；必须再加上一切可能成为事实的，才是过去历史的全貌。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乃是一部探讨了一切可能性的历史。
可能情况的总和才是历史。历史学应该探讨的不仅是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而且应该探讨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历史研究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只研究朴素的史实，也不能局限于只研究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的现实。
全部的事实都是历史，但历史并不全部都是事实，它也是全部的可能。因此，历史学家应该极大地开拓他们的视野。他们应该不仅探讨事实，而且探讨可能。探讨事实只能使他们看到历史的局部，探讨可能则可以把他们提高到观察历史的整体。
可能的世界既然远远大于现实的世界，因此以可能的世界为对象的历史学，其领域就远远大于以现实的世界为对象的历史学的领域。就其并未实现而言，可能的世界并不就是现实的世界；但就其可能实现而言，它并不就是不现实的世界。历史世界不仅包括现实的世界，也包括可能的世界。
史学家的职责也可以说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实现了的恰好是这样一种可能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
历史学要研究的不仅是史实，还有史实以外的东西。可能性就是在史实之外的，人们对史实的理解也是在史实之外的。史学包括史实和史实以外的东西，史实却不包括史学和史实以外的东西。
要从历史的经验世界中籀绎出一套概念结构，就必须穷尽它的全部可能性或盖然性，否则朴素的事实和概念的体系就会分为两橛而不能在逻辑上统一；因为逻辑必须穷尽一切可能性。
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史实的历史学家，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思索一切可能性和它们的全部系论；一个历史学家而不能这样地思想的，就应该谥之以歌德的诗句：“你只是个忧郁的过客，在这阴暗的尘寰。”
在历史中，可能性本身并不是或然的，一切可能性都是当然的。偶然的只是某种可能之转化为现实。如果这个转化是必然的，那么其他的可能性就是不可能性而不是可能性了。
“历史的必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条指导原则是能够成立的，但只能是在更高一层的意义上：那就是，它是非必然性的必然，是承认可能性的必然。
在历史学中，问题有真的，也有假的。对假问题是给不出真答案的。或者说，一个真问题就是一个可以给出真答案的问题；否则就是假问题。历史学是靠提出真问题并对真问题做出真答案而取得进步的。
对真问题所做的答案可以构成一幅历史图像，对假问题所做的答案也可以构成一幅历史图像。但是其间却有这样一个不同：前者并不一定是真确的，后者却一定是虚构的。因为对真问题可以做假答案，对假问题却不能做出真答案。
对假问题只能给出假答案。对于一个假问题，任何答案都是等值的：它们是对假问题的答案，所以就都是假答案。
物理世界只包括物，历史世界还包括人，或康德所谓的“全部的心灵能力或能量”。
我们可以想象：物理世界没有或然只有必然，从而我们便不能以或然去思想物理世界，概率只是我们对物理世界行将出现的某种现象的期待值；它是我们心理的准则，而非物理事件的准则。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历史世界只有必然；我们也不能仅仅以必然去思想历史世界。可能性在历史世界并非是主观的心理准则而是客观的物理准则。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也要服从自然律的支配；但它是自然世界中具有人为的成分的那一部分。可以说，物理世界是由必然性的自然律所支配的，历史世界是由非必然性的自然律所支配的。
一切物理事件的总和，或者说全部的物理事实，就是物理世界。但是一切人世事件的总和，或者说全部的历史事实，并不就是历史世界。物理世界等于物理事实的总和，历史世界大于历史事实的总和。
人的思想有些是实现了的，也有些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实现的和不可能实现的）；这些都包括在历史世界之内。
历史世界也有它的质点和它的场。它的场就是史实之间的一切事实上的和可能的联系或网络——无论是在思想上的，还是在时空之中的。由于这样的联系，原子就成为新化合物，史实就获得它的意义。
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根据史实所构造出来的历史图像则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心目之中。如果历史图像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心目之中，那么历史学家要说自己所构造的图像反映历史的真实，他就必须提出一条检验其真确性的尺度；而且这一尺度必须为所有的人（尤其是反对者）所承认，否则他就没有一条公认的尺度可以论证它的真确性。
假如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永远不能达到真实而只能不断地接近于真实，那么他就必须给出充分理由来说明：既然是永远达不到，他又是怎么知道存在着这种真实而且自己是在不断地接近于它的？
历史图像乃是历史学家的构思，历史学家的构思根据史实，但史实仅仅是根据。根据本身并不自行呈现为一幅历史图像。单纯的史实本身只能消极地反证一幅历史图像的不正确，但不能正面证明它的正确。因此，说历史事实证明了一幅如此这般的历史构图，这种说法就是不能成立的。
实际存在是成其为史实的唯一条件，但它并不是历史学家构造他的历史图像的唯一条件。史实的总和并不就自行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
历史学并不仅仅包括许多史实的元件而已，一大堆史实作为元件并不自行形成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才形成历史图像。
史实本身并不形成一幅历史图像，所以历史学家根据同样的史实可以构成不同的历史图像。
历史学就是史学家为史实而构造图像——并且往往免不了是被扭曲了的图像；因而谦逊的历史学家就承认自己的构图最多也只是近似值。史实是点，图像是史学家描绘出的曲线。点是事实在时空坐标系中的定位，史学家以自己的思想绘出扫描这些点的曲线。
历史是由朴素的事实构成的。历史学是由史学家的思想、价值观以及感情的好恶等所构成的；朴素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提供诸如此类的东西。历史和历史学不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而且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做出这一分辨，就不至于把史学家的思想认识简单地等于历史事实的朴素的反映。这只不过是常识，但历史学家却往往就在常识上被绊倒。
历史图像不能脱离史实，但史实并不就是历史图像。一幅历史图像同时也是一套概念结构。历史图像也就是把史实安排在一个概念结构里；史实本身并不呈现为概念结构。
史实是历史学家赖以构造历史图像的原料，原料是给定的，所以并不有赖于史家的构图如何。但原料只是既成事实，史家构图还须考虑一切可能。既成事实既不是一切可能之中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大的可能。
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也有各种不同的历史构思或历史图像。逻辑能够先天地表明历史构思的错误（例如，如下的典型的错误说法：有了某种可能，于是就有了某种现实），但不能先天地表明它的正确。
结构方式——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止一种，严肃的历史学家必须探讨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实现了的和没有实现的。
思想本身也是历史图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历史图像就不仅仅以既成事实的历史事件为对象。历史学也要研究历史学家的思想结构。
逻辑的严密性是一幅好的历史构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想象与某一史实相反的史实，但我们不能思想一种与逻辑相反的构思。史实以它自身的存在保证它自身的真实性，构图则以它自身的可能性辩护它自身的合法性。
在不同的构图能够包容同样的史实的情况下，不同构图的优劣就取决于它们逻辑的严密性和简捷性。
历史图像并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必须扫描给定的史实，否则它就不是一幅历史图像。在给定的史实不变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仍在永远不断地更新着历史图像。历史学的变化和进步，也就表现为历史图像的变化和进步。
史实是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历史图像则是永远在变化着的。史实是永远不变的单子，但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认识则在不断地更新。史学就是史学家为史实进行构图的方式。史实作为元件是中性的、单纯的、朴素的，史学作为认识则是有色彩的、构造的、合成的。划清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这是保证历史学家不致陷入谬误的根本前提之一。
前人曾认为历史学只是记诵之学，那是由于他们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史实要靠记忆，史学则是构造性的。
历史学家所做出的判断是采取命题的形式，这些命题被纳入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感情因素的体系之中。朴素的史实则否。
历史学家在自己的思想中所构造的历史图像和作为历史学公认的前提条件的史实，二者之间总是有出入的。在这种意义上，有多少历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历史构图。在这里，朴素的史实作为原材料，并不能决定历史构图。
如果一幅历史图像能够被纳入另一幅而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前一幅就是一个低层的，后一幅则是一个更高一层的历史图像。
历史事实或事件，如果不被放在一个思想的网络或模型里，就不能获得任何意义。历史的意义不是由史实给定的，而是从史学中借取的或派生的。
史实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它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所处的地位而获得的。一个字的意义，得自它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一个语句的意义，得自它在整篇文章中所处的地位。一件史实的意义，得自它在整个历史图像中所处的地位。
历史的意义是从整个历史构图之中获得的。荆轲没有刺死秦王嬴政、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都只不过是数据。数据只有在被纳入一个思想结构之中才能有意义；意义是被思想结构所赋予的。单纯数据，无论多么多，都不可能有意义。
因此，在如下的意义上，并且仅仅在如下的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就是，历史数据是由人们的思想赋之以意义的；否则，它就只是纯粹自然事件，而没有历史学上的意义。
史实本身没有其固有的意义，意义是由历史学家的理解或思想所赋予的。所以在理解或思想改变时——正如它们必定会不断在改变着那样，人们所赋给它的意义也就随之而变。客观的史实因之也就在我们的思想里不断地变形并获得新的意义。史实并没有改变，但史学家的思想不断在改变，历史学不断在改变，历史也就不断在改写。历史事实本身只有有无或是否；对历史的判断则是由历史学家做出的，而不是由历史本身做出的。
史实本身没有意义，意义出自历史构图。史实只有有或无，历史构图则有真或伪。史实的有无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历史图像的真伪。
历史事件只不过是经验中的事实。经验中的事实由于可以同样地被纳入不同的图像或结构之中，所以它就并不证明什么。
历史证明了什么什么云云，乃是一个假答案。因为容纳同样历史事实的，可以有不止于一种图像或结构。所以并不是“历史证明了”某种历史图像，而最多只是“某个历史学家的某种历史图像更好地说明了”某些史实。这样，后来的历史图像或结构才能超越以前的历史图像或结构。不然的话，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或思想，就会是一旦如此便永远如此了。
作为数据，史实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具有所谓历史意义。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史实就断言：历史证明了什么什么。历史事实或事件本身不能进行证明。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史实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给定的；如果说它也是客观存在，那么至少它并不是在史实是客观存在的那种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所谓历史证明了云云，只意味着某个历史学家认为某些史实是可以以一定的方式纳入他的历史构图的。史实本身是不变的，史家对它的解释却永远在变。这种变化也是历史学进步或不进步的标志之一。
历史并不证明什么。如果认为它证明了什么，那就意味着把一个预先构造好的历史图像强加在历史身上。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图像乃是而且也只是一种拟制。
自然本身不能进行证明或论证，是自然科学家根据自己所理解的自然事实或现象在进行证明或论证。历史事实本身不能进行证明或论证，进行证明或论证的乃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历史学的进步表现在历史学家的思维上。
历史事件作为经验中的事实，并不表明必然性。历史事实，至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绝不表明它非如此不可。
以认定它非如此不可的那种思想方式，去思想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历史事件——从其中所得出的就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而是虚构的历史知识。
历史数据只有纳入历史学家的构图或思想的网络里，才成为历史学。这幅历史构图包括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我们不能抛弃现实而思想历史，正如我们不能抛弃可能而思想历史。历史学在量上的进步可以表现在史料的不断丰富上，但它在质上的进步则表现在史学家的构图或思想网络不断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
在这一点上，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不免陷于一场智性的分裂。他们在客观上做不到区分历史学中的可能和现实，但是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在主观上极力要把自己局限于现实世界的狭隘领域之内，并把可能世界排摈于视野之外。
如果历史学的领域要从现实世界扩大到可能的世界，那么，与此相应，历史学在其思维方式上就必须有一个突破，达到一个更高的数量级。以往那种根据必然性进行推论的方式，就应该让位给一种新的推论方式；这种新的推论方式既包括以往那种根据必然性的推论方式，但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又包括根据非必然性进行推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非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于历史学的统一体之中。这种根据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两重性思维方式将取代决定论的单一性思维方式而成为历史学中的主要思维方式。因为历史就包括必然与或然、现实与可能。
历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它不能（像数学那样）单凭逻辑来保证它的真实性。它要随着经验之不断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历史构图的真确性是没有先天的保证或检验的，它随时要受逻辑和事实两者的修正。
神学推论的方式是：正面的事例就从正面证实了某个论点，反面的事例则从反面证实了同一个论点。历史学的推论方法却应该是：如果说正面的事例从正面证实了某个论点，那么反面的事例就是从反面证伪了同一个论点。这个区别是经验知识与先验知识之间的区别。在历史学中，原子并不能先验地表明由原子所构成的化合物的性质；史实并不能逻辑地证明历史图像的真确性。
历史科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考察历史科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历史科学首先就要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和反思。历史学家不先考察自己的认识能力的性质，就断言历史是如此这般的，他就会犯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的错误。
如果说，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界的立法者，那么就更有理由可以说，历史学家在更完全的意义上乃是人事世界的立法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首先确立自己作为人事世界的立法者的尊严。
以上全部立论的出发点，是大多数人所认为常识的东西，即设定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而且可以为人们所认识；虽则这个认识要加以主观条件的限定或制约，而这些主观的限定或制约往往不为天真的实证派历史学家所承认。但是撇开构思的主观性这一点不谈，人们仍可以进一步完全不同意上述的出发点。
不同意这个出发点，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即可以认为并不存在脱离于认识之外的纯粹客观的历史事件，而且历史图像根本上取决于构图者的思想创造。根据这种出发点，历史学家也可以构造一种或多种非常识性的历史图像。可以是庄周梦为蝴蝶，也可以是蝴蝶梦为庄周；二者在逻辑上是等值的，逻辑并不能保证前者的真确性大于后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人们根据体验所得的信念。在逻辑上，几何学应该同等地容许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历史学也应该同等地容许常识性的历史构图和非常识性的历史构图。历史学所要探讨的是现实世界以及可能世界，其中就包括一切既有的和一切可能的常识性的和非常识性的历史构图在内。
如果采取一种非常识性的历史构图，本文的论点就应当全盘作废或彻底加以修改。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的论点仍然可以承认或包容非常识性的构图，而一种非常识性的构图却不能承认或包容本文的论点。
（原题《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载《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