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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探知灵魂才能发现人类历史。
——斯宾格勒
“墨西哥文化”对于想要正经研究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墨西哥人撰写的著作琳琅满目，却缺乏原创性和本土性。但是，非原创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它诞生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行为模式，即使这些人缺乏创造力。所以如果一个文化不具有客观性，那么它会以另外一种形态存在，即主观性。因此，我们不能肯定或否定墨西哥文化的存在。根据笛卡尔的方法论，这种不确定性正说明有必要开展我们现在着手进行的研究。从文化的主观性出发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各方面，我们将集中探寻墨西哥人的精神状态。
为了弄清墨西哥文化到底 如何 （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需要选择构成研究对象的材料。只是为了确定研究对象，不与其他类似的混淆，又有必要首先知道墨西哥文化都包括了什么。我们陷入了死循环。为了理解墨西哥文化是怎么样的，需要首先确定研究对象；但如果不先弄清楚这个研究对象是怎样的，又不能将其确定。如果我们通过纯文化观察就试图解决问题，却对我们探寻的东西事先没有一个明确概念，我们就进入了死胡同。
让我们暂时搁置论证“墨西哥文化”存在与否，转而去思考如果它存在，它会 如何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抽象推断不基于客观事实。文化取决于人的思维模式和历史偶然。我们研究这些资料，然后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特定的人类思维模式和历史偶然可以产生怎样的文化形态呢？
墨西哥不存在也不可能具有第一手也即原创文化的根基，因为生物上来讲我们不可能制作一块历史赋予的思维结构的
白板
。
我们不是与文明完全隔绝，来到世界上的。那个文明不是我们自发产生的，而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我们和那个文明有着精神上的亲缘关系。因此，需要承认我们唯一可能的文化是舶来品。
墨西哥自存在伊始即从欧洲文化中汲取营养，并承认它的意义和价值。19世纪独立运动以来，少数文化人决心实行欧化，和本国渐行渐远。不可否认，对于很多墨西哥人来说对外来文化感兴趣是从本土的精神逃离。所以，文化是个修道院，供鄙视祖国现实的人逃避、否定那个现实。这个错误的思想态度导致了一个世纪以来墨西哥人的自我诋毁，它严重影响了历史走向。“西班牙语美洲人民”，卡洛斯·佩雷拉在《美洲历史》 [1] 中写道，“经受了一个世纪以来自我诋毁的后果，甚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种族自卑，任何的反对都会变成过分自负”。因此，现在民族主义的反击，也即抵制欧化，似乎合情合理，因为民族主义认为这种文化趋势导致了墨西哥人对自我的贬低。对欧洲文化的敌视甚至找到了更为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大肆模仿外国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败。
将国家的诸多失败归咎于文化，这种流行观点有失公允。澄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对文化的贬损也可以和蔑视墨西哥现实一样产生恶劣影响。我们国家文化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缺少文化，而是因为它所在的体制存在恶习，那就是模仿，一个世纪以来充斥在墨西哥方方面面的亦步亦趋的模仿。
墨西哥人长久以来都在模仿，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他们怀揣良好的愿望，认为这是将我国带向文明。模仿已经变成一种无意识，是梅斯蒂索人
一个独特的心理特征。模仿不是出于附庸风雅的虚荣心，而是不自觉地想要隐藏在外国人看来也是自己看来的胸无点墨。为了进行模仿，首先需要相信值得那样做。如果连文化的价值都不了解，那我们的生搬硬套实在过于牵强。
但文化的价值尚未被墨西哥所认知，现实环境一经比较就遭到了蔑视，个人也自觉劣等。因此，模仿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出现了，也即通过创造一个文化的海市蜃楼，得以摆脱自卑的情感。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个人有能力理解文化，并承认获取文化的意义，为什么不通过真正的方式去得到它呢？那是因为真正的文化吸收需要持续、稳健的努力；由于墨西哥人的自卑心理和19世纪以来混乱、内战的外部生活，我们无法努力尝试。在新一轮混乱搅局之前，该做的事情就尽快去做吧。另一方面，行为不经深思熟虑，而是让步于治愈内乱的急迫压力。从那时起，文化就丧失了精神内涵，而仅仅变成了一支兴奋剂来缓解内部的苦楚。如果以治疗为目的，真正的文化只会沦为一幅图像而已。
墨西哥的模仿理论说明效仿不是出于虚荣，因为虚荣之人在别人那儿寻求面子上的效果，而墨西哥人则在自己身上追求模仿的效果。
文化里的方方面面都随处可见模仿的例证，最好的例证莫过于19世纪墨西哥的宪法，它最能说明模仿对墨西哥历史造成的巨大影响。在这里有必要回顾几个经典案例。我们知道，上世纪我们国家的宪法体制是效法美国的。墨西哥所知道的美国第一部宪法文本，据卡洛斯·佩雷拉称，是来自一个牙医的拙劣翻译。墨西哥帝国覆灭之后，墨西哥掀起了“联邦制”和“中央制”之争，塞尔万多·特雷莎·伊·米埃尔教士
在一次热烈的演说中称，如果有听众知道“联邦共和国是种什么动物”，他便“扭断自己的脖子”。这话完美地表达了开始照搬现代政治体制之时的无意识。当一个明智的声音孤独地响起，指出现实和幻想之间距离的时候，它并没有唤醒迷梦之人。比如，米埃尔神父抨击联邦制，原因如下：“联邦制是一种联合分离势力的途径；所以美利坚合众国采用这个办法；在那里殖民历史昭示了联邦契约作为新民族唯一可行的模式；而在我们这里就等于分裂已经联合在一起的，因为对于人口散布在广袤疆域的新墨西哥民族来说，所有一切都急需变得更加紧密、连贯。我们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非中央集权管理，同时也需要一个加速聚合的政治行为，并压制极端地区的离心倾向。”
由于一个偶然事件（这在墨西哥历史上经常发生），中央集权变成了反动的代名词。随着自由主义的胜利，我们的国家变成了联邦共和国，但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高于法律的现实压力迫使19世纪的政府强加给人民一个遮遮掩掩的中央集权，从而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得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团结。所有宪法法令宣称的原则都有个相似的地方。“伊比利亚美洲民主的发展”，F.加西亚·卡尔德隆（F. García Calderón）说，“显著区别于政治文书里面崇高的精神。这些文书蕴含了所有伟大的欧洲国家实行的政府原则、权力制衡、议会制；但是事实却和这些欧洲舶来的法令里面的理想主义大相径庭。主宰国家的族裔按其自身传统创造了简单、粗暴的政府体系。” [2]
最后，一味的模仿还对墨西哥生活产生了影响，虽然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却对我们理解新近历史意义重大。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分裂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构的。只有从时间角度观察事实才能注意到这种分裂，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现实和虚构之间没有任何分别。比如，每颁布一部宪法，政治现实都需履行遵守，但当政治现实和其法规相悖的时候，政治现实永远是违宪的。读者应该很清楚我们的意思。如果生活处于两个相反的状态，一边是法律，一边是现实，那后者永远是违法的；在这种情形下，当盲目的反抗精神日积月累，到了随便一个导火线就可以引爆的时候，我们就很可以理解那些无休止的“革命”了，它们把我们19世纪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我们按逻辑关系列举出上世纪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就会发现它们不构成“历史”。能称之为历史的事件是由于深切的社会需求而特定产生的。因此，事实按时间序列排列组成持续的发展，现实情况总为过去添加新的因素，以致历史永远不会重复现实。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按历史应有的样子去理解历史，它就不会是一个僵死的过去，而是一个鲜活的进程，在那里过去变成常新的现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自己的日期，永远不会被重复。“在我们的生活里”，加西亚·卡尔德隆说，“意即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全部历史上，有一种
重复现象
，在接连不断的革命里，反复出现一样的人，一样的承诺，一样的方法。政治喜剧周期性循环往复；一场革命，一位独裁者，一个民族复兴的计划。”我们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似乎总是受到个人主义盲目驱动力的持续影响，它扰乱局势无非就是为了自我肯定。当我们按历史的本意以一种更加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墨西哥历史的时候，“循环往复”的单调叙事会被缩减到简单的几句话而已，就像一个无关紧要的现象，它并非出于墨西哥民族深切的需求，墨西哥革命只会在其他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得到张显。胡斯托·谢拉谈到19世纪时说：“墨西哥只发生了两场革命，也即演化的两次暴力加速，源于环境、种族和历史的内部运动，推动人民永久地意识到高于他们所处现实的理想和状态……第一次是
独立战争
，
脱离宗主国的解放运动，源于一批克里奥尔人认为西班牙已经无法再统治墨西哥，而他们可以实现自治；拿破仑入侵半岛的企图直接触发了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是
改革
，是出于建立宪政，也即自由政权的迫切需求，进行社会变革，压制特权阶级，均分公共财产（主要是不动产），恢复劳动，通过普及教育树立民族意识；
第二次革命的导火索是美国的入侵，这次危机暴露了特权阶级挽救民族危亡的无能以及体制的动荡，那时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国家了。从历史的本质来讲，两次革命无非是同一社会任务的两次表达：脱离西班牙是第一次；从殖民体制中解放是第二次；两个阶段却系同一任务，那就是创造自主的人民。”
[3]
我们刚刚指出的历史上的死循环是一个反历史的因素，阻碍了积极的历史进程。虽说这个因素是偶然的，对我们理解自身前途无关紧要，却也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在我们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形同疾病，我们虽然不会将它认作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因为它不是根本的内部特性，却经常时不时地出现并改变命运的进程。胡斯托·谢拉说：“如果我们现在想让历史变得科学化，就应该剥除情感，聚焦事实、分析，并协调主要特征，进行整合；但是我们的历史却充斥了重复犯相同错误的阶段，一而再、再而三，压抑着我们痛苦郁闷的胸膛。” [4]
至于塑造了我们历史的其他进程，有必要清楚地区分产生某一运动的真实情况和伪装出来的意识形态，后者往往是欧洲历史的反映。这种二元性稍许地改变了历史重大事件的面貌，使它们丧失了自然性，而变成了对欧洲历史的效仿。这就是上述模仿的后果。这种恶习导致我们的人民仰仗欧洲文明，阻碍我们实现即便不具创造性、但至少是更为自发的事业，完整地表现出墨西哥精神。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所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祖先（也许出于“自我贬损”）害怕做真正的自己、拥有自己的特质和缺点，受外来的花言巧语蒙蔽隐藏了本真。幸运的是，这是我们当代历史正趋于改正的一个错误，为此我们应该在方方面面全力以赴。以下这些观察将表明，墨西哥的历史哲学加以完善和深入可以发展成怎样。
我们开篇时就说过我们的文化是 派生 出来的；当然，根据之前的观察，我们不认为通过模仿派生得来的文化是墨西哥文化。那么是否存在另一种更好的模式，使一个文化从另一个文化中自然地派生出来呢？当然那就是所谓的 同化 。模仿和同化之间的区别有如机械和有机的区别。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将会发现，在最显而易见的模仿之后，是否发生了某种深刻的文化同化。
我们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称之为文化的同化，毕竟回溯本源，我们的种族融入了欧洲人的血统，他们来到美洲，带来了外来文化。虽然产生了混血，但不涉及文化，因为征服者和印第安人的相遇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阿方索·雷耶斯
说：“这就像罐子撞上了锅子。罐子虽然精美，却是易碎的那个。”在美洲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区别两个阶段：第一个移植阶段，第二个同化阶段。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按相同的进程产生。最古老的那些文化，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壮大。而那些更现代的文化，借助旧有文化向其注入的外来因素发展而来，旧有文化因这新的活力获得了新生，变成了另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类精神。如果说一个国家产生了派生文化，那些源文化中的舶来因素就必须已经变成了该国精神中的无意识。要知道文化不仅包括脱离现实、纯粹精神的活动，也包含了受精神影响的其他行为模式。这样看来，墨西哥文化，自殖民时代起，就倾向于沿着欧洲文化的轨迹前行。这种移植最有力的载体就是：语言和宗教。这也是西班牙传教士从事的教育活动最重要的两个目标，他们在19世纪完成了墨西哥的“精神征服”。
这项事业也许得益于土著民族的易感性，他们和前来征服他们的白人一样的虔诚。这片土地万事俱备，只等待基督教的种子在新大陆生根发芽。
我们又被天主教神权政治征服了。神权政治隔绝自己的人民，防范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思潮。美洲殖民地刚刚建立，就被囚禁起来，抵御异端邪说的侵蚀，闭关锁国，打击与非西班牙国家的贸易往来。结果新大陆唯一的文明媒介就是天主教会，由于教育垄断，天主教会按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塑造美洲社会。不光是学校，就连社会生活也受制于教会，它的权力类似于一个政府中的政府。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
探寻西班牙精神的核心，认为其本质是
激情
。他说道，“在西班牙，宗教首先是一种个人激情，和爱情、嫉妒、仇恨和野心一样。”如果把宗教以及教会从事的传道授业认作一种激情的话，就很可以理解天主教文化在新种族的心里烙上的深刻印记了。我们将这个文化称为“克里奥尔”文化。克里奥尔文化在墨西哥的无意识中注入了一些特征，虽然不是西班牙人独有的，但确实在殖民征服时代和西班牙特性紧密相连。西班牙通过教会大张旗鼓地推行该文化，而年轻的精神也对最早受到的影响记忆犹新。克里奥尔文化的沉积正是墨西哥人性格里最刻板的那一部分。这也恰恰是我们社会上顽固的保守主义的根源。当堂·卢卡斯·阿拉曼
在19世纪建立保守党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联合教会，重回西班牙殖民体系。这个文化传统至今仍表现在道德、宗教偏见、乡村中产阶级的陈规旧俗中。传统主义对时代变革的强硬抵制，遭遇了同样强烈的反抗，反抗者试图以现代方式修正墨西哥精神。产生这种反抗的心理难道无关我们性格里的西班牙特性吗？我们不以为然，因为我们骨子里的西班牙属性并不站队某一特定派系，而是一个通用的反应模式，用以应对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立场。的确，我们将发现传统派和现代派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它们遗传了相同的心理，集中表现了真正的西班牙性格。
S.马达利亚加的心理学认为，西班牙人富于激情，不拘于集体生活的各种束缚，所以是个人主义者。的确，个人主义是西班牙历史各个方面的一个主导因素。比如，征服美洲不是西班牙的国家行为，而是冒险者自掏腰包的个人伟业。原始部落时期的伊比利亚人，就不受集体和纪律约束，并引以为傲。西班牙奇怪的一点是民众可以极度的个人主义而仍然不失为西班牙人。在那里似乎越是高扬个人主义，就越是西班牙人，就像典型代表堂·米格尔·乌纳穆诺
一样。西班牙短暂的统一和伟大帝国时代之后的动荡生活，都是由于个体的离心倾向，导致所有统一的集体行为都付诸流水。政治导向、艺术、文学、观念，都是由孤立的个人行为决定的，有时候与现实环境无关。每个西班牙人都是一个叛逆的原子，其运动习惯性地脱离万有引力的自然中心。
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无法被生物法则解释。按说，一个新的生物体应该是完全准备好独立生存之后才脱离父辈。西班牙的政治在统治美洲期间从未意图其殖民地可以在未来形成自给自足的国家统一体。可是遗传的西班牙特性比政府的意愿更强大。独立似乎源于内部的心理因素，也即之前所述的离心力。马达利亚卡说：“海外西班牙人和他们的欧洲弟兄一样地个人主义。离心力是激情派行动时的典型特征，一有机会就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来。”每个殖民地都试图变成另外一个西班牙。尽管独立运动矛头指向西班牙，高喊“消灭加丘平人”，
但是这一否定的态度还是表现出了西班牙心理。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按照西班牙方式脱离了西班牙。
可以预见，迫于新的生活条件，特别是梅斯蒂索人的影响，我们种族的西班牙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让我们尝试说明这些变化。
现代心理学认为，如果不了解其婴儿时期的经历，则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因为那个时期对他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所以我们需要追溯到我们历史的开端来验证是否有某个事实折射出了某一特定范围内墨西哥人的精神发展。我们有据可循。那就是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时极为特殊的情况。当这些人走向世界之时，在其周围已经存在完善的文明了。阿方索·雷耶斯精彩地描述了这一情况，他说：“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才被邀请赶赴一场文明的盛宴。”
美洲新种族不可能抛弃世界上已经规划好的路线，走自己的道路。征服者的后代和欧洲一脉相承，不可能对送到面前的饭菜无动于衷（继续雷耶斯的比喻）。相反，他们急切地想一口吞下。他们不是原始人，有着高度发展的精神，对他们来说文明是迫切的需求。但是，那时候他们确实处在一个蛮荒的世界，那里对他们的诉求无动于衷。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美洲考迪略
奇才，在谈到我们现实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介于土著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人，生于美洲，承自欧洲……所以我们的情况最与众不同，也最复杂。”
西班牙文明开化美洲的努力，虽然值得肯定，却不足以战胜新大陆的重重困难。一个重大障碍是需要向新大陆的广袤土地移民（poblar）。但西班牙没有过剩的人口迁移至此，何况他们的目的也不是殖民美洲，而是剥削它。所以历史上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解决。即便到了上世纪，阿根廷人阿尔贝蒂仍然认为：“在美洲，文明开化就意味着移民。”
人口短缺导致了墨西哥西班牙种族的初始活力被削弱。一小撮人散布在广袤的土地，被杂乱的地理所隔绝，面对自然肯定会感到力不从心。文明在被沙漠包围着的小岛中诞生。在这些与世隔绝的有文明生活的地方，西班牙种族从武力征战变为殖民地修道院似的生活，他们丧失了大冒险的生机活力。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组织起来后，新西班牙不能照搬宗主国的生活模式。因为，人种已经不一样了，印第安人的颜色改变了白人的容貌。他们住在另一片土地，呼吸着不一样的空气，眼见着不一样的风景；他们生活在新世界。在这里，原始文化被支解、剥离。历史命运将那群人置于两个世界之间，而他们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他们已经不是欧洲人了，因为他们住在美洲，他们也不是美洲人，返祖现象使他们保留了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个最初的心理冲突导致了我们历史上一系列的特殊事件。
J.谢拉曾说道：“西班牙政权永久降服或同化美洲文化阶层的努力，在17世纪达到顶峰；但是，同时期的西班牙错误地挥霍了财产和热血，已不再是一流大帝国；它已经不再是海军大国，却仍然是殖民大国（这对矛盾导致了美洲帝国的瓦解）；因为农村人口匮乏，它从未成为真正的殖民者。以上种种导致了新西班牙发展上的瘫痪。我们曾经巩固强化了一切，却又被常规和现状所削弱：17世纪是创造的世纪；18世纪是保留的世纪；而19世纪是解体的世纪；在这样显而易见的环境中，社会缓慢地向前发展。”
[5]
从一开始，殖民组织就倾向于压抑新种族的精神。征服者是军人，不是劳动者，他们需要利用被征服的种族开发新占有的土地。因此，美洲的劳动不具有解放需求的积极意义，相反，是主人获利，被奴役者遭受耻辱。墨西哥人的意志和动机缺乏磨练。财富不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而是靠不公正的特权剥削底层人民得来的。贸易被传统西班牙“小商贩”所垄断，他们来美洲是为了把财富带回故土。矿业和农业是财富的源泉，同样流向了欧洲。一些特权阶级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然后从事自由职业。
可是几乎只剩下两种职业选择：教士或律师。中产阶级最佳的生存途径就是谋个一官半职。大多数人则变得懒散，屈从于贫穷，唯一摆脱贫穷的指望就是像中彩一样显灵的上帝。由于生产的财富是从墨西哥获得的，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奇怪社会经济变成了灾难。这当然不利于墨西哥人性格的形成。西班牙的衰落加剧了组织上的矛盾，对墨西哥心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新西班牙单调、墨守成规的生活助长了消沉的意志，消磨了墨西哥人精神里面所有创新的动力。西班牙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或思想搅动殖民地的一潭死水。这种节奏一直持续到今天，比如乡村生活就极其缓慢，类似于停滞不前的亚洲国家。
这种刻板也许受了印第安人血脉的影响。我们认为土著人的消极不仅仅是被征服后的奴隶制造成的。他们被征服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本身就是消极的。被征服前的印第安人同样拒绝任何改变和创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们文化的特点就是一成不变。
比如艺术上，他们很喜欢重复的样式，让人感觉艺术制造是一个学院化过程，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活动。时至今日，印第安民间艺术仍然是一成不变、代代相传的模式。现在的土著人不是艺术家，而是匠人，用习得的传统技艺制造作品。
前科尔特斯时代
的宏大艺术缺乏想象，总是受制于仪式化的形式主义。雕塑上大量使用厚重的砖石，给人一种坚固稳定之感。艺术形式非但没有赋予石块灵动气质，反而似乎强化了无机的重力。墨西哥高原的艺术表达僵硬死板，就好像硬邦邦的石头征服了生命的灵动一样。墨西哥艺术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埃及精神。沃林格
说：“刻板，非人性、超人性的刻板，是那个文化的标志。那里怎么可能有空间的持续流动性呢？当然，刻板也可以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依赖于活力，也就是被刻板征服的流动性。有一种魔鬼般的僵硬，那是令人敬畏的震颤（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超然于世。但有另外一种简单的、干瘪的僵硬，基于它自身对生命里最深沉的颤动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我认为埃及的刻板属于后者。它并非战胜了活跃的
生成
而获得了静止的存在，相反地，它是一个或早于又或晚于
生成
的存在。”印第安的精神不就是这种“冷漠和无动于衷”吗？如果墨西哥土著不能被文明同化，不是因为他们低劣，而是因为他们与之
不同
。他们的“埃及主义”导致他们不能和以生成为纲的文明相兼容。印第安的“埃及主义”似乎神奇地感染了墨西哥的所有人和事，他们拒绝被普遍进化的大浪所裹挟。我们只对肤浅的新事物感兴趣，比如时尚。较之它的年龄，墨西哥经历的变化太微不足道了。我们的变化都是流于表面，不过是些掩盖同一精神本质的面具罢了。
所幸在墨西哥的社会演变中停滞的力量不是集体生活的唯一作用力。19世纪以来，我们历史的走向就落在了一小撮熟悉欧洲现代思想的活跃分子手里。墨西哥独立运动后不再延续陈旧的生活方式。但是殖民时代遗留的问题使这些人的努力误入歧途，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状况，甚至最后毫无出路。墨西哥人也许不缺乏改善生活的才智和能力，但是他们的意志被殖民时期的懈怠消磨殆尽。那时候他们无从察觉，因为他们在殖民时代从未自由地行使过自己的意志。可是现如今，面对组织国家的迫切需求，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们觉得自己意志软弱，但其实不对；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磨炼，一方面也是因为计划过于宏大。墨西哥人想把过去清零，开始全新的生活，就好像过去不曾存在过。只不过，生物法则超越人的意志，阻碍人们彻底忘却影响当下行为的过去。墨西哥人在那时选择了无视自身命运，（不是出于狂妄，而是出于轻率），自身命运特指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不可避免的作用力。解放者们不自觉地肩负了一个超人类的事业，面对如此宏大的伟业，最强大的种族也会觉得渺小。我们强调过真实可能性和这些人所追求的理想之间的失衡，因为我们曾经在此摔了跟头，在墨西哥的无意识里留下了最惨痛的印记。
我们没有过自由行动的经验，一遇到困难我们就感到自卑。如果把这个解释为我们想方设法低估墨西哥种族，那就是误解了。我们并非要证明自己确实劣等。我们当然不相信种族优劣论，一边承认欧洲文化的绝对价值，一边认为其他种族低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以此为据，认为美洲人着实低劣。墨西哥人自己上世纪也这么认为，甚至发展出自我贬损的理论。我们不应该再自我否定了。相反，我们想明确地指出，种族理论缺乏客观基础，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生物学证据，证明我们的种族产生了有机体和机能上的衰弱。
另一方面，新兴哲学观点对欧洲文化的批判修正也极大扭转了他们一战前的绝对优势。反理性主义思潮肯定了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价值，使我们以一种更加公允的方式看待之前被鄙视的“有色人种”。混血的生物性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尚未得出结论说明混血是种族的改良还是倒退。
极力鼓吹个性或民族性的各种运动都是对自卑感的反抗，可这些运动本身又偏偏证明了自卑感的存在。比如，洪堡男爵
就创造了一个神话，说
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这个说法没有被用来指导实际行动，而是被当作了信仰，来迎合爱国虚荣心，掩盖真正的贫困。自由墨西哥人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也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低劣论的驳斥，它试图向国内植入一个现代的、完美的政治系统，而没有注意到环境的现实可能性。19世纪墨西哥历史的失败不是源于种族的内部缺陷，而是源于少数领导人膨胀的野心。他们被天花乱坠的组织国家的计划迷惑了双眼，而忽略了墨西哥民族真正的问题。自独立以来，事实从来只有一个：异质的种族被辽阔疆域所分隔。贫穷的、没有文化的民众，像土著一样消极、无动于衷，对糟糕的生活习以为常；一小撮受教育的、活跃的个人主义分子，受自卑感的刺激，反对所有的秩序和纪律。因此，最紧迫的是经济和教育问题，其次才是政治问题。
但是，我们全然无视经验数据，用盲目的理想主义全力攻击政治。墨西哥人是理想主义者，因为理想主义迎合了他们的性情。他们行为的目的，就像个人主义者一样，不在行动本身，而是为了确立自我。当现实向其计划给予致命一击后，他们不去否定自己的目的，而是不自觉地转向虚构的现实。就这样，自我在幻想中得到了满足。这就又回到了开篇所述的墨西哥人的 模仿说 。
[1] Carlos Pereyra， Historia de América .（除非特殊标明，均为作者注）
[2] F. García Calderón. Les Démocraties Latines de l ’ Amérique . p.341.
[3] México y su Evolución Social . Tomo I, p.225.
[4] México y su Evolución Social . Tomo I, p.200.
[5] México y su Evolución Social . Tomo I, 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