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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前俄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相当大程度上应由美国政府及其人民承担。从购买阿拉斯加到沙皇被推翻的50年间，俄国政府对华盛顿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也无证据显示，俄国观察家一贯对美国的传统友善在世纪之交时演变成了更大的观念上的敌视。
但美国的政策和态度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到1900年，技术发展与东亚地区权力真空一道，诱使美国在远超出其领土的地方宣称其权威，导致了与俄罗斯帝国所认识到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第二，此期的美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观念，即其他国家的内部特征不会对其外部关系产生影响。一种新的外交方法得以确立，其基础是国内制度与外交政策间的假想联系，特别是国内专制与在世界上奉行宽容、自制、相互合作的实践无法达成一致的观念。
因为第一个发展已经得到充分的、尽管不是最新的讨论， [8] 因此没有必要详述。只需指出一个离奇的重合，即新技术同时导致俄国与美国20世纪初在东北亚陷于冲突：首先是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为俄国提供了向东北亚投放重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手段；然后是通过鼓励美国使用其新的海军力量，与其他欧洲大国和日本一道，和俄国竞争因中国政治权威衰落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技术革新将不断让两国发现先前未知的重要利益，或让两国假设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保卫它们，便可能导致不明确的伤害。
当然，华盛顿的反应是“门户开放”政策，显然这是历史一贯手法的一个例子，即通过宣布公正不阿来追求自身利益。那一战略反映的到底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还是狡猾的算计，人们可能如同美国历史学家一样充满分歧；也可能是二者兼有。 [9] 毫无疑问，对从经济上进入中国、并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美国利益的肯定，与俄国在1896年后与中国人达成的安排所建构的势力范围——四年后在义和团起义中俄国加以单方面扩展——是相抵触的。
“门户开放”的另一重要后果是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的自觉联盟。在这里，历史趋势也发生了逆转。早期俄美关系的一个要素是对英国的共同反感：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共同敌人以一种松散但却明显的利益重合将两国联系起来。但“门户开放演说”反映了自1895年以来英美之间的和解；1902年英国与日本的结盟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默认，两年后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圣彼得堡陷入外交孤立，都表明这一趋势日益朝向不利于俄国的方向演变。罗斯福为了圣彼得堡的利益而介入朴次茅斯和会，源于其维持均势的决心，并未反映出任何对俄罗斯帝国的特殊同情或亲密关系；当时，这一均势可能因日本在东北亚不受挑战的主导地位或俄国内部的社会瓦解而受威胁。 [10] 对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说，仍是通过有欠考虑的促进美国在中国东北经济影响的计划，疏远俄国和日本， [11] 结果是，俄美利益的地缘政治联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丧失殆尽。
关于美国对俄罗斯帝国内部结构态度的变化的研究远不充分。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观念的完全逆转，是从美国可与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观念，转变为确信这种共存不再可能。美国人一直敏锐地认识到其国内体系与大多数国家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对这一国内体系相当自豪，并认为其他国家终归会效仿它。美国人认为它有义务尝试改变其他国家的国内体系，但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从未将它当作其根本国家利益：的确，据认为，这样的强制性做法可能侵蚀美国人试图保留的基于自由选择原则建立起来的体系。 [12] 因而在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被1848年革命破坏的欧洲自由运动中，美国人尽管内心同情，但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干涉努力这一点很重要。 [13] 直到1863年，华盛顿方面为了维持俄国人善意这一地缘政治利益，国务卿威廉·西华德仍未就是否支持波兰起义作官方表态。 [14]
但一切都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改变了。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对俄国提出抗议：不只对持有美国护照、到俄罗斯旅游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而且也对俄罗斯国内的犹太人遭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议。 [15] 到19世纪90年代，多方面的压力要求华盛顿方面就俄国的政治犯问题表态；这些压力中不少是由老乔治·凯南的书和演说所煽动的。 [16] 1903年，罗斯福政府公开谴责沙皇政府在基希讷乌（Keshinev）的大屠杀；1911年，面临着公众和国会的巨大压力，塔夫脱政府废除了1832年詹姆斯·布坎南出访时与俄国达成的贸易条约。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与其心腹爱德华·豪斯（Edward M.House）上校达成了一致认识，即击败德国可能导致一个至少同样有违美国利益的独裁者统治欧洲，那就是俄国沙皇。 [17]
这便是美国政府立场的重大变化，我们的确不了解其变化的原因。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公共教育与文化能力的提高；发行量空前的出版业的兴起；旅游及旅游兴趣的增加；以及如历史学家诺曼·绍尔（Norman Saul）所称的“个人作为核心关切”的出现，“其使命是改善公共知识……有人简单地将其当作职业，其他人则还有着社会关切批判的热情”
。就在亚历山大二世因镇压起义而导致1881年被暗杀后，这些有关俄国的新信息来源也开始在美国繁荣起来：人们对当时的便宜新闻报纸、流行杂志、拥挤的演说等印象深刻，它们与多年后越南战争时期电视将战争的野蛮呈现在国内有着相同的效果，使美国人感受到了专制的本质。
但我们必须超越信息扩散在转变对俄国的态度方面的解释力问题：你必须同时考虑到美国政治结构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末，还没有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开发外交政策的新习惯。这是个旧的重大传统，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与对手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出于反抗前人的心理满足，以及由于美国国内爱尔兰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两方面原因，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政治与外交混为一谈的倾向主要针对英国。但到此后的几十年里，好几百万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移民使得这些国家也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而强化这一趋势的是这一事实，即在俄国遭受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一个团体——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和经济权势集团内部的显赫位置上有了信奉相同宗教的盟友。罗斯福正是出于讨好这些团体而对基希讷乌的大屠杀提出正式抗议； [18] 类似的考虑也导致塔夫脱政府于1911年屈服于压力而废弃了1832年达成的美俄贸易条约，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完全赞同这一说法。 [19]
有理论认为，对俄国的新的、不怎么友好的态度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也有某种关系。改革运动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诸多争论，但仍未被很好地理解。但似乎很明确的是，进步主义高度重视某些特定要素，如效率、诚实、秩序、社会公正，而这些都不是沙皇俄国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在朴次茅斯和会期间，罗斯福私下里指责俄国人，认为其不仅“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反复无常”，而且“腐败”“无能”“低效”。 [20] 对罗斯福而言，这是最严厉的指控。
西瓦切夫（Sivachev）教授在其新近的有关分析中认为，美国的“垄断主义者”是否对俄国监狱的条件感到不满，或是否沙皇为美国以私刑处死黑人而感到不安，确实都不太重要。他认为，真正的竞争是经济性的，美俄都首先聚焦于远东。 [21] 在这里我必须恭敬地提出异议。毋庸置疑，竞争该地区的影响力很重要，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把握美国在这些年里对其他国家内部局势的态度变化的本质。我们放弃了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可以共存的传统，而习惯于将他国社会体系转变为与我们相同的体系。我们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鲜有成功。塔夫脱在俄国的经历，威尔逊在中国、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经历，全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每一个案例中，出于改造目的而进行的干涉往往与现有和潜在的经济利益相背，这正是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政府会放弃这些政策的原因。
除非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即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人民有时为纯粹利益之外的考虑所驱动，否则在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人民的本质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美国人处理与世界其余地区关系时的“人道主义”本能是真实的，不管它多么具有误导性、多么不切实际，甚至有时看起来多么自私。如果我们要解释美国对世界其余地区经常展现出的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大量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