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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是一个压抑时代的开始，专属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它。从这个时代起，指称性成了一件更加困难和要付出更高代价的事情。如果要在现实中控制性，人们首先必须把它还原到语言层面，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把它从言谈对象中剔除出去，禁用明显表现性的词语。这样，甚至连这些禁忌也害怕直呼性。现代人也羞于说性，相互之间传递的惟一禁忌游戏就是：通过一直保持缄默，来强迫人们闭口不谈性。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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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最近三个世纪来它们的连续变化，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围绕着性，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我们必须明白，很可能发生了一次对允许使用的词汇的十分严格的净化。人们很可能规范了全部暗示和隐喻的修辞。毫无疑问，词语都经过了作为语言警察的新的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大家将非常严格地规定在何时何地不能谈论性；还要确定在何种场合下，说话双方是谁，以及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这样，大家要划定清楚缄默的区域，即使不能绝对沉默，至少也要保持警惕和审慎：例如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或者在教师与学生、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存在着一种约束结构。它被整合到语言和说话的政治之中，这种政治一方面是自发的，另一方面又是协商的结果，它伴随着古典时代的社会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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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话语及其领域的层面上，存在着几乎相反的现象。关于性的各种话语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增长着：18世纪以来，性话语加速泛滥。这里，我指的不是“犯禁”话语的可能增多，这些违禁话语粗鲁地凌辱或者嘲讽性，赋予它以新的羞耻。礼仪规范日益严厉，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得不得体的话语得到了加强。但是，重要的是性话语在权力运作的范围内不断增加：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愈多愈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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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兰托会议之后的天主教教士守则和忏悔圣事的演变为例。大家渐渐地掩盖了中世纪忏悔手册提出的赤裸裸的问题，其中很多忏悔手册直到17世纪还流行着。以往像桑切兹或汤布里尼一些人长期以来认为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操作细节对于忏悔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如双方各自的位置、表现出的态度、姿势、抚摸和快感的确切时段，但是后来大家不再注意细节了。大家不得不谨言慎行。对于各种不洁的罪恶，大家必须万分小心：“这种东西就像沥青一样，一旦沾上身，它就无法去掉，不管你把它扔到多远，身上总有一块污渍或泥痕。”
以后，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规定，一旦涉及性，要从一些“拐弯抹角的和有点模糊的”问题出发，点到为止，尤其对于儿童而言。
但是，语言能够被净化。坦白的范围，即肉体坦白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因为反改革的运动在各个天主教国家里忙于加快忏悔的年度节奏。因为它力图强迫大家接受自我审查的审慎规则。但是主要的，这是因为它愈来愈在忏悔中强调——也许，不惜以其他一些罪恶为代价——肉体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意淫、乐趣、身心的协调运动，所有这些从此必须在忏悔和引导的相互作用中被详细地坦白出来。根据新的教士守则，大家必须审慎地提及性。但是，性的各个方面、关系和影响必须得到细致的考察，直至它们最细微的分支：幻想中的一个阴影、一个被缓缓驱除的印象、身体运作和精神愉悦之间的必然协调，所有这些都必须交代清楚。这一双向演变使得肉体成了万恶的根源，并且在性活动最关键的时刻让肉体陷入难以察觉和表达的欲望迷乱之中。因为这是一种以最隐秘的方式腐蚀了整个人的罪恶：“因此，必须勤快地检查你所有的精神能力，记忆、理解和意志。还必须仔细地检查你的全部感官……此外，你必须检查你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为。一直检查到你的梦，看看你醒来后是否赞同它们……最后，你不要认为在这种如此敏感和危险的事物里会有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
对此，必须用一种负责任的和审慎的话语拐弯抹角地关注身心的连接线：它在罪恶的表面之下展现了肉体未断的肋骨。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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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现代西方人第一次被迫接受这样一种如此特别的、以普遍禁忌形式出现的命令。我不是说现代西方人要像传统忏悔要求的那样，有义务供认自己违反性法律的言行，而是指他们有着经常自我坦白和向他人坦白所有通过身心而与性密切相关的无以数计的快感、感受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无限任务。这一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划，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僧侣的禁欲传统中逐渐形成。在17世纪，出现了一种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普遍规则。事实上，它只能应用在少数精英人物的身上，而一年中很少有几次忏悔的大多数信徒不会按照如此复杂的规定行事。但是毫无疑问，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义务至少被确定为全体善良基督徒的理想。为此，大家必须服从一种命令：不仅忏悔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还要以坦白自己的全部欲望为目标。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必须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而且所使用的词语也必须是审慎中立的。基督教的教士守则明文规定，其基本职守是让任何带有性特征的东西进入没有终止的话语磨坊之中。
与这种宏大的驯服活动相比，禁用某些词语、说话要得体和一切审查词汇的手段只能是次要的机制：它们只是在道德上让前者为人接受和在技术上让前者有用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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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从17世纪的教士守则直到它在“丑恶的”文学中的反映为止的线索。17世纪的精神导师们反复强调的是要全部说出来，“不仅包括熟练的性活动，而且还有感官抚摸、一切邪恶的目光、一切淫猥的话语……一切淫念”。
后来萨德（Sade）提出的戒律几乎是精神指导术的翻版：“你的叙述必须细致入微，只要你不掩盖情节，我们就能判断出你叙述的激情是与道德和人的个性相关的。即使是最细微的情节，也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叙述。”
到了19世纪末，《我的隐秘生活》的匿名作者仍然受限于同样的规范。毫无疑问，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浪荡子；但是他差不多把全部生活都投注在性活动上，而且还事无巨细地把它叙述出来。有时候，他为此感到内疚，强调自己对教育青年人的关心。于是，他发表了十一卷有关他的最细微的性冒险、性快感和性感受的著作，不过，只有少量印数。我们最好相信他在著作中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命令：“我说的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发生的，也是我能够回忆出来的。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一切”；“一种隐秘的生活不应该有任何遗漏；没有什么东西是见不得人的……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从不会过头。”
《我的隐秘生活》的隐士为了证明自己的描述，经常说他的这些最怪异的做法一定也是世上成千上万的男人的做法。但是其中最最奇特的做法是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两个世纪以来，这一原则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与其说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逃避强迫他沉默的“维多利亚主义”的勇气，不如说我认为在一个以审慎和羞耻的冗长指令为主导的时代里，他是坦白性事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律令的最直接的和最朴实的代表。而“维多利亚清教主义”的各种羞耻戒律倒是历史的意外事件，它们只是整个将性纳入话语的宏大过程中的一次突变、一次升华和一次策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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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他的女王来，这位不知名的英国人在现代性经验史上能够更好地扮演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经验史是与基督教教士守则一起形成的。毫无疑问，与教士守则不同，他的目的是要增加他通过巨细无遗的叙述所体验到的性感受。如萨德，他写作是“为了自己的快感”。他小心地把对自己作品的编辑和重新读解与它们重复、延长和激发的性爱场景糅合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基督教教士守则也是旨在通过把欲望整合和应用到话语中而对欲望产生特别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要人控制欲望，远离它，而且还要人实现精神上的复归，皈依上帝；同时，这种影响还要求人在感受欲望烧身和抵制肉欲的对上帝之爱中体验带来最大幸福的痛苦。根本之处就在于此。即，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这一目标；古典时代以来，性话语得到了不断地增加，地位也获得了更大的提高；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审慎的分析话语可以对欲望产生转移、强化、重新定向和改变的多重影响。大家不仅扩大了坦白性事的范围，强迫人们一直扩展它，而且还根据一种意义远远大于禁忌法令的复杂机制及其各种影响，把话语与性连接起来。这是对性的审查吗？其实大家建立的只是一种产生更多性话语的装置，性话语在它的结构中运转灵活，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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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技术没有得到其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那么它也许是与基督教性灵的命运或个体快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公众兴趣”。它不是一种好奇或一种集体的感受，也不是一种新颖的心态，而是权力运作的机制。其中性话语是它的本质（其原因有待讨论）。坦白性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煽动直到18世纪才出现，而且其形式也不是一种普遍的性理论，而是一种分析、计算、分类和举例，具有数量研究或因果研究的形式。思考性，就是谈论性，这种谈论并不完全是道德的，却是合理的。这种必要性相当新颖。一开始它也对自身感到惊讶，并且为此道歉。那么，一种理性的话语如何才能够这样来谈论性呢？“哲学家们很少会正眼看待这些令人厌恶的和可笑的东西，在这里，必须同时避免虚伪和丑闻。”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看到医学不再为自己的陈述而感到惊讶，但是当它说出下面一段话时，它仍然感到有失偏颇：“笼罩在这些事实之上的阴影以及这些事实所引起的羞耻和反感，以致处在观察者的视线之外……我长期以来对是否要把这一令人可恶的场景纳入研究范围而感到犹豫不决……”
问题不在于这些顾虑，不在于这些事实所违背的道德主义，也不在于我们质疑他们的虚伪的方式，而是在于我们必须超越他们的那种公认的必然性。关于性，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公开谈论它，而且谈论的方式也不再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即使谈论者自己仍然坚持这种区分（这些冠冕堂皇的表白也是旨在揭示性）。我们必须谈论的性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要把它置于有用性的体系之中，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规范它，让它在最佳状态之中发挥作用。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它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它要求有各种管理的程序，它还必须由各种分析的话语来承担。到了18世纪，性更成了治安的事情，但是在该词的完整意义上，它不是指对无序的压抑，而是提高集体的和个人的力量：“我们必须根据它的那些条令规则的智慧来巩固和加强国家内部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一般共和国之中，也不仅仅存在于组成共和国的每位成员之中，而是处于共和国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才华之中。因此治安当局必须利用这些手段让它们为公众的幸福服务，然而如果它没有认识到它具有这些共同的优点，那么它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
换言之，性治安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忌，而是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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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这一点，只要举个例证就足够了。到了18世纪，权力技术的最大新变化就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口现象：富裕人口、手工业者或者有着劳动能力的人口，维持人口增长和人口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平衡。各个政府发现，它们对付的对象不是臣民，也不是“人民”，而是“人口”，以及它的特殊现象和各种变量：出生率、发病率、寿命、生育率、健康状况、发病频率、饮食形式和居住形式。所有这些变量都处在各种生命运动和各种机构的特殊影响之间的交叉点上：“国家的人口分布不是根据自然人口的繁衍，而是根据它的工业、它的产品以及各种不同的机构……人口增长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它是与劳动资源和劳动中获得的利益成正比的。”
性就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我们必须分析出生率、结婚的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提高生育率或者节育的方式、单身的后果或者禁忌的影响、节育行为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的前期，人口学家们就已经知道这些著名的“致命秘方”在乡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然，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富足和强大，它就必须有人口，但是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仅是与公民的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是与每位公民使用他（她）的性的方式有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家开始从对富人们、单身汉们和浪荡子们的放荡不羁的行为的哀伤转向一个以人口的性行为分析为对象和干涉目标的话语之中。我们也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大量人口学主题转向尝试根据鼓励生育的或者反对过多生育的目标和要求，而对人进行更细致和精确的调节。通过人口，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性的观察结果，并且出现了在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分析性行为及其规定和影响。此外，还出现了旨在将夫妻的性行为转化为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行为的有计划运动。它们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手段——道德和宗教训诫与财政措施。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种族主义在此也找到了它们的立足点。具体说来，国家对于公民们的性生活及其使用方式了如指掌，而每位公民也能够控制性生活的使用方式，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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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性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说古典时代把儿童的性也隐藏了起来。直到《性学三论》问世之前，或者小汉斯的性焦虑引起人们重视之前，儿童的性尚未成功地摆脱出来。而且古代的言论“自由”的确可能在儿童和成人之间或在学生和老师之间销声匿迹。17世纪的教师不会像埃拉姆斯在他的《对话录》中那样公开地建议他的学生选择一个好的妓女。长久以来，社会各个阶层因儿童的性早熟而发出的会心的大笑，渐渐被窒息了。但是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闭口不言，而是一种新的话语体制。相反，人类对性的谈论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过谈论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这就是说话的人不同，出发点不同，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不同。缄默自身、大家拒绝谈论或禁止点明的事物，以及某些谈话双方必须遵守的审慎原则，与其说是话语的绝对限制和与话语严格区分开来的另一面，不如说是在整体的战略中与所说出的事物一起作用的各种要素。这不是它在所说出的内容与没有说出的内容之间作出明确的二元划分，而是必须去规定不去说出它们的各种不同方式，确立能够说出它们的人与不能说出它们的人是如何分布的。对于双方来说，什么样的话语是被允许的，或者应该如何小心行事，沉默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支撑和渗透各种话语的总体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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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世纪的中学教育为例。总的说来大家会觉得，人们在学校生活中并不谈论性。但是只要看一眼学校的建筑分布、各种规训的规则以及所有内部的组织就足够了。这里不断会有性问题，建筑师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的组织者们也一直考虑这一问题。校长们对此总是保持警惕，调整、预防措施以及惩罚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提出来。班级的空间、课桌的形状、娱乐课程的安排、集体宿舍的分布（有还是没有间隔，有还是没有屏障）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监督规则，所有这些都不厌其烦地涉及儿童的性。
我们把学院所使用的，并且把在它的工作人员之中流传的话语称作学校的内部话语。我们从中能发现，性一直存在着，早熟而且活跃。但是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在整个18世纪，中学生的性比一般的青少年的性更加特别，成为了一种公众问题。医生们不仅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提供他们的建议，并且为他们编写各种训诫、道德榜样或医学案例的书。这不仅是围绕中学生和他们的性，各种旨在建设理想的学校的训诫、观点、观察、医疗建议、门诊案例、改革蓝图和计划不断出现。随着巴斯铎学说和德国博爱主义运动的开展，这种把青少年的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运动不断蓬勃开展。为此萨尔茨曼还建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其特点就是针对性的控制和教育，考虑非常周到，使得青年人的普遍罪恶无法在这些学校里出现。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孩子都不应该只是默不作声的对象，对于大人们为他们精心安排的一切，浑然无知。大家强迫他们接受一套很不理性的、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1776年5月，在博爱学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活动，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这是青少年的性与理性的话语之间首次协调一致，其形式是考试、答题、花卉游戏、颁发奖状和公布改进意见。为了显示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成功，巴斯铎邀请了德国著名的人物（歌德是少数几个拒绝邀请的人之一）。在这次公众集会上，一位名叫伏尔克的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有关性、出生和生育的神秘的问题。他让学生们对画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一对夫妻和一个婴儿的摇篮的图画发表评论。学生们的回答有条不紊，毫不忸怩作态，学生中也没有放肆的笑声来干扰他们的回答，倒是那些比孩子们还要孩子气的成年人发出了笑声。对此，伏尔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最后大家向这些在大人们的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织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面颊丰满的孩子鼓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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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教育机构大肆强迫人们对儿童的性、青少年的性保持缄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相反，18世纪以来，教育机构使这一问题的话语形式更加微分化。它为性问题建立了不同的切入点，它规范了说话的内容和说话者本身。谈论孩子们的性，让教育者、医生、官员和父母谈论孩子们的性，或者向他们谈论孩子们的性，让孩子们也谈论他们的性，把他们纳入一个话语的网络之中。这些话语，时而让他们叙述，时而评论有关他们的事情，时而强迫接受规范性的知识，时而从他们出发形成被他们遗忘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允许把权力的强化和话语的多样化联系起来。从18世纪以来，儿童的性和青少年的性成了一种重要的目标。围绕着它，人们调整了无数的学校设置和话语战略。而且人们可能不让成年人和儿童用某种方式来谈论性。可能人们认为它过于直露、粗俗和荒唐，但是这也许是多样的、交叉的和等级化的话语起作用的交换条件。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一束权力关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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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中心，它们从18世纪或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激发各种性话语。首先是医学，它借助的是各种“神经疾病”；其次是精神病学，它开始是从“性过度”入手，然后是从手淫、性不满足、“生育舞弊”出发研究精神病的病因学，而且，它还特别把全部性倒错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内；还有刑事审判，它长期以来与以“骇人听闻的”和违反自然的犯罪形式出现的性经验打交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它开始对轻度违法、未成年人犯罪、无足轻重的性倒错进行细致的审判。最后，在上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社会控制，检查夫妻、父母、儿童、危险的与处于危险之中的青少年的性经验——着手保护、分离、预防，到处把各种危险标明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呼吁人们作出诊断，提出成堆的报告，组织各种治疗活动；它们围绕着性，施放出各种话语，强化人们对一种不断激发人们去谈论性的危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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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一天，一位拉普库尔村的农业工人被告发。他头脑有点简单，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打工，靠一点施舍和干苦活填饱肚皮，夜里则住在谷仓或马厩里。有一天，他在田边从一位小姑娘那里得到了一些爱抚，这种事他以前做过，也看见同村的顽童们这么做过，即在树林旁，或在通往圣尼古拉的路边排水沟里，人们随意地玩一种被人称为“干酪奶”的游戏。结果，小姑娘的父母向村长揭发了他干的坏事，于是，村长向宪兵告发了他，宪兵又把他带到法官面前，法官控告了他，并把他首先交给一位医生，然后再把他交给另两位专家。这两位专家为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并把它发表了出来。
这个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呢？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微不足道上。这一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性经验，这些微不足道的林间野趣可能从某一时候开始，不仅成了集体不宽容的对象，而且是法律行为、医疗干预、门诊检查和理论说明的对象。重要之处还在于，人们还测量了直到那时为止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人的头颅，研究了他面部的骨架，检查了他的体格构造上是否有什么变态的迹象；而且，人们还让他开口说话，审问他的思想、倾向、习惯、感觉和判断。最后，人们决定被告无罪，把他作为医学和认识的纯粹对象而终生关在马勒维尔医院里，但是由于对他的详尽分析，使得知识界都知道了他。我们可以肯定，就在这同一时期里，拉普库尔村的教师告诫这些小村民们净化自己的语言，不要大声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这无疑是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各种制度用它们庄重的话语来占领这个日常生活的小剧场的条件之一。因此，正是当今社会——而且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些永恒的举止、这些由头脑简单的成人与懂事的孩子相互交流的毫不掩饰的快感之上，建立了一整套说话、分析和认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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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热衷于为自己写下他的隐秘生活的独特故事的英国浪荡子，另一边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的这个乡村傻瓜，他通过给小姑娘们几块钱，求得年长的女人不愿给他的性安慰。在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性成了必须说出的某种东西，而且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限制性推论机制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无论是说悄悄的知心话，还是通过严厉的审问，文雅的或粗鲁的性都必须被说出来。因为制约这位英国无名氏和那位可怜的洛林农夫的是一个巨大的、多种形态的律令，而且历史又恰好让他名叫“茹伊”（Jouy）。
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些性话语的增多不是外在于权力或反对权力的；而是相反，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到处都有各种话语煽动，到处都有听取和记录的机构，到处都有观察、审问和表述的手段。人们揭发性，把它限制在一种话语存在中。从强迫每个人把他的性经验转变成一种永恒话语的独特律令，到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我们的文明需要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也许，其他任何社会都不会在如此短暂的历史中累积出这么大量的性话语。我们谈论性也许比谈其他东西都多；我们热衷于做这件事。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顾虑，相信我们没有谈够它，认为我们太过腼腆和胆怯了，认为我们因为惰性和顺从掩盖了明显不过的证据，而且还认为我们总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研究它。在性方面，我们的社会是最喋喋不休和最急不可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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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第一个粗略的研究表明，它研究的不是“一种”性话语，而是在不同的制度中起作用的一系列机制所产生的大量有关性的话语。中世纪围绕着肉体和忏悔实践的主题组织了一种非常单一的话语。最近几个世纪来，这一相对统一的话语遭到了解体、分化、减少，而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里却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更重要的是，在有关色欲的道德神学与坦白的义务（有关性的理论话语以及它的第一人称叙述）之间牢固的联系，即使没有断开，至少也松弛和多样化了。从18世纪以来，在理性话语对性的客观化与人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性的运动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峙、冲突、调整的努力、重新记录的企图。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连续的扩张来讨论这一话语增长；我们必须从中看到这些话语中心的扩散、它们的形式多样化和维系它们的关系网的复杂分布。最近这三个世纪的显著特征，不是大家如何关心掩盖性，也不是语言上的过分羞涩，而是人们为了说性、让别人说性、让性自己说自己，为了听取、记录、抄写和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发明的各种设施的变化和大扩散。围绕着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在古典时代，人们必须说话得体，是否从此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审查呢？其实这是一种对性的有规则的和多样性的话语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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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们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为了谈论性就需要如此多的刺激作用和约束机制，那么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一切的基本禁令。惟有一些明确的需要——经济压力和政治利益——可能解除这一禁令，为性话语开放某些有限的和被小心规范的通道。这么谈论性，就需要建立如此多的约束机制以便让人们谈论性，但是必须是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这难道只是证明性是隐秘的，而且人们试图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吗？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探究的恰恰是这一论点，即性是在话语之外的，惟有解除障碍、取消秘密，才能打通直达性的道路。这一论点难道不是要求人们激发性话语的律令的一部分吗？难道不是为了激发人们去谈论性，为了让人们总是从头开始谈论性，人们才在现有的一切话语之外让性作为必须被揭发出来的秘密——性被迫保持缄默——闪闪发光，而且才会使得谈论性既是困难的，又是必须的，既是危险的，又是重要的吗？我们不应该忘记，基督教的教士守则通过把性当作必须被坦白的东西，从而一直认为性是令人不安的谜。性不是顽强地表现自身的东西，而是四处躲藏的东西，因为它说话声音低，经常伪装自己，所以人们可能对它的潜伏性存在充耳不闻。性的秘密当然不是激发人们谈论性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些话语煽动是想破除性的神秘，还是以模糊的方式通过性话语继续保持性的秘密。这涉及一个本身属于这些煽动机制的论点：一种要求人们谈论性的方式，一个对于性话语的无限增多的结构必不可少的寓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
边码：48-49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性话语的增多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现象和一种纯粹的增长，好像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人们谈论性的这一事实要比他们在谈论性的同时被迫接受的各种律令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一把性纳入话语的活动难道没有被赋予把不服从严格的繁衍结构的各种性经验形式逐出现实之外的任务（即向不生育的性行为说不，把快感赶到一边去，减少或排除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各种性实践）吗？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以生育为中心的性经验的利益消除如此众多的不结果实的性快感而使用的许多手段吗？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围绕着性经验对这类饶舌的关注进行的热烈讨论，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担忧：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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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人们不是试图通过减少性话语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它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地插入进来。我们的时代首创了各种各样的性混杂。
直到18世纪末，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不包括各种习惯法则和舆论约束——才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教士守则和民法。它们各自确定了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然而，它们都是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的：夫妻的责任，完成它的能力，人们遵守它的方式，它附带的要求和暴力，以它为借口的无益的或不正当的抚爱，它的生育力或人们让它失去生育力的方式，人们需要它的时刻（怀孕和哺乳期是危险的时期，封斋期或小斋期是禁期），性交次数的多少。所有这些都渗透着各种规定。夫妻的性受到各种规则和忠告的纠缠。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人们到处谈论它；它必须详细地坦白交代，远甚于其他东西。它受到较大的监督：如有差错，它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袒露自己和证明自己。“其余的关系”则仍很混乱：“鸡奸”没有明确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儿童的性经验无关紧要，大家想想这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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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不同的规范没有在违反联姻规则与生育偏差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快感都应该受到谴责。在重大罪恶的名单中，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分，有淫荡行为（婚外性关系）、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还有鸡奸或相互“爱抚”。至于法庭，它能够给同性恋、不贞、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婚姻或兽奸定罪。在世俗领域里，就像在宗教领域里一样，人们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无疑，“违反自然”被视为一种特别可憎的行为。但是，它只是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触犯了法令——这些法令与婚姻法令一样是神圣的，而且是为了控制事物的秩序和人们的规划而被确立的。有关性的禁令根本上具有法律性质。人们有时所依赖的这一“自然”还是一种法律。长期以来，阴阳人都是罪犯，或者是罪犯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他们的存在搞乱了区分性别的和规范两性结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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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的话语爆炸让以合法联姻为中心的体系经历了两次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异性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离心运动。当然，性实践与性快感的领域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则。但是，人们愈来愈少谈论它，总之，人们是愈来愈有节制。人们不再捕捉性的秘密，也不要求它日复一日地说出来。性经验规范的合法夫妻应该更加审慎。他们的性生活是作为一种规范起作用的，这种规范也许更加严格，但却是缄默无声的。相反，人们追问的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情况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现在却要说出来，艰难地坦白自己。当然，人们没少谴责它们。但是，人们倾听它们；而且人们有时还根据这些外围的性经验，通过一种反馈的运动重新追问有规则的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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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特殊向度。与其他被谴责的形式（像通奸或诱拐，愈来愈少受到谴责了）相比，它们有着自己的自主性：近亲结婚或者鸡奸，引诱一位修女或进行性虐待，欺骗妻子或者奸尸，它们变成了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第六戒律所涵盖的领域开始解体了。曾在一个多世纪里作为行政管制的最常见的根据之一的“荒淫”这一含混不清的范畴在世俗范围内也瓦解了。从它的支离破碎的片断中，一方面出现了违反婚姻与家庭法规（或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损害自然运作规则的行为（而且，法律能够制裁这些损害行为）。也许，其中就有三个世纪唐璜的魅力未被消除掉的原因。在这位违反联姻法则的重要罪犯——偷香窃玉、勾引处女、给一些家庭带来耻辱、辱及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之下出现了另一种人格：他身不由己带有十足的性疯狂。他还是浪荡子、性倒错者。他小心冲破了法律的束缚，但是，同时又有一种类似迷失方向的自然的东西让他远离了自然；他的死就是违法必究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他的反自然的行为的报应。为了管理性，西方人依次地设想了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唐璜就出现在它们共同的边界上，并且把它们都颠覆了。要想知道他是否是同性恋、自恋者或性无能者，我们还是让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们去追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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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婚姻的自然法律与有关性经验的内在法则开始分别被记载下来，而且决不拖拖拉拉、含混不清。性倒错的世界被认为与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有着共同之处，但不只是后者的变种。这一小批性倒错者是从过去的浪荡子那里产生出来，尽管有些类似，但却是不同的。从18世纪末至今，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流窜，被追踪，但不总是被法律追踪，常常被关禁闭，但不总是被关进监狱，他们也许是病人，但却是难堪的、危险的牺牲品，受尽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也被称为邪恶，有时叫做犯罪）的折磨。他们是太懂事的孩子、早熟的女孩、糊里糊涂的中学生、可疑的仆人和教师、残忍的或躁狂的丈夫、孤独的拾荒者、有着莫名冲动的闲逛者：他们出没在惩戒委员会、儿童教养所、感化院、法庭和收容所中；他们把自己的丑行告诉医生，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法官。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性倒错的家庭，这些性倒错者与犯人、疯子类似。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带有“道德癫狂”、“生育神经官能症”、“生育感觉反常”、“变态”或“心理不平衡”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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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外围性活动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不论何时都能出现这一事实是否表明规则放松了呢？或者，大家对它们十分关注的事实是否就证实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体制以及对它们采取严格控制的要求呢？从压抑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模棱两可了。如果我们想到针对性犯禁的法规在19世纪里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严格性，以及正义经常让位于医学，那么其间就存在着宽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教学或治疗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控制和监督机制，那么还存在着对法则严格性的巧妙补偿。此外，教会对夫妻性生活的干涉及其对非生育的“舞弊行为”的拒斥，两百年来已经大大丧失了它的坚定性。但是，医学在夫妻性快感中开始起作用：它创立了一种器质性的、功能性的或精神性的病理学，后者是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还精心排列出从属快感的各种形式，把它们整合到本能的“发展”和“骚动”之中，并且着手管理它们。
也许，重要性并不在于宽容的程度或压抑的大小，而是在于权力运作的形式。当人们点出这种不同性活动的发展时，这是否指要把它们从现实中排斥出去呢？看来，权力在此的运作功能并不就是禁止。它涉及四种不同于简单禁止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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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对血亲联姻的古老禁令（如此众多，如此复杂）或对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的通奸的惩罚。从19世纪以来人们借以确立儿童的性经验和追踪他们“孤僻的习惯”的各种最新的控制方式不属于同一个权力机制。不仅因为一方面医学与矫正有关，另一方面则涉及法律与刑罚，而且因为所实施的策略也不相同。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旨在消除对象，尽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又会从头开始。然而，“乱伦”禁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逐渐地减少它所谴责的对象；对儿童性经验的控制则是通过同时扩散它自身的权力和它所针对的对象来进行的，遵循的是一种可以达到无限的双重增长方式。教育者和医生们是把儿童的手淫作为一种人们力求消除的流行病来打击的。实际上，在这一让成人世界围绕儿童的性打转转的长期运动中，关键的是依赖于这些细腻的快感，把它们构成为秘密（即强迫它们掩藏起来，以便可以发现它们），然后跟踪追击，考察它们的前因后果，捕捉一切可能诱发或只是允许它们的东西。在它们可能表现自己的所有地方，人们都建立了各种监督的机制，设置了强迫它们坦白的陷阱，给出了各种滔滔不绝的矫正话语；人们向父母和教师们示警，让他们怀疑所有的儿童都是有毛病的，而且，如果他们对此怀疑得不够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有犯错的恐惧。人们让他们面对这一不断发生的危险保持警惕，人们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和教学法。人们还在家庭中间制定了一整套的性医学的规章。儿童的“恶习”与其说是一个敌人，不如说是权力机制依赖的基础。人们可以把它作为恶来消除，但是一定会失败。这样热衷于一种徒劳的工作让人不禁怀疑是人们自己要求它继续存在，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夹缝中扩散开去，而不是要它永远消失。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向前推进，增加它的中介效果，然而，它的目标却是向外扩展、自我分化和分岔，隐没在与它同步的现实中。表面上，这与一种阻碍机制相关；但是实际上，人们以儿童为中心布置了各种无边无际的渗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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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对外围性经验的新追逐引发了各种性倒错的新整合和一种对个体的新说明。鸡奸——古代民法或教会法中的鸡奸——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鸡奸者只是法律主体。19世纪的同性恋者成为了重要人物，他有自己的经历、历史与儿童时期，有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方式；还有一种轻浮的体态和神秘的生理现象。他完全没有摆脱他的性经验。在他身上，性经验无所不在：它潜藏在他的一切行为之下，因为它是他的行为中无限活跃的潜在原则；它还毫无羞耻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因为它是一个总会泄露真相的秘密。它与他是同体共存的和不可分割的，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的罪恶，不如说是一种特有的本性。我们不要忘记，在确立同性恋的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的和医学的研究范围时（威斯特法勒于1870年发表的有关“相反的性感受”的著名论文可以被视为这一研究的开端
），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性关系，而是借助性感受的某种特性、颠倒男女性别的某种方式来规定同性恋的。当同性恋从鸡奸行为转向了一种内心阴阳人、一种精神阴阳人时，它就成了性经验的诸多表现之一。过去鸡奸者只是个别的异端，而现在同性恋者则成了一个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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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们同样把所有这些轻微的性倒错分门别类，通过给他们取些稀奇古怪的教名，对它们进行昆虫学式的研究。其中有拉色格命名的暴露癖者、比纳命名的恋物癖者、克拉夫特·埃平命名的恋动物癖者和兽奸者、罗莱德命名的身体单性论者；后来还有混合窥视癖者、男子乳房发育症者、恋老人癖者、性感倒错者和性交困难的女人。这些奇妙的异端名字涉及一种自然本性，它为了回避法律而忘掉了自己，但是为了继续产生出各种种类的性倒错，它又恢复了记忆，甚至是在毫无秩序的地方。驱逐所有这些性反常的权力机制只有在让这种性反常成为一种可分析的、看得见的和永久的存在时才会要求消除它。这种权力机制让它进入身体的深处，潜入各种行为之中，让它成为分类和理解的原则，把它构成为存在的根据和混乱中的自然秩序。这是不是要排斥这些成千上万的反常性经验呢？不是，而是要对每一个反常性经验进行详尽的说明和局部的巩固。这就是要在播撒这些反常性经验的同时，在现实中布满它们，并且把它们纳入个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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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古老的禁忌相比，这种权力形式为了自身的运作更需要一些坚定的、专注的和好奇的人；它以接近他们为前提；它使用的方法包括检查与坚持不懈的观察；它要求通过逼出坦白的提问和超出提问范围的隐情进行一种话语交流。它包含着一种身体的接近和各种强烈感受的相互作用。由此，对怪僻的性的医疗化处理同时既是结果，又是工具。性的各种古怪现象已经介入到身体之中，成为个体的深刻特征，它们属于健康技术和病理学的范围。倒过来说，既然它成了医疗的或可以医治的对象，那么我们应该在机体之中、皮肤表面或行为特征中发现它的病变、机能障碍或症状。因此，控制性经验的权力必须紧贴着身体，注视着它们，强化它们的各个部位，它激活它们的皮肤，夸大它们的错乱。它把性的身体揽在怀中。无疑，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还意味着权力被感受，快感也获益不浅。这就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另一方面，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监督它的控制，从而让权力扩张得更远。坦白得越深刻，就越能激发提问者的好奇心。人们发现快感又重新落入权力的控制之中。但是，对于回答者来说，如此众多的紧迫问题突出了他体验到的快感，人们都紧盯着这些快感，把它们区分开来和激活起来。权力是作为一种召唤的机制发挥作用的，它吸引、取出它所关注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快感随着控制它的权力扩散开去，而权力则抓住刚才逼问出来的快感不放。医疗检查、精神病学的调查、教育关系、家庭控制提出的明确的总体目标，可能就是以向一切变动的或没有生育力的性经验说不。因此，它们是作为具有双重冲动的机制起作用的：一方面是快感，另一方面是权力。运用一种进行询问、监督、窥视、期待、发掘、触摸、揭发的权力，就会获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兴奋起来后，就会规避这一权力，逃避、愚弄或歪曲它。权力也让它追逐的快感侵犯自己。而且，面对快感，权力在自我表现、令人反感或抵抗的快感中表现了出来。这既是诓骗，又是引诱，既是相互冲撞，又是相互增强。从19世纪以来，父母与孩子、成人与青少年、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精神病医生与歇斯底里症患者、性倒错者之间就没有停止过玩这种游戏。这些呼吁、规避和反复煽动就以性与身体为中心分布开来，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形成的不是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而是永恒的螺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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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此观之，这些性渗透的机制是19世纪社会空间和仪式的十分突出的特征。人们经常说近现代社会力图把性经验限定在夫妻——异性的和合法的夫妻——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它没有创造出各种具有众多要素和循环性经验的类别，那么至少是精心安排了它们，让它们不断增加：其中有布置各种等级化的或相互冲撞的权力支点；“追踪”（即既想得到又要驱逐）各种快感；宽容或鼓励各种局部的性经验；把接近它们作为监督的方法，让它起着强化机制的作用；进行各种感应接触。拥有父母、儿童（有时还包括仆人）的家庭或一家人也是这样做的。19世纪的家庭真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的基本单位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它还是快感与权力通过众多的点和各种可变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成人与儿童的区分、把父母的房间与孩子的房间分在两端（当19世纪的人们开始建造大众住房时，它成了必须遵守的准则）、男孩与女孩的相对隔离、关心乳儿的严格规定（母乳喂养、卫生保健）、对儿童性经验的警惕、手淫被认为具有各种危险、青春期的重要性，向父母建议的各种监视的方法（鼓励、隐秘和恐惧），还有既被人强调又令人担心的仆人的存在，所有这些让家庭（甚至是最小的家庭）变成了一种充斥许多破碎的和变动的性经验的复杂网络。把以上这些性经验都限定在夫妻关系的范围内，哪怕是以禁欲的方式把夫妻关系投射到儿童身上，这样做就不可能了解到这种机制，即相对于这些性经验来说，它不是禁止的原则，而是煽动与增加的机制。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具有大量人员、等级制、特定空间布置和监督体系的各类学校或精神病院形成了另一种安排权力与快感相互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们使用特殊的空间间隔或惯例把性高度饱和的地方规划为教室、宿舍、客厅或门诊处。其中，各种非婚的、非异性之间的、非一夫一妻制的性经验形式会被引发和固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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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有着明显性倒错的社会，至今，我们的社会仍然如此。这不是虚伪的说法，因为没有什么比性倒错更爱表现和啰嗦了，更明显地被话语和社会机构所控制。这不是因为社会为了建立防止性经验的一个过于严格或过于普遍的大坝，情不自禁地产生出性倒错和对性本能进行长期的病理学研究。确切地说，这里关键的是社会用来对身体和性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而且，这一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也不产生禁止的效果。相反，它旨在减少各种怪僻的性经验。它不限定性经验的范围；它沿着各条无止境的渗透线追踪和延伸各种不同形式的性倒错。它并不排除性倒错，而是把它纳入身体之中，作为详尽说明个体的方式。它也不寻求规避性倒错，而是通过快感与权力相互增强的螺旋线引发它的各种变化。它不设置障碍，而是提供最大限度地产生性倒错的地点。它产生不和谐的性经验，并且把它固定下来。近现代社会是性倒错的社会，这不是无视它的清教主义，也不是它的虚伪所造成的；它确实地和直接地是性倒错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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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确实是性倒错的。许许多多的性经验——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性经验（乳儿或儿童的性经验）、热衷于某些性癖好或性实践的性经验（性倒错者、恋老人癖者、恋物癖者……）、围绕着各种关系以冗长的对话方式出现的性经验（在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精神病医生与疯子关系中的性经验）、出没在各种社会场所中的性经验（家庭、学校、监狱中的性经验）——是与权力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应该设想当人们赋予惟一能够繁衍劳动力和家庭形式的性经验形式调节作用时，所有这些至此仍被宽容的性经验形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被人看不起。这些形态不一的性行为确实来自人们的身体及其快感。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后者之中得以巩固的；它们受到许多权力机制的召唤、揭示、区分、强化和整合。性倒错的增长不是困扰着谨小慎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一个道德主题，而是一种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也许，西方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快感，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新的恶习。但是，他们为权力与快感的相互作用界定了新的规则：性倒错凝固的面孔在此已经被描绘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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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直接是性倒错的。众多性倒错的这一插入不是性经验向强加于一种过分压抑的法则的权力进行的报复与嘲弄，更不是各种反常的快感形式转向了权力，从而以“必须忍受的快感”形式来包围权力。性倒错的插入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复合体（un effet-instrument）。正是通过区分、强化和巩固各种外围的性经验，权力与性、快感的各种关系就分离、增多起来，它们测量身体，渗入各种行为之中。而且，随着权力的这一推进，按照一定年龄、地点、癖好、性活动撒播开来的各种性经验也就固定了下来。一方面，性经验通过权力的扩张得到了增加；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性经验个个都为增大的权力提供了干预的空间：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权力与性经验之间的这些相互关联得到了无数经济利益的保障与替换；这些经济利益则通过医学、精神病学、卖淫和淫秽书画的中介，同时与不断微分化的快感和不断增大的控制快感的权力挂上了钩。快感与权力既不相互取消，也不相互反对，而是相互追踪、相互重叠和相互激发。它们根据各种既复杂又积极的激励与煽动机制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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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不仅我们目睹了各种反常性经验明显地爆发了出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法律的机制，尽管它还局部地依靠各种禁止手段，却透过彼此关联的机制网络，确保了各种特殊的快感和不同的性经验不断增多。据说，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会比我们的社会更羞羞答答的了，也从来没有哪些权力机构这样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知道它们禁止的对象，好像它们不愿与它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经过初步的研究，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事实：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建立更多的接触和循环的联系，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中心，其中，激烈的快感与固执的权力相互激发，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