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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美国发现，在另一领域利益也难以协调：这涉及它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在1933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是，双边关系在美承认苏联政府后不久急剧恶化；这种急剧恶化不只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所有层次上。考虑到两国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崛起方面有共同利益，这一发展更令人惊讶。毕竟，共同威胁在早期俄美关系中不时导致互补性的反应；它们本应再次这样做，尤其是之后的不到10年中。我们现在可从苏联档案中掌握美国一开始所暗示的东西：在罗斯福和苏联外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的私下讨论中，都对承认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理由给予了同等关注。 [35]
但这样的合作并未来临：在国际均势朝向不利于苏美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整个十年中，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有效阻止这种发展。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两国都将“外部”关切从属于“内部”关切有关。
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言，入主白宫第一年的首要事项是维护有助于实现国内复苏的立法。无论他私下里对地缘政治有多敏感——证据表明他事实上相当敏感， [36] 他都无法做到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让美国卷入海外责任的丁点倾向，从而做到不动摇维持“新政”必须的国内联盟。 [37] 他与李维诺夫有关苏美合作对抗德日的讨论，反映了他个人的地缘政治思考，但却决不会出现在其正式声明中：对罗斯福而言，国内关切是第一位的。
正因为这一原因，罗斯福总统对债务问题和美国国内共产国际活动的随意处理，就不只是一种姿态。李维诺夫无疑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这些问题不过是装饰门面，用以满足国内选民，而不太可能阻碍苏联最渴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但美国总统却无法轻易地消除这些问题：国会和公众的确非常严肃地对待债务问题，他们对苏联会遵守协议中停止支持美国共产党的承诺持消极看法。
你只能对李维诺夫表示同情，恰好是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谈判的。如果你面对一个对什么事都漫不经心的人，你很难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什么时候不是认真的。同样，也不应当要求“李维诺夫”深入研究美国国内政治，以便他能认识到美国总统其实难以兑现其合作对抗侵略者的暗示承诺，以及认识到总统难以在债务、共产国际活动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后来的苏美关系史中存在一种多次发生倾向，即莫斯科意想中赋予美国总统太多权力，而忽视了他所面对的国内限制。
苏联渴望与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对抗德国和日本，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不能忽视的是，苏联也同样存在国内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合作预期。其中一个限制因素与驻苏外交官所受的待遇有关。尽管这在历史上少有，而更多是个新现象，但1933年后派驻莫斯科的美国人仍不免受到官方许可的对外国人的怀疑的影响。这种怀疑的表现形式多样，如监视、限制旅行和货币、暗中阻挠与苏联公民的非正式联系等。这里不讨论为何如此，但其影响却非常清楚：美国职业外交官所受的训练使他们易于质疑美国与苏联有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经过整整一代外交官后更加强化了。 [38]
但外交官遇到的困难对公众、国会或行政当局对苏联的态度的直接影响却很小。在承认苏联之初，上述部门对苏联的态度都变得较为友好。真正影响那些态度、甚至导致其恶化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那一系列的事件使美国人震惊，但震惊美国人的并非清洗本身所针对的威胁，而是这些事件更多反映出的苏联体系的本质。对专制与侵略的相关性的怀疑再次浮现，现在又因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得以继续。 [39]
在这些困难面前，罗斯福并未放弃其改善苏美关系的努力。例如，他在1936年任命温和的约瑟夫·E.戴维斯（Joseph E.Davies）为驻苏大使。苏联政府也未对与美国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丧失兴趣，斯大林在1936—1939年间的一项重大但却不为人知的努力即可证明：他要求美国造船厂为苏联海军制造战舰。 [40] 但追求共同外部利益的内部障碍最终仍是巨大的。两国从对彼此敌对的立场，亲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有希特勒的野心才能让两国克服相互猜疑，并使罗斯福和李维诺夫在十多年前就乐观讨论过的共同地缘政治事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