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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俄美“友好”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不幸的是这更多是在早期而非后期。这一“友好”开始于1780年弗朗西斯·达达（Francis Dada）寻求圣彼得堡承认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失败之旅，结束于1867年的俄美交易或阿拉斯加交易之后不久。苏联历史学家博尔霍维季诺夫（N.N.Bolkhovitinov）有关前半期的俄美关系的著作至今尚无人超越，将来也不太可能有人能超越。他提醒我们，不应当“展示一幅理想化的图景，并虚构俄美之间不存在分歧或敌对的印象”。对他来说，早期俄美关系的教训是“并非没有分歧和冲突，而是历史证实了克服分歧和冲突的可能性” [4] 。
愤世嫉俗者可能认为这过于陈腐。他们可能指出，考虑到19世纪俄美交往不那么频繁，两国间的“友好”可能如同今天瑞士与冰岛间的“友好”一样引人注目：首先就没有那么多导致敌对的机会。
但这一观念过于狭隘。苏美之间存在不少冲突的领域：试想，现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共和革命对专制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或在太平洋西北部有关领土和捕鱼权的竞争；或俄国对欧洲复辟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的支持；甚或在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关键时刻，以“四两拨千斤”的“倾斜”改变势力均衡的可能性。此外，围绕如何对待对方公民和外交人员上多次爆发的摩擦，以及对对方媒体报道的相互抱怨等。值得探讨的是，这些19世纪的敌对是如何得以管理的，使其未对俄美间多年的相对友好关系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解释是，借用新近的术语，双方都有容忍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意愿。如同尼古拉·西瓦切夫（Nikolai Sivachev）教授后来所观察到的，美俄在政治组织、阶级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没有比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的俄国间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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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2年抵达圣彼得堡后，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公使发现“沙皇对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不吝善意……对美国人致力于培育友谊更是心存感激”。布坎南报告说，原因之一在于美国人的这一传统，即在“关注我们自身事务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国家关注他们的自身事务”；这是一种“对我们的对外关系有着最理想的影响”的办事方式。
的确，那一时期的美国人并没有多少强制性冲动去改变或官方评论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或社会局势。对那一代的外交官而言，外交政策是一种促进自身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寻求改变他人的工具。
但布坎南的报告也暗示了早期俄美关系中冲突相对较少的另一个原因：这便是俄国认识到“此期的欧洲是个大火药桶，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导致一场爆炸，极大地动摇所有君主”，“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俄国）充分意识到，英国和法国肯定会反对俄国”。
那一时期的美国人、至少是美国领导人在涉足世界政治时很少是天真的。他们充分注意到国际均势的运转，并没有错误地假设地理位置可使美国免遭影响；他们决定在其能力限度内利用均势促进美国的利益。就与圣彼得堡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与俄国人的合作，因为俄国人可能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威胁加以制衡。
这样，正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在19世纪中叶各自面临重大危机时相互提供了适度的帮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俄国人保持了善意中立，这导致了伦敦的相当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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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大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俄国人拒绝与大英帝国和法国在强加有利于邦联军的调解安排上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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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实质性合作的一个成果可能是1867年俄美的和平交接阿拉斯加；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如果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关系比较冷淡的话，它就不会来得如此快速和轻松。可以肯定，这一时期还反映了可说是促进友好关系发展的第三种趋势：俄国政府的现实主义，它承认自身无力与美国在西半球的任何一地竞争影响力。
博尔霍维季诺夫（Bolkhovitinov）教授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当对19世纪早期的俄美“友好”持罗曼蒂克的想法，因为它根本不是那样的；它是一种基于互不干涉内政、认识到共同外部危险的互惠关系。当你回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丧失这些原则后俄美关系的全面且迅速恶化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些原则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