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过头来看，很明显的是，华盛顿大大低估了在欧洲建立独立的“第三种力量”的难度。“第三种力量”的概念建立在几个很难保持平衡的命题之上：苏联威胁的可怕程度足以迫使欧洲人化解昔日的宿怨，但又未可怕到会阻止它们自信而坚定地采取行动的地步；美国的经济援助将激励其自力更生，而不是鼓励其对美国的依附；无须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维持欧洲的秩序，欧洲的集体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且不受制于美国的利益。没有过多久，这些假设的不稳定性就很明显了。

英国外交部的F.B.A.朗德尔（F.B.A.Rundall）在1948年2月指出：“令人惊奇的是，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战略方面讨论如此之少。你可以设想，李普曼先生或类似的评论家可能已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相关的国家来说，有关一体化的经济决策不可避免地要与战略和共同防务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美国会同样卷入其中。然而，可能没有人想在选举前来谈论这个话题。” ^[54] 就国内政治利益要求美国逐步拓展其海外义务而言，朗德尔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但你可能有这样的印象，美国决策者的确对欧洲军事安全问题被首先提出来而感到吃惊，因为撇开了对公众和国会反应的关注。

他们自己一向否认苏联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苏联在欧洲的努力是 政治性 而非军事性的，”凯南反复争辩说，“苏联的目标并非发动军事征服，否则通过红军占领西欧就能实现……它的目标更多的是在那块地区建立一个间接控制体系，这样它不但获得权力而且无需承担责任。” ^[55] 应当承认，没有人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五角大楼联合情报委员会在1948年2月指出，“战争威胁，不管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因美国在经济、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上的弱点而日益增大”，但只要维持合理的美国力量，尤其是只要美国继续垄断原子武器的威慑力量，那么除非莫斯科方面出现严重误算，欧洲发生战争的前景似乎非常遥远。 ^[56]

但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在于恢复自信，以便欧洲能保卫自身。从这一角度看，如同美国情报所估计的那样，欧洲人的精神状态无论如何都非常重要。因此，当欧内斯特·贝文在1948年1月吁请华盛顿注意“苏联潮流的进一步侵蚀”并需要“加固那些仍在庇护我们西方文明的天然屏障”时，让人颇为震惊。而就迪安·艾奇逊而言，他可能发现这对于促使顽固的国会议员不情愿地接受国际责任是有用的。 ^[57] 苏联以其一贯的敏捷，迅速给贝文有意强调的观点做了注解，那就是2月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一场政变。这一事件，加上贝文和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共同预警，足以使许多美国人确信，仅仅马歇尔计划并不足以恢复欧洲的自信，还需要某种明确的军事保证。 ^[58]

但这样的保证会产生问题。国会是否会授权一项直接派兵以保卫西欧的行动，或对这一军事介入如何定性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59] 这一保证将覆盖哪些国家也是个问题：对美国来说，要保卫每个国家将超出其能力；如果将特定国家排除在外，又只会招致苏联对它们的侵略。 ^[60] 有人担心，这一保证可能会首先削弱欧洲人保卫自己的决心。凯南在1948年4月提出：“如果他们都不愿在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方面负起责任，那么他们也确实无法得到帮助。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延续的希望永不破灭而言，这个国家（美国）独自承担这一风险和责任的能力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限度的，但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次年，行政部门与盟国和国会领导人的谨慎谈判解决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行政部门让国会确信，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公约不包含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参加战争的义务。 ^[61] 资源有限的问题也得到处理，通过明确强调保卫西欧的义务就完全能威慑住苏联人，因此无须采取更多的特殊措施；的确，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甚至暗示，北约可能使得美国有可能减少国防预算。 ^[62] 华盛顿谨慎地承担了不向欧洲增派部队的义务，并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作为“兵工厂”向欧洲人供应军事装备，而欧洲人自己提供人力的旧观念。如同约翰·希克森在1948年底所指出的，“现在不是投入兵力的问题，而是要开发匹茨堡和底特律的潜力的问题” ^[63] 。

但如何让自力更生与信心恢复彼此协调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虽然官方声称新联盟将更多地促进而非阻碍欧洲的整合， ^[64] 但凯南平静地对其同事预言，“这一安排将给任何朝着欧洲联合方向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甚至可能将其取而代之”：

我们不是在欧洲发展一种真正的联邦结构，因为联邦结构旨在接纳所有自由的欧洲国家，它凭自身的实力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其背后有地理以及历史发展的依据。相反，我们使欧洲分裂为两个军事区的局面不可逆转地固定下来：一个苏联占领区和一个美国占领区。我们将承担对西欧安全的永久法律责任，我们不能逐渐放弃对西欧安全的基本责任。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法律结构必然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因为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永远延续，美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不可能使我们无限期地支持作为军事附属物的西欧。 ^[65]

波伦在1949年初给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有关大西洋条约的质疑和批评……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尽管波伦指的是詹姆斯·P.沃伯格（James P.Warburg）的观点，但也可应用于凯南。“事情总是这样——明确反对，但他又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首要的危险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但我并不认为他完全正确地理解了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反对外部侵略的安全感之间的紧密联系。”

事实上，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欧洲“第三种力量”只能建立在欧洲自信的基础上，这是凯南在支持马歇尔计划时所认识到的事实。但应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决定在哪个点上才能达致自信，以及需要什么来维持自信。如果他们认为自信取决于美国正式出兵，那么华盛顿几乎无法辩驳，不管它对于出兵在增强欧洲自信的效果方面保留意见有多大。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在1949年夏极其坦率地指出：“我充分认识到军事同盟是毫无价值的，但那帮人的确远比我们重视那张保证（美国提供）支持的废纸。”

如果军事安全为“第三种力量”的观念带来问题，那么它也带来了谁应当被纳入其中的棘手问题。德国的地位问题是最突出的难题。1947年底与苏联围绕全面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举行会谈的破裂，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开始着手在三个占领区内巩固政治和经济体制，这既是一个方便管理之事，也是一个微妙的地缘政治设计。到1948年夏，在后来所谓“伦敦会议”计划中，它们同意让德国人“承担与最低程度的占领和控制要求相一致的政府责任，并最终让他们担负起全部的政府责任” ^[66] 。如同一份国务院内部政策声明所承认的，这意味着将德国西部重建为“一个能参与并为欧洲重建作出贡献的政治实体” ^[67] 。

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分裂的德国将对欧洲“第三种力量”的观念带来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没有人比凯南更为敏感，他在1947年底就已经准备冷静地思考德国的分裂问题了。 导致凯南改变主意的是，他逐渐偏爱多极而非两极的战后秩序，以及在那一安排中欧洲大陆有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一个永久分裂的德国，两边都是敌对的欧洲之外超级大国的附庸，不仅使苏联和美国共同撤军的机会破灭，而且也消除了瓦解莫斯科的东欧卫星国的可能性；对一个具有高度熟练技能、高度民族主义的民族进行人为的分裂，也将产生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政治平衡，并承受分界线两边的复仇者施加的压力。考虑到这些因素，凯南在1948年底提议向苏联建议，将占领军后撤至特定的驻军区域，并在自由选举后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化的、中立的但同时是统一的德国。 ^[68]

凯南的“A方案”，因其提议而得名，提出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到底在哪里的根本问题。接受欧洲大陆的永久分裂，这反过来意味着苏联和美国在那里的永久势力范围，这样做是否可以维持那里的均势？以统一而“驯服的”德国作为核心，是否可以把欧洲重建为一个实体？后一方案全然是凯南自己的选择，它绝不会遭到华盛顿的拒绝。在1949年初，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发现凯南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进而任命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的主席，一旦与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谈判最终得以举行的话，他负责制定美国的谈判立场。在听了凯南有关该主题的汇报后，艾奇逊对意在分裂德国的“伦敦计划”最初是如何取得一致的感到大为不解。 ^[69]

尽管艾奇逊对凯南的方案持有知性同情（intelletual sympathy），但严峻的现实是，英国、法国及其更小的邻国都更愿接受欧洲分裂为苏联和美国势力范围所导致的已知风险，而不愿意接受无法预知的统一的“第三种力量”，后者有可能会处于德国甚至苏联的控制之下。1948年秋在“A方案”首次被提出之时，波伦便指出了其困难所在：

（法国）对美苏势力划分持有信心的一个非主要因素是美国军队处于法国和红军之间的事实，无论美军规模有多大。如果你再加上那些对德国人在当前关头可望恢复力量的强烈恐惧，我敢肯定，所提议的总的路线方法……会在法国、还可能在荷兰和比利时遭到最强烈的反对。 ^[70]

1949年5月，就在外长会议即将就德国未来进行讨论时，“A方案”被泄露给了媒体。此刻，这些保留意见变得格外明显。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不得不向法国保证：“我们并不赞同撤走美国军队或对那些部队进行任何重新部署，那会削弱我们在欧洲的影响。” ^[71]

但放弃“A方案”无论如何都不会削弱华盛顿结束对德占领的决心。相反，它意味着，如果整个德国与整个欧洲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么它便会致力于将剩下的德国部分和剩下的欧洲部分融合在一起。就连凯南也认识到这一逻辑的威力：“要么是欧洲的剩余部分与德国西部合作，如同现在正出现的，对其采取一种同情和建设性的态度，并学会将其发展视作既是欧洲人也是德国人的责任；要么很快将不存在能与余下的欧洲部分合作的德国，更枉论西欧的真正团结和强大。” 正因如此，北大西洋公约得以与伦敦会议计划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艾奇逊在1949年初描述这一关系时说：“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这类的条约，法国是否会同意盟国减少对德国的直接控制，并逐渐削减占领军……这样性质的条约将赋予法国面对德国和苏联时更大的安全感，并十分有助于对德国问题的现实思考。” ^[72]

但仍遗留有一个问题，即英国在战后欧洲秩序中应处于什么位置。伦敦在原则上不再争论欧洲作为“第三种力量”的观念。英内阁在1948年3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利用美国的援助以争取时间，但我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获得一种地位，使得西欧各国既独立于美国，又独立于苏联。” ^[73] 与此同时，英国仍有其海外责任，不管美国人过去多么地反对“帝国主义”，但仍不愿看到它过快瓦解。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1948年底争辩说：“对英国来说，要在迈向更紧密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的。但至少就目前来说，为了欧洲的强有力领导地位，而削弱英国与这一国家（美国）以及与自治领的联系，对他们和我们来说都是不明智的。” ^[74]

英国外交事务副国务大臣助理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注意到这些复杂事态，在征得贝文的同意后，于1949年4月写信给凯南，提议对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及总体上的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前景进行非正式磋商。 ^[75] 在北约和德国西部的发展似乎都正动摇“第三种力量”观念的时候，杰布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凯南的积极回应。他对政策规划司说，真正的问题是“统一西欧的出现是否可以视为实力大致等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种世界力量的形成。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到底将是两个世界还是三个世界” 。

结果是，在准备与英国进行讨论前，华盛顿对美国在欧洲真正想要什么的问题作了最为全面的分析：欧洲到底是一个由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组成的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力量聚合，还是一个与华盛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势力范围。 /4xqX7gfFz+WvIAbT5RaLPvAmmqANcXZW6uVNl9gHzOj0B6/S8TrF/h2cCfcGy9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