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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坦率地承认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美关系恶化所负的责任，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人改造俄罗斯帝国的无果努力，就可公正地说，1917年之后开始出现另一类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及其盟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目的更加明确地干涉了苏联内部事务。这一干涉行为成为西方学者广泛讨论的一个课题，在苏联讨论得就更多。极少有历史话题被从如此多的视角展开探讨，也很少有历史话题的解释在高度复杂化和高度简单化这两个极端中间广泛存在。高度复杂化的解释包括，威尔逊或许是为了促进民族自决，或许是为监督盟国行为，或许是出于尊重盟国的愿望，或许是为拯救处于困境中的捷克军队，或许是受制于外交偏见、通讯不畅以及健康恶化。 [22] 而高度简单化的解释则认为，他憎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取得的所有成果，从一开始就决定消灭它。 [23]
但有关干涉动机的争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威尔逊及其盟友认为其行动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美国对苏联干涉的发生，是为了回应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对外国内部事务的重大且有潜在深远影响的干涉，因为苏维埃政权不只干涉西方，而且干涉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当然，我这里所指的是苏维埃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带来的挑战，这一点再明确不过。
苏联历史学家肯定认为，呼吁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与同时倡导“和平共处”二者间并无二致。 [24] 但更可预期的是，要求这一细微差别渗入一群西方政治家脑中似乎有些过头了，他们正拼命地打一场总体战，却发现一个重要的盟友突然落入一小撮革命者手中，这些革命者不仅决心通过谈判立即建立起和平，而且还决心促进国际阶级战争，这样的局势考验了政治家们处理各种政治复杂局势的耐心。威尔逊、劳合·乔治（Lloyd Gorge）和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反应方式也毫不令人吃惊。旧秩序的代表们，无论他们多么开明，都不会热情欢迎试图推翻自己的革命者们。
可论述这些事件的苏联历史学家与苏维埃当时的一些主要官员一样，似乎发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应是令人震惊的、不自然的，甚至是违背本应有的国家间法律规范的。他们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本应严肃对待十月革命，应按完全可预测的方式反应。 [25] 但你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你不能如同苏维埃政府那样一方面竭力抗议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内部事务的干涉，另一方面却期望在20世纪最为深刻的针对西方的革命挑战来临时，西方会平静地默认并热盼“一切照常”。人的本性不是那样的。
从这一视角看，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西方干涉苏联的一个有趣问题便是，假定美国已认识到所要应对的威胁的严重性，为什么反苏干涉竟是一场如此半心半意、计划不周且最终无效的事业。你可能会引用所有标准的解释：一场大战及随后困难的和谈分散了精力，国内孤立主义复苏使威尔逊的政治权威遭到侵蚀，各种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力量未能有效地团结起来，布尔什维克自身所具有的号召大众支持的能力。它们各有其理。
但还有另一值得关注的解释：这与威尔逊自己对待革命及如何应对革命的极为矛盾的心态有关。公正地讲，我们必须承认，威尔逊自身也是一个试图推翻现有国际关系结构的革命者。的确，20世纪没有哪个人比威尔逊更接近于那一目标。他也同样对其他国家内部革命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同情，除富兰克林·罗斯福外，可能没有哪位现代美国总统能出其右。威尔逊从墨西哥学到了干涉的副作用这一沉痛教训。 [26] 因而他决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民族自决，只在确信干涉可强化民族自决目标的实现后，才会支持干涉，尽管这种确信是不稳定的。
你不应该通过这些证据试图为对俄干涉做辩解，干涉从一开始便是不周密的，如同威尔逊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但威尔逊自身对最终采取的行动的保留与干涉的失败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看法或许并不是不恰当：除了采取非常有限的武力之外，他令人吃惊地不愿意授权任何行动，这部分来源于他自己对这种干涉会带来的副作用的认识。从这一视角看，与其说威尔逊是革命的敌人，不如说他是革命的操纵者：他是一个试图将革命能量引导向一个安全方向的政治家，对他来说，这个方向是民主。
从这里可以看出威尔逊的政策与之前、之后政策之间的联系。威尔逊更为明确地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美国思维：一国国内的极权主义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这与18、 19世纪美国外交传统发生了根本背离，但却是自威尔逊时代以降美国人外交思维中的恒久要素。不管列宁及其他苏维埃创始人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西方看来，这二者的结合都被认为与极权主义和侵略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不那么温和便不足为怪了。
这提出了另一个在当前困难背景下值得思考的问题。苏美关系中一个恒久的刺激因素是，双方都倾向于将对方的夸张言辞当真。多年来，美国人关注莫斯科对“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最后当真了。尽管最后的保证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地组织革命。而苏联多年来听到的则是美国有关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这类言辞，最后也当真了，尽管最后指出，这些情感爆发主要针对国内听众，而并不意味着对苏联国家合法性的挑战。两国老练的观察家都充分了解应对这些言辞打上折扣，但政策并非总是由老练的观察家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