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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政治家常感沮丧的事情之一是，他的讲话并不总是会如同他所期望的那样被人记住。在承认这一困难方面，很少有人能比迪安·艾奇逊找到更好的理由。他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报业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演说，旨在阐明在中国“落入”共产主义之后的新东亚战略。人们更多是这样回顾该演说的，即它通过将韩国排除在美国太平洋“环形防线”（defensive perimeter）之外，招致了朝鲜对韩国的攻击。艾奇逊一贯坚持认为，他的演说只反映了既定的政策，不会有导致朝鲜进攻韩国的那种效果。但仍有人怀疑是否他私下里会感觉——如J.劳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将军后来所说的——“如同一位打出了一个坏球的击球手那样希望重新击球” [2] 。
就目前现有的证据而言，是不可能确认或否认所谓艾奇逊演讲鼓励了朝鲜发动进攻这一指控的。 [3] 但的确存在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所宣称的保卫沿海岛屿同时避免在亚洲大陆直接军事介入的战略，并非偶然或不经意的。到艾奇逊演说之前，“环形防线”的概念已经得到了美国远东总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总统的赞同。这并非政府内部某个个人或机构的成果，到1950年，它无疑已被当作是美国在东亚最恰当的战略姿态。
但这一支持“环形防线”的共识被证明是脆弱的。6个月内，杜鲁门政府便对自己的战略作了彻底的改变：它运用了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保卫韩国，它加速了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并派出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使美国直接卷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突然转变揭示了当时对东亚的利益和威胁的认识上发生的变化；它也是对政治家们的意图——如同艾奇逊在报业俱乐部的演说——与行动后果之间差距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