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性经验史》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花费十几年时间潜心研究的结果。自从1970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以后，福柯迫于教学的压力，开始在课堂上讲授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而且每年都不得不更新内容。在法兰西学院，他每周三上课，从1970年到1984年，他共开出了如下课程：（1）1970—1971年，讲授“认知的意志”；（2）1970—1972年，讲授“刑罚的理论与机构”；（3）1972—1973年，讲授“惩罚的社会”；（4）1973—1974年，讲授“精神病学的权力”；（5）1974—1975年，讲授“反常者”；（6）1975—1976年，讲授“必须保卫社会”；（7）1976—1977年，停课一年；（8）1977—1978年，讲授“安全、领土和人口”；（9）1978—1979年，讲授“生命政治的诞生”；（10）1979—1980年，讲授“对活人的治理”；（11）1980—1981年，讲授“主体性与真理”；（12）1981—1982年，讲授“主体解释学”；（13）1982—1983年，讲授“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14）1983—1984年，讲授“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讲真话的勇气”。由于健康的原因，最后两年的课并没有正式开成，只是做过几次讲演。

据“福柯中心”负责人François Ewald说，福柯正是在整理这些讲稿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规训与惩罚》（1975年）和《性经验史》（1976年和1984年）。不过，相比较而言，《性经验史》的成书过程要复杂得多。1976年，福柯出版了《性经验史》的导论《认知的意志》。在该书的封底上，他预告读者《性经验史》共有六卷：第一卷《认知的意志》、第二卷《肉体与身体》、第三卷《儿童的十字军东征》、第四卷《女人、母亲和癔病患者》、第五卷《反常者》、第六卷《人口与种族》。

《认知的意志》的基本观点与《规训与惩罚》一致，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两本书都以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是以身体作为研究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讨论的是权力如何依靠制约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在《认知的意志》中，他进一步以“性经验”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经验与这一权力机制的关系，并且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权力理论”。首先，福柯写这本书的动机与出发点是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为后者从压抑与解放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性从来只是被否认和被压抑的，但是，福柯却发现，从16世纪末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生产和繁殖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简言之，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 总之，在“身体”与“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性经验史》第一卷出版后，福柯却沉寂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按照预告整理出版《性经验史》的后5卷。据Didier Eribon在《米歇尔·福柯》中说，其实资料已经准备就绪，福柯的桌子上“摆着标有不同题目的卷宗，等待最后完稿的时刻”。从1976年到1984年，在他去世前，福柯不断重写这些手稿，它们“乍一看字迹几乎不能辨认，上面到处都是补白和涂改”。从中不难发现，福柯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想撰写预告过的《性经验史》的续篇，而是完全打乱了计划。他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早期文学发生了兴趣。为此，他经常前往索尔舒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又写出了大量手稿。从1979年起，他先后应邀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讲演，首次展现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1979年10月，他在斯坦福大学作了有关“教士权力”的讲演：“普遍性与特殊性，走向政治理性批判”。1980年10月，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了“真理与主体性”的讲演。1983年后，他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自我的教化”的公开课（它后来成了《性经验史》第三卷的第二章）。同年秋天，他继续在该校讲授“自由化”、“治理艺术”和“讲真话”的课程。这些讲演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主题是一致的，在内容上亦是互补的。此外，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和高效管理对福柯亦帮助良多，使他加快了《性经验史》续篇的写作步伐。

不难发现，在1976—1984年间，福柯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变迁。在《认知的意志》中，他试图在基督教及其忏悔学说中寻找“性话语”的来源。1979—198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对活人的治理”这一课程，专门研究“早期基督教心灵忏悔的考察程序”，他提出的问题是“人们不只是简单的服从，而且可以通过陈述它来表明对自己的治理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讲稿的基础上，他完成了《肉体的忏悔》一书的第一稿。但是不久，他发现这种对自己的治理只是“自我的伦理”和“自我的技术”的一种晚出的形式，其来源还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异教文化”。他进而发现，基督教的“苦行”观念在异教文化中已经存在，但是它不是出于“原罪”的考虑，而是“自我的技术”和“自我的教化”的问题。于是他又计划另列二卷（《快感的享用》与《关注自我》）来研究异教道德观如何在基督教发展的前夕建立起这些“规则的方式”。由此，《性经验史》的整个写作计划又颠倒了过来：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第二卷《快感的享用》、第三卷《关注自我》和第四卷《肉体的忏悔》。

1984年6月，福柯还专门为即将出版的《性经验史》后三卷撰写了“内容概要”：

《认知的意志》陈述这一系列研究的初步计划不是重构性行为和性实践的历史，也不是分析那些（科学的、宗教或哲学的）思想，人们通过这些思想表现这些行为，而是弄清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像“性经验”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个概念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出现。

把性说成是一种历史的构建的经验意味着研究欲望主体的谱系学，还意味着不仅要上溯基督教传统的形成初期，还要追溯古代哲学思想。

福柯在从现代通过基督教返归古代文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简单却又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性行为，为什么属于性行为范畴的活动与快感会成为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为什么在不同时期这种对伦理学的关注显得比人们对诸如滋养行为或履行公民义务之类的个体或群体生活的其他领域的关注更重要呢？这种应用于希腊—拉丁文化中的生存问题似乎也涉及人们可以称作“生存艺术”或者“自我的技术”的实践的整体。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全面研究。这就是福柯最终将他的广泛研究全部重新集中在古典时代文化至基督的最初几个世纪的欲望之人的谱系学上的原因。三卷本使他的研究形成整体：

——《快感的享用》研究性行为被古希腊思想视为道德评价和选择范畴的方式，以及它所参照的主观化的方式：道德实质、服从类型、自我设计和伦理目的理论的形式。研究医学和哲学思想如何制定这种“快感的享用”和表达那些构成与自己肉体的关系、与自己妻子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真理的关系这四大经验轴心循环的主题。

——《关注自我》分析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的希腊和拉丁文献中提出的问题，及其他在自我关心控制着的生活艺术中所经历的转变。

——最后《肉体的忏悔》探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肉体经验以及欲望的宗教经典和无邪辨读在基督教中所引起的作用。

不久，《快感的享用》和《关注自我》如约出版。但是，最先完成的《肉体的忏悔》却一直没有出版的消息。原来是艾滋病赶在福柯修改完它之前发作了，夺去了他的生命。也许是崇尚完美，福柯在去世前还表示了“不出版遗著”的愿望。他的家人为了尊重他的这一遗愿，至今不许出版《肉体的忏悔》。

在最初翻译本书以及此次修订过程中，我曾先后参考过Robert Hurley的英译本（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An Introduction ，1978）、张廷琛先生等译的第一、二卷《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和尚恒先生译的第一卷《求知之志》（收入杜小真女士主编的《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2月）。本书所附的“福柯年表”则是根据François Ewald编写的《福柯年谱》（“ Repères biographiques ”，收在法国《文学杂志》1994年福柯专号上）编译而成的。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我还编写了“人名索引”。不过，限于篇幅，我没有对书中出现的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物给出“专名释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勒布古典丛书”（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皆有收藏）。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性经验史》的“译者序”是根据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的《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询问》（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Frédéric Gros的《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等书编写而成。考虑到当时在“译者序”后对此未加注明，加之它与《性经验史》本身的关系不大，所以这次就把它删去了。

最后，对于法国伽里马赫出版社对外版权部Anne Delmas女士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主任Claude Ambert 教授在版权与翻译方面的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这本译著虽经修订，错误之处仍然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佘碧平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