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言

一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的书名及全书的核心概念“绝对主义”（absolutism）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支配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著作被奉为经典的国家来说，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为本书所论述的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的概念。

绝对主义原本特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在西方学术界，这种政治体制的另一个名称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译成中文就是“绝对君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这种政治体制。例如，《共产党宣言》：“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是等级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又如，《论住宅问题》：“旧绝对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再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7世纪和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这里引用的文章应该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但是，在中文版里，“绝对君主制”一直被译成“专制君主制”或“专制君主国”（分别见1995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第3卷，第191页；第4卷，第172页）。

我们认为，有必要恢复直译的“绝对君主制”，因为这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思想的理解。

首先是绝对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区别。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有相似之处，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专制主义”（德文：Despotismus，英文：despotism）一般是用于“东方”，特指“东方专制主义”（又译为“东方专制制度”）。这可见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章。他们只是在有些时候用这个词来形容西方的绝对君主制。

其次是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这两者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前两者与封建主义是不相兼容的概念。封建主义的概念最初是对中世纪西欧军事分封制和等级所有制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这种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因此，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东方社会没有“封建主义”，只有“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欧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发展起来的王权，因其权力集中，形成绝对君主制，也破坏了原有的“封建主义”。这种君主制的社会基础也不是纯粹的封建贵族，而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因此，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前面所引那段文字中的“等级君主制”改为“半封建君主制”。

第三，进一步涉及“五种生产方式说”。既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东方没有封建主义，只有专制主义，因此把普适性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归结到马克思那里，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论述中很难得出那种结论。相反，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和其他一些论述中关于东方发展道路的探讨，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任何时代思想家的认识都不可能脱离前人和当代的思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明显地受到自18世纪以降欧洲人的东西方历史差异观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以及一些人的游记。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制等概念时，是与当时西方学术界基本一致的。

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乃至19世纪西方思想界的历史局限，也就承认后人有创新发展的权利。100多年来，对东西方社会历史的认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国际学术界（包括中国）对“封建主义”、“东方专制主义”以及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已经反反复复，多有歧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术界从来没有把“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混为一谈。欧美包括前苏联学者曾就“绝对主义”的性质、特点和适用范围展开过热烈讨论。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性质，日本原来也有一派学者（“讲座派”）持“绝对主义王权说”。只有在中国，许多学者用“专制主义”一言以蔽之，见到absolutism就不假思索地译成“专制主义”，甚至在中文里见到“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的概念反而奇怪。其结果是把东方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的“绝对主义”混为一谈。

中国学术界还进一步创造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概念，似乎在历史上，越“封建”就越“专制”。创造总是值得赞许的。但如果说这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那就需要首先理清自己的说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前提是搞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其中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所用术语的辨析。不同的西文术语，应有不同的译名，这才能使中国读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运用差异中深入思考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另外，我们认为，这些概念的辨析十分必要，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学术界对中外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索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甚至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二

本书作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他1938年生于伦敦，是一个热忱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职业学问家。他在剑桥读书时就与一些新左派分子合办了一个杂志《新大学》（ New University ）。1962年，当英国新左派的主要杂志《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创建于1959年）陷入困境时，安德森加入编辑部，制定了新的编辑方针，使《新左派评论》调整了方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主持《新左派评论》达20年之久，发表了大量著述，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理论遗产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安德森的著述也逐渐确立了他在欧美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近些年来，安德森转移到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他先是在纽约新社会研究所（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从事研究，后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

在主持《新左派评论》时，鉴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比较薄弱，安德森把提高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为一项主要任务。这项任务的难度在于不仅需要翻译和介绍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更需要通过艰苦的研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抵制苏式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安德森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与现状。在这方面，他结集发表了两部著作。第一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该书着重分析了1918—1968年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发展史。第二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83）。该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面对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衰的历史。

据我们所知，中国学者最初接触到的安德森的著作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该书的中文摘译最早发表于1980年前后国内一份内部杂志上。当时正值“思想解放”运动。该书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开拓视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安德森以很大的精力进行历史研究。他发表了一部可以归入史学理论的著作：《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1980）。该书主要探讨了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1924—1993，代表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的思想，评价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该书讨论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阶级的性质，法律的功能等问题。

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安德森计划写作四卷本的欧洲史。根据总体计划，他陆续撰写和发表了各个章节。1974年，他结集推出前两卷。第一部是《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第二部就是这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安德森计划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将分别论述“从尼德兰起义到德意志统一的一系列重大资产阶级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

安德森与E.P.汤普森的历史研究分别代表了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个互补的角度与重点。E.P.汤普森侧重于下层群众的研究，或者说“自下向上看的研究”，而安德森则侧重于国家研究，或者说“自上向下看的研究”。因为在安德森看来，国家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这种历史研究形成了所谓“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与安德森呼应的，还有美国学者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stein）等。

安德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他反对线性进化历史观和单一模式。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从他已发表的两部历史研究著作的标题看，“过渡”（passages）和“系谱”（lineages）都是复数。这是明确地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不仅对欧洲封建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西欧和东欧的不同发展道路作了比较。《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更是致力于通过西欧和东欧的比较，建立绝对主义君主国的地区类型（regional typology），揭示其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不同角色。

在安德森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历史叙述同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各种描述社会历史的概念，积极地参与对这些概念的探讨，如封建主义、绝对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包括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从中国学术界看，我们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重视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但是，这类概念如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等，应该具有确定的内涵和相对的适用范围，而不能简单地到处套用。因此，安德森的研究对于我们有一定的启示。

就“绝对主义”的研究而言，安德森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欧美和苏联史学界大多认为，绝对主义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上的一种君主政权，是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过渡形式。安德森全面地参与这一讨论。在他看来，绝对主义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从本质上看仍是基于贵族的政权形式，但是西欧和东欧各国的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轨迹，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其原因应该从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以及各国在欧洲的“国际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来寻找。

三

关于本书的翻译，在此作几点说明。

本书由两个人合译。龚晓庄翻译西欧部分和关于日本封建主义的笔记。刘北成翻译前言、东欧部分、结论以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笔记，并对全书作了统校。

对于注释的翻译，我们采取了与以前不同的办法。以前注释中的学术著作及作者通常都译成中文，而不附原文，这就失去了检索的价值。鉴于中国学术界的进步，本书注释中提及的英文书名或篇名以及作者姓名，一般不予翻译。其他文字的书名或篇名在第一次出现时译成中文，但保留原文。

书中术语涉及多种文字，我们尽力查阅有关资料并向专家请教，以求准确。如有错误不当之处，衷心欢迎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衷心地感谢佩里·安德森教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寄予极大的同情并慨然允许中译本的出版。

刘北成
199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