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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关系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政治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种关联性的缺失。这产生于1914—1917年间。美国学者几乎完全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加涅林（R.Sh.Ganelin）教授从苏联方面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27] 这一从战争爆发到沙皇被推翻的时期见证了政治关系的冷淡，与更近一些时期政治关系的冷淡有些类似，且某些原因也是相同的，尤其是美国人对俄国内部人权的关切。沙皇政府拒绝了威尔逊总统计划派驻圣彼得堡的头两位大使，可见两国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尽管这种拒绝可能有很好的理由，如威尔逊早期任命的外交官的质量问题。可俄国与美国的贸易却比以前密切很多，因为沙皇政府向美国下了战争物资定单，而美国资本家通过英国和法国这一间接途径，使这些买卖成为可能。在双边政治关系处于空前冰冻的时期，美国工厂却为俄罗斯帝国提供了所有外部军事援助的约2/3。 [28]
这一政冷经热的现象到20世纪20年代变得更为明显，让早期的苏维埃领导人感到很惊讶。列宁及其同僚并不愿意在政治与经济事务上作明确的区分：他们期望利用经济动机来终结美对苏的干涉，并与西方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华盛顿方面始终拒绝建交，这让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因为它不符合人类逐利第一的假设。如同苏联外长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于1922年所指出的，“看起来所有发展都督促（美国）满足我们和解的愿望以及发展密切经济联系的愿望……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新政府并未实现这些期望” [29] 。
苏维埃新政府提供的经济刺激相当大。不管是否得到华盛顿的许可，许多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都利用了这些刺激，几乎要实现列宁预言，即资本主义将为巩固苏维埃权势提供必要的手段。 [30] 但在其他西方国家都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后很久，哈丁、柯立芝和胡佛的共和党政府都回绝了莫斯科这一在这种良好经济基础之上建立政治关系的尝试。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政经脱节会持续存在，为什么美国无法以苏维埃领导人期望的方式将二者联系起来。
答案似乎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外交政策都并非仅由经济考虑所驱动。无论潜在利润有多大，华盛顿官员们都十分关注他们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威胁，即苏维埃会直接利用这些经济机会。在他们看来，这种意识形态威胁是他国干涉美国内部事务的终极形式。如同琼·霍夫-威尔逊（Joan Hoff-Wilson）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压倒了经济自利。 [31]
如果防止外国干涉美国事务的原则可为不承认（苏维埃国家）提供正当性的话，那么同等重要的另一原则就是政府不干涉个人事务，这可以解释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对苏联的大量贸易和投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国自由放任传统的作用。尽管制定外交政策无疑是政府的责任，但其范围界定却很窄。贸易和投资问题仍是商人个人根据传统的盈亏标准（决定的事情），政府可为商人决策提供信息和帮助，但如果认为政府应当告诉商人向哪里投资、与谁进行贸易，则会招致极度的反感。
结果便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避免了承认——乃至认可——令他们讨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风险。但与此同时，他们为美国商人留下了利用苏联工业化带来的大量经济机会的空间。如同《商业周刊》在1930年所指出的，“常识往往向那些走向歧途的狂热分子兜售他们愿意为之付出的一切，目前这种狂热便是商业”
。
美苏正式建交的问题得到历史学家的充分关注 [32] ，此处无须赘述。但这一政经政策脱节的现象确实在承认后不久又重新出现，这个问题需加简要讨论。你可能会为以下事实所震惊：即在大萧条的1931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最高点4.2%；然后到两国全面建交后的第一年，即1934年急剧下跌，跌至不到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美国对苏联出口水平从未恢复到未建交末期的水平。 [33] 琼·霍夫-威尔逊认为，通过将提供贷款问题与临时政府的战争债务问题联系起来，外交关系的建立可能的确削弱了经济关系。 [34]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李维诺夫协议（Roosevelt-Litvinov agreements）使双方都建立起了这样的预期，即谁都不准备履行协议，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战略合作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正常化很可能导致了（经济关系）恶化。
问题在于，经济关系并不一贯沿着政治领导人试图引导的方向发展。这正应了列宁的意思，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即不管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资本主义都会成为苏联工业化和强大的手段。即便是在当今时代，这一现象也是为人所知的。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证据显示，方程的另一面也成立：政治并不一贯沿着经济利益决定的方向发展。苏联尝试利用经济刺激影响美国政策，这被证明并不比美国尝试对商人行为强加政治控制成功多少。经济与政治看起来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想要协调二者的联系往往比政治家们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