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凯南会见一个到访华盛顿的咨询团,在建议政策设计委员会官员如何回答杰布有关欧洲未来问题时,他说:“我们对我们作为一国家的性质,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日益进行着非常深入的思考。” 问题不只在于如何实现和平与安全:“它是人类学会以某种方式控制自身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处理其易于产生暴力和倒退的方面,并更大程度地释放其可能创造美好和主导环境的方面。”美国通过单独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在未来几年里的世界事务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比我们惯常所认为的还要温和的角色……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我们的自尊上,如同谦和的人必须做的那样,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远离当代文明所带来的真正的巨大危险,在海外尽可能发挥有益的影响,但并不声称我们拥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改变人类制度的洞察力或力量,同时要设法制定我们国内生活的方针,以便后代们能够为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更好、更大的贡献。任何比这更有野心的、任何普世的野心和要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建立在沾沾自喜和缺乏历史感的基础上的傲慢甚至是褊狭的行为。
凯南又说:“我不认为我们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我热切地希望它还没到来。” [76]
由于凯南对美国人能力和智慧存有成见,所以他仍希望在欧洲出现一种强大到足以维持与苏联扩张主义均势、同时又不会无限地依赖于美国支持的“第三种力量”,就毫不奇怪了。可以肯定,统一的德国将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但这一体系也会限制德国,一方面通过防止它与苏联联合,另一方面向德国西部邻国提供保证。这样的排列可能也会获得对莫斯科不满的东欧卫星国的拥护。当然,这一体系也会鼓励欧洲在经济重建上自力更生。该体系也符合凯南更大的地缘政治假设,即一个权势分散在几个中心的世界将比一个僵硬地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的世界更为稳定。 [77]
但问题是如何避免德国人主导这一国家组合。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将英国纳入其中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凯南一开始倾向于这一点。 但是,由于英国显然并不准备为了与大陆结盟而解除对英联邦国家的责任,英国财政困难的程度无疑随着英镑的贬值而增加,凯南开始倾向于一个纯粹的大陆国家的组合,英国则与美国和加拿大联系在一起。 [78] 德国将是这一体系的主导力量,但人们期望德国战败和被占领的经历将可能会节制它的野心。 [79] 然而,不管事实会不会这样,不得不去冒德国可能称霸的风险,因为替代方案——永久分裂的德国——会导致欧洲分裂,无法发挥凯南所设想的独立作用。凯南向艾奇逊承认,德国将再一次“在西欧获得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肯定有着“惊人的重要性”。“我战争期间在那里生活过,在我看来,希特勒新秩序的错误之处在于那是希特勒的秩序。” [80]
当英国开始传出美国人想法中这一倾向的谣言时,这一由德国主导的欧洲“第三种力量”的观点在法国未遇到热情的反应,就毫不奇怪了。波伦于1949年10月在巴黎写信给凯南说:“没必要详述法国人在想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被单独留在欧洲大陆上面对德国。日益明显的是,如果我们的欧洲政策是创建一个作为政治现实的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集团,那么我们将不会长久地把西欧国家团结在一起。” 波伦的警告在该月晚些时候为美国驻西欧使节会议所强化,此次会议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便没有欧洲的有效整合。因为西部陆上国家都相信(这并非没有理由的),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那么德国便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 [81]
有趣的是,在该年早些时候关心如何使英国不参与大陆集团的英国外交部,现在也开始质疑“第三种力量”概念的正确性。贝文对内阁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独立于美国的权势组合不可能形成对抗苏联所必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团结:“结论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就目前来说,无论如何,与美国最紧密的联系是根本性的,这不只是出于阻止苏联侵略的目的,也是为了英联邦的团结和欧洲的统一着想。”的确,这一政策可能需要将英国和欧洲的利益从属于美国利益。美国公众舆论和美国国会尽管“偶尔会有激烈言辞,但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且谨慎的,他们更可能是失之过于谨慎而非过于轻率”。如果这个难题可以迎刃而解,那么“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期,与美国在西方体系内的伙伴关系,将会增加而非减少英国对美国政策施加必要制约的机会” 。
凯南在11月初写给波伦的信中说:“我高兴地承认,你对与英国讨论欧洲联合的效果的预警是正确的。就此而言,不那么遭抵制、不那么立即陷入麻烦的方法是保持沉默。”他也无意去挑战美国驻西欧大使们的集体观点,“即便国务卿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请求他在这样的主流舆论面前采取行动。时间将会说明谁是正确的。”但就现有的政策,凯南警告道:
(1)苏联人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他们只能要么继续其现有政策,要么看着更多中东欧地区渐渐向反对他们的美国主导的联盟靠拢,从而使得东西方分歧除了通过战争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2)许诺德国人是属于西方的,与承认德国作为一个过于拥挤的、被占领的和沮丧的半个国家而处于不确定地位是一样的,使他们丧失了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对抗来自东边压力的全部动力,这将使西方在谋求军事平衡的过程中丧失德国提供援助的可能。
凯南略带刻薄地接着写道:“对于沿着这条道路会走到哪里,在什么时候它会带领我们到达一个安全与和平的欧洲的宽阔高地,你可能有你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对国务卿讲……我发现要在这一点上给出指导是非常困难的。”
波伦发现凯南的态度看来帮助较小:“我曾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但坦率地说,我对争论不感兴趣。”凯南回信说:“你很了解我,应考虑到我好争论的脾性。”但“我同意你的观点,没有可继续争论的必要。决定已经做出了……可能它是正确的。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完全有把握预见。但我发现,这一分歧严重动摇了我对自身潜在效用的估计……如果能如我所愿……平静地过上一两年私人生活,那对我来说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快乐。”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