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宗旨是，试图对欧洲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性质与发展作一比较考察。在我前一部专著（指《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译者注）的前言里，作为一个历史思考，我对它的一般特点和局限作了一些解释 ^[1] 。在此需要对这一卷书所从事的研究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些补充说明。这部论著自诩为一项关于绝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但这种研究有意识地介于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论述（discourse）之间，基本上同其中每一种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过去几十年间，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但并不总是密切关注自己的工作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致力于澄清或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但往往脱离历史学家提出的具体经验问题。本书试图探究两者之间的一个中介基础。或许本书只会成为一个反面例证。但不管怎样，本书的目的在于，既“一般地”又“具体地”考察欧洲的绝对主义。也就是说，既考察绝对主义国家的“纯粹”结构——这些结构使之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范畴，又考察欧洲中世纪以后各种君主制所呈现的“复杂”变体。在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这两种实在（reality）通常被一道鸿沟分开。一方面，人们构想或设定“抽象”的一般模式——不仅是绝对主义国家的模式，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而不考虑它们的实际变化；另一方面，人们研究“具体”的地区个案，而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无疑，这种研究思路的分道扬镳出自于一种很普遍的观念：有一种可理解的必然性支配着最广泛和最普遍的历史潮流，它是在具体事件和制度的复杂的经验环境“之上”发挥作用的，相比之下，那些事件和制度的实际过程或形态主要是偶然性的结果。科学规律——如果它们的观念最终被人们接受的话——只有当作普遍范畴时才能掌握：个别的对象只能属于偶然性的领域。这种区分的实际后果往往是，提出的一般概念——如绝对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或资本主义国家——远离历史实际，因而也就根本不具有任何解释效力；与此同时，具体研究——囿于有限的地区或时期——也不能提出或修正任何总体理论。我这本书的前提是，在历史解释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即不能绝对地区分成“长时段”（long-run）和“短时段”（short-run）或“抽象”和“具体”两种互不相涉的研究。这里只有已知的——由历史研究所确定的——和未知的：后者或许是个别事件的机制，或许是整个结构的运动规律。在原则上，这两者都需要有关它们的因果关系的充分知识（在实践中，保存下来的历史证据往往不够充分或相互矛盾，因而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这属于证据问题，而不是能否理解的问题）。因此，我当下从事的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试图把这两种处于紧张状态的思考结合起来——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往往荒谬地分道扬镳，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领域中建立一种合理的、可把握的理论的效力。

这项研究的实际范围在三个方面偏离这一课题的传统研究。第一，考虑同绝对主义更久远的世系。这是这项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项研究不过是一个开端。第二，在本书所研究的欧洲大陆的范围里，正如以前对封建主义的探讨一样，尽量对西欧和东欧进行同等的和互补的论述。这样做并不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尽管西欧和东欧的区分是一种老生常谈，但是这种区分却很少成为直接而持续的历史思考的对象。最近有关欧洲历史的严肃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西方史学中忽视欧洲大陆东半部分的传统的地理政治失衡。但是从总体上看，研究兴趣的合理平衡尚未实现。另外，问题不仅在于需要对两个地区的论述加以平衡，更重要的是，应该对两个地区的区别作出比较解释，分析它们的差异，解释它们相互联系的原因。东欧的历史不仅仅是西欧历史的更贫乏的翻版——按照那种说法，前者仅仅是对后者的补充，而不影响对后者的研究。实际上，欧洲大陆相对“落后”地区（东欧）的发展向更“先进”地区投射出不寻常的灯光，往往提出西欧内部的，被纯粹的西欧内省的局限所掩盖的新问题。因此，与人们通常的做法不同，本书彻底地把欧洲大陆的东西区分作为中心原则来组织所讨论的材料。当然，西欧或东欧内部都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差异，对它们也应进行比较和探讨。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地区类型学，以有助于廓清东欧和西欧的主要绝对主义国家的不同轨迹。这种类型学有可能（即使仅仅在轮廓上）准确地标示出中介概念层面——这种层面在迄今绝对主义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的一般理论建构和特殊个案历史研究之中往往被遗失。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项研究所选择的对象 ——绝对主义国家——决定了所构造的时间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著述的架构要么是单个国家，要么是非常紧凑的历史时期。大多数正规研究都严格地局限于民族疆界；从国际视野考察而超出这种疆界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一个严格的时代界限。在这两种情况中，历史时间通常不会造成问题：无论是在“旧式”的叙述研究中，还是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事件或制度似乎都浸泡在一种或多或少连续而同质的时间中。尽管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很清楚，社会不同层面或领域的变化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便利和习惯通常会要求一项研究的形式暗含着或传达着历史编年的一元论。也就是说，要使它的材料都像是具有共同的起点和终点，都围绕着一个时段。但是，在我们这项研究中，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因为欧洲——东欧和西欧——的主要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恰恰是极其不统一的，而这种不统一性本身就影响着国家制度的各自性质。西班牙绝对主义是16世纪在尼德兰遭受第一次重大失败的；英国绝对主义是在17世纪被铲除的；法国绝对主义延续到18世纪末；普鲁士绝对主义保留到19世纪后期；俄国绝对主义直到20世纪才被推翻。这些重大结构在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呼应着它们的构成和演变的深刻差异。由于这项研究的特定对象是整个欧洲绝对主义的系谱，因此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来涵盖它。绝对主义的历史有许多交错的开端和各自错落的结局。它的基本的统一性是真实而深刻的，但是这不是一条直线上的统一。鉴于欧洲绝对主义的复杂时段，以及在各地不同的断裂和消亡，这项研究就必须深入历史资料。因此，对于导致近代早期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胜利的历史过程和事件的整个始末就略而不论了。从编年史上看，在绝对主义最后一批形态出现之前，就发生了第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根据本书的研究目的，它们在范畴上依然属于前者的后裔，将在下一项研究中加以探讨。因此，在这里将不讨论或研究这样一些重大现象，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宗教改革的发动，民族的形成，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工业化的兴起——所有这些都是与欧洲各阶段的绝对主义同时发生的，完全属于这里所研究的“时期”的形式范围。它们的时间是一致的，但它们的时代是不同的。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面孔的和不协调的历史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这部论著仅限于考察绝对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发展，它们的政治前身和对手。接下来的两项研究将分别考察从尼德兰起义到德意志统一的一系列重大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后者在经历了漫长的隐蔽演变之后最终从资产阶级革命中脱颖而出。本书论点的理论和政治意义有一部分只是在后两项研究中才会充分地显露出来。

最后，我应简略地说明，为什么选择国家（state）作为一个反思的中心问题。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已经变成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句口号，而且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above）——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马克思在成熟阶段曾写道：“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一个世纪之后，彻底废除国家依然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一。但是，人们对国家最终消亡赋予了最重大的意义，恰恰表明了它以往的历史存在的重要性。我们对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国际性国家制度——绝对主义的秘密和教训绝没有彻底认识清楚。本书的目的就是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添砖加瓦。本书的失误和疏忽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在辩论中得到批评指正。

注释

[1]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1974，p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