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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巩固了苏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但在当时极易被遗忘的特征：尽管双方相互猜疑，但美国和苏联从未陷入严重的使双方全然看不到共同威胁的出现或设置合作机制对抗威胁的必要的敌对状态。必须承认的是，那一原则并未因战争开始而立刻变得明显：斯大林尽管表面上是冷漠的现实主义，但事实上是外交史上最为天真的一位。1939年8月，他向最不可能的接受者——德国独裁者——展示了他最不典型的性格特征——信任，希望在迫在眉睫的灾难到来时可保苏联安然无恙。而罗斯福也期望美国能置身事外，但不以牺牲中立为代价，他从1940年春天起开始为战争风险作准备，以确保结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与苏联不同，他并不排除莫斯科与华盛顿合作的可能性。 [41]
正是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让斯大林了解了单纯依赖于信任来保证国家安全的危险所在。人们应该有印象，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没有再犯这一错误。 [42] 但希特勒的进攻也为苏联和美国的结盟提供了机遇。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的军事援助就开始流入苏联。一旦1941年12月美国作为积极的参战方，与苏联和英国共同作战便迅速形成了现代史上最具潜力的大国联盟，如果以这三国先前的关系判断，这种联盟的创建是难以想象的。
但1939—1941年的“教训”也限制了苏美关系的诚恳度和持续性。斯大林从未对英美盟国展示他曾错误地给予希特勒的同等信任。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不对称同盟：其中两个——罗斯福和丘吉尔——发展出20世纪最亲密的政府首脑关系，而斯大林则较为疏远，决不是英美信任的第三方。苏联领导人还决定保留其与希特勒的条约中所得到的领土及其他利益：他对那一点的坚持无助于促进其与西方盟友的更密切关系，也无助于简化他和盟国在协调战争目标方面的问题。
但仍需认识到的是，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同盟国的确团结在一起度过了艰难的4年。结果证明，这段时间足以全面消灭那些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威胁。不管冷战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苏联人和美国人浪漫化或夸大化其“二战”时的合作——事实上两种情况都有，但仍须铭记，我们至少在不远的过去遭遇并战胜了共同面临的威胁。我们都把这种共同威胁对我们各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看作要远大于我们相互对立时给对方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