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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很明显的是,华盛顿大大低估了在欧洲建立独立的“第三种力量”的难度。“第三种力量”的概念建立在几个很难保持平衡的命题之上:苏联威胁的可怕程度足以迫使欧洲人化解昔日的宿怨,但又未可怕到会阻止它们自信而坚定地采取行动的地步;美国的经济援助将激励其自力更生,而不是鼓励其对美国的依附;无须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维持欧洲的秩序,欧洲的集体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且不受制于美国的利益。没有过多久,这些假设的不稳定性就很明显了。

英国外交部的F.B.A.朗德尔(F.B.A.Rundall)在1948年2月指出:“令人惊奇的是,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战略方面讨论如此之少。你可以设想,李普曼先生或类似的评论家可能已认识到这一点,对那些相关的国家来说,有关一体化的经济决策不可避免地要与战略和共同防务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美国会同样卷入其中。然而,可能没有人想在选举前来谈论这个话题。” [54] 就国内政治利益要求美国逐步拓展其海外义务而言,朗德尔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但你可能有这样的印象,美国决策者的确对欧洲军事安全问题被首先提出来而感到吃惊,因为撇开了对公众和国会反应的关注。

他们自己一向否认苏联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苏联在欧洲的努力是 政治性 而非军事性的,”凯南反复争辩说,“苏联的目标并非发动军事征服,否则通过红军占领西欧就能实现……它的目标更多的是在那块地区建立一个间接控制体系,这样它不但获得权力而且无需承担责任。” [55] 应当承认,没有人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五角大楼联合情报委员会在1948年2月指出,“战争威胁,不管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因美国在经济、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上的弱点而日益增大”,但只要维持合理的美国力量,尤其是只要美国继续垄断原子武器的威慑力量,那么除非莫斯科方面出现严重误算,欧洲发生战争的前景似乎非常遥远。 [56]

但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在于恢复自信,以便欧洲能保卫自身。从这一角度看,如同美国情报所估计的那样,欧洲人的精神状态无论如何都非常重要。因此,当欧内斯特·贝文在1948年1月吁请华盛顿注意“苏联潮流的进一步侵蚀”并需要“加固那些仍在庇护我们西方文明的天然屏障”时,让人颇为震惊。而就迪安·艾奇逊而言,他可能发现这对于促使顽固的国会议员不情愿地接受国际责任是有用的。 [57] 苏联以其一贯的敏捷,迅速给贝文有意强调的观点做了注解,那就是2月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一场政变。这一事件,加上贝文和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共同预警,足以使许多美国人确信,仅仅马歇尔计划并不足以恢复欧洲的自信,还需要某种明确的军事保证。 [58]

但这样的保证会产生问题。国会是否会授权一项直接派兵以保卫西欧的行动,或对这一军事介入如何定性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59] 这一保证将覆盖哪些国家也是个问题:对美国来说,要保卫每个国家将超出其能力;如果将特定国家排除在外,又只会招致苏联对它们的侵略。 [60] 有人担心,这一保证可能会首先削弱欧洲人保卫自己的决心。凯南在1948年4月提出:“如果他们都不愿在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方面负起责任,那么他们也确实无法得到帮助。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延续的希望永不破灭而言,这个国家(美国)独自承担这一风险和责任的能力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限度的,但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次年,行政部门与盟国和国会领导人的谨慎谈判解决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行政部门让国会确信,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公约不包含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参加战争的义务。 [61] 资源有限的问题也得到处理,通过明确强调保卫西欧的义务就完全能威慑住苏联人,因此无须采取更多的特殊措施;的确,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甚至暗示,北约可能使得美国有可能减少国防预算。 [62] 华盛顿谨慎地承担了不向欧洲增派部队的义务,并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作为“兵工厂”向欧洲人供应军事装备,而欧洲人自己提供人力的旧观念。如同约翰·希克森在1948年底所指出的,“现在不是投入兵力的问题,而是要开发匹茨堡和底特律的潜力的问题” [63]

但如何让自力更生与信心恢复彼此协调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虽然官方声称新联盟将更多地促进而非阻碍欧洲的整合, [64] 但凯南平静地对其同事预言,“这一安排将给任何朝着欧洲联合方向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甚至可能将其取而代之”:

我们不是在欧洲发展一种真正的联邦结构,因为联邦结构旨在接纳所有自由的欧洲国家,它凭自身的实力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其背后有地理以及历史发展的依据。相反,我们使欧洲分裂为两个军事区的局面不可逆转地固定下来:一个苏联占领区和一个美国占领区。我们将承担对西欧安全的永久法律责任,我们不能逐渐放弃对西欧安全的基本责任。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法律结构必然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因为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永远延续,美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不可能使我们无限期地支持作为军事附属物的西欧。 [65]

波伦在1949年初给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有关大西洋条约的质疑和批评……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尽管波伦指的是詹姆斯·P.沃伯格(James P.Warburg)的观点,但也可应用于凯南。“事情总是这样——明确反对,但他又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首要的危险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但我并不认为他完全正确地理解了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反对外部侵略的安全感之间的紧密联系。”

事实上,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欧洲“第三种力量”只能建立在欧洲自信的基础上,这是凯南在支持马歇尔计划时所认识到的事实。但应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决定在哪个点上才能达致自信,以及需要什么来维持自信。如果他们认为自信取决于美国正式出兵,那么华盛顿几乎无法辩驳,不管它对于出兵在增强欧洲自信的效果方面保留意见有多大。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在1949年夏极其坦率地指出:“我充分认识到军事同盟是毫无价值的,但那帮人的确远比我们重视那张保证(美国提供)支持的废纸。”

如果军事安全为“第三种力量”的观念带来问题,那么它也带来了谁应当被纳入其中的棘手问题。德国的地位问题是最突出的难题。1947年底与苏联围绕全面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举行会谈的破裂,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开始着手在三个占领区内巩固政治和经济体制,这既是一个方便管理之事,也是一个微妙的地缘政治设计。到1948年夏,在后来所谓“伦敦会议”计划中,它们同意让德国人“承担与最低程度的占领和控制要求相一致的政府责任,并最终让他们担负起全部的政府责任” [66] 。如同一份国务院内部政策声明所承认的,这意味着将德国西部重建为“一个能参与并为欧洲重建作出贡献的政治实体” [67]

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分裂的德国将对欧洲“第三种力量”的观念带来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没有人比凯南更为敏感,他在1947年底就已经准备冷静地思考德国的分裂问题了。 导致凯南改变主意的是,他逐渐偏爱多极而非两极的战后秩序,以及在那一安排中欧洲大陆有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一个永久分裂的德国,两边都是敌对的欧洲之外超级大国的附庸,不仅使苏联和美国共同撤军的机会破灭,而且也消除了瓦解莫斯科的东欧卫星国的可能性;对一个具有高度熟练技能、高度民族主义的民族进行人为的分裂,也将产生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政治平衡,并承受分界线两边的复仇者施加的压力。考虑到这些因素,凯南在1948年底提议向苏联建议,将占领军后撤至特定的驻军区域,并在自由选举后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化的、中立的但同时是统一的德国。 [68]

凯南的“A方案”,因其提议而得名,提出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到底在哪里的根本问题。接受欧洲大陆的永久分裂,这反过来意味着苏联和美国在那里的永久势力范围,这样做是否可以维持那里的均势?以统一而“驯服的”德国作为核心,是否可以把欧洲重建为一个实体?后一方案全然是凯南自己的选择,它绝不会遭到华盛顿的拒绝。在1949年初,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发现凯南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进而任命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的主席,一旦与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谈判最终得以举行的话,他负责制定美国的谈判立场。在听了凯南有关该主题的汇报后,艾奇逊对意在分裂德国的“伦敦计划”最初是如何取得一致的感到大为不解。 [69]

尽管艾奇逊对凯南的方案持有知性同情(intelletual sympathy),但严峻的现实是,英国、法国及其更小的邻国都更愿接受欧洲分裂为苏联和美国势力范围所导致的已知风险,而不愿意接受无法预知的统一的“第三种力量”,后者有可能会处于德国甚至苏联的控制之下。1948年秋在“A方案”首次被提出之时,波伦便指出了其困难所在:

(法国)对美苏势力划分持有信心的一个非主要因素是美国军队处于法国和红军之间的事实,无论美军规模有多大。如果你再加上那些对德国人在当前关头可望恢复力量的强烈恐惧,我敢肯定,所提议的总的路线方法……会在法国、还可能在荷兰和比利时遭到最强烈的反对。 [70]

1949年5月,就在外长会议即将就德国未来进行讨论时,“A方案”被泄露给了媒体。此刻,这些保留意见变得格外明显。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不得不向法国保证:“我们并不赞同撤走美国军队或对那些部队进行任何重新部署,那会削弱我们在欧洲的影响。” [71]

但放弃“A方案”无论如何都不会削弱华盛顿结束对德占领的决心。相反,它意味着,如果整个德国与整个欧洲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么它便会致力于将剩下的德国部分和剩下的欧洲部分融合在一起。就连凯南也认识到这一逻辑的威力:“要么是欧洲的剩余部分与德国西部合作,如同现在正出现的,对其采取一种同情和建设性的态度,并学会将其发展视作既是欧洲人也是德国人的责任;要么很快将不存在能与余下的欧洲部分合作的德国,更枉论西欧的真正团结和强大。” 正因如此,北大西洋公约得以与伦敦会议计划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艾奇逊在1949年初描述这一关系时说:“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这类的条约,法国是否会同意盟国减少对德国的直接控制,并逐渐削减占领军……这样性质的条约将赋予法国面对德国和苏联时更大的安全感,并十分有助于对德国问题的现实思考。” [72]

但仍遗留有一个问题,即英国在战后欧洲秩序中应处于什么位置。伦敦在原则上不再争论欧洲作为“第三种力量”的观念。英内阁在1948年3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利用美国的援助以争取时间,但我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获得一种地位,使得西欧各国既独立于美国,又独立于苏联。” [73] 与此同时,英国仍有其海外责任,不管美国人过去多么地反对“帝国主义”,但仍不愿看到它过快瓦解。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1948年底争辩说:“对英国来说,要在迈向更紧密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的。但至少就目前来说,为了欧洲的强有力领导地位,而削弱英国与这一国家(美国)以及与自治领的联系,对他们和我们来说都是不明智的。” [74]

英国外交事务副国务大臣助理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注意到这些复杂事态,在征得贝文的同意后,于1949年4月写信给凯南,提议对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及总体上的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前景进行非正式磋商。 [75] 在北约和德国西部的发展似乎都正动摇“第三种力量”观念的时候,杰布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凯南的积极回应。他对政策规划司说,真正的问题是“统一西欧的出现是否可以视为实力大致等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种世界力量的形成。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到底将是两个世界还是三个世界”

结果是,在准备与英国进行讨论前,华盛顿对美国在欧洲真正想要什么的问题作了最为全面的分析:欧洲到底是一个由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组成的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力量聚合,还是一个与华盛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势力范围。 oQ2bnLnGWEC30L3GjH9PhmTBCTBGcjrRMBTjnuU28KQm1X/xJGGygbh6jbN7geir



1949年6月,凯南会见一个到访华盛顿的咨询团,在建议政策设计委员会官员如何回答杰布有关欧洲未来问题时,他说:“我们对我们作为一国家的性质,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日益进行着非常深入的思考。” 问题不只在于如何实现和平与安全:“它是人类学会以某种方式控制自身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处理其易于产生暴力和倒退的方面,并更大程度地释放其可能创造美好和主导环境的方面。”美国通过单独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在未来几年里的世界事务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比我们惯常所认为的还要温和的角色……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我们的自尊上,如同谦和的人必须做的那样,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远离当代文明所带来的真正的巨大危险,在海外尽可能发挥有益的影响,但并不声称我们拥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改变人类制度的洞察力或力量,同时要设法制定我们国内生活的方针,以便后代们能够为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更好、更大的贡献。任何比这更有野心的、任何普世的野心和要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建立在沾沾自喜和缺乏历史感的基础上的傲慢甚至是褊狭的行为。

凯南又说:“我不认为我们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我热切地希望它还没到来。” [76]

由于凯南对美国人能力和智慧存有成见,所以他仍希望在欧洲出现一种强大到足以维持与苏联扩张主义均势、同时又不会无限地依赖于美国支持的“第三种力量”,就毫不奇怪了。可以肯定,统一的德国将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但这一体系也会限制德国,一方面通过防止它与苏联联合,另一方面向德国西部邻国提供保证。这样的排列可能也会获得对莫斯科不满的东欧卫星国的拥护。当然,这一体系也会鼓励欧洲在经济重建上自力更生。该体系也符合凯南更大的地缘政治假设,即一个权势分散在几个中心的世界将比一个僵硬地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的世界更为稳定。 [77]

但问题是如何避免德国人主导这一国家组合。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将英国纳入其中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凯南一开始倾向于这一点。 但是,由于英国显然并不准备为了与大陆结盟而解除对英联邦国家的责任,英国财政困难的程度无疑随着英镑的贬值而增加,凯南开始倾向于一个纯粹的大陆国家的组合,英国则与美国和加拿大联系在一起。 [78] 德国将是这一体系的主导力量,但人们期望德国战败和被占领的经历将可能会节制它的野心。 [79] 然而,不管事实会不会这样,不得不去冒德国可能称霸的风险,因为替代方案——永久分裂的德国——会导致欧洲分裂,无法发挥凯南所设想的独立作用。凯南向艾奇逊承认,德国将再一次“在西欧获得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肯定有着“惊人的重要性”。“我战争期间在那里生活过,在我看来,希特勒新秩序的错误之处在于那是希特勒的秩序。” [80]

当英国开始传出美国人想法中这一倾向的谣言时,这一由德国主导的欧洲“第三种力量”的观点在法国未遇到热情的反应,就毫不奇怪了。波伦于1949年10月在巴黎写信给凯南说:“没必要详述法国人在想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被单独留在欧洲大陆上面对德国。日益明显的是,如果我们的欧洲政策是创建一个作为政治现实的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集团,那么我们将不会长久地把西欧国家团结在一起。” 波伦的警告在该月晚些时候为美国驻西欧使节会议所强化,此次会议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便没有欧洲的有效整合。因为西部陆上国家都相信(这并非没有理由的),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那么德国便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 [81]

有趣的是,在该年早些时候关心如何使英国不参与大陆集团的英国外交部,现在也开始质疑“第三种力量”概念的正确性。贝文对内阁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独立于美国的权势组合不可能形成对抗苏联所必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团结:“结论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就目前来说,无论如何,与美国最紧密的联系是根本性的,这不只是出于阻止苏联侵略的目的,也是为了英联邦的团结和欧洲的统一着想。”的确,这一政策可能需要将英国和欧洲的利益从属于美国利益。美国公众舆论和美国国会尽管“偶尔会有激烈言辞,但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且谨慎的,他们更可能是失之过于谨慎而非过于轻率”。如果这个难题可以迎刃而解,那么“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期,与美国在西方体系内的伙伴关系,将会增加而非减少英国对美国政策施加必要制约的机会”

凯南在11月初写给波伦的信中说:“我高兴地承认,你对与英国讨论欧洲联合的效果的预警是正确的。就此而言,不那么遭抵制、不那么立即陷入麻烦的方法是保持沉默。”他也无意去挑战美国驻西欧大使们的集体观点,“即便国务卿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请求他在这样的主流舆论面前采取行动。时间将会说明谁是正确的。”但就现有的政策,凯南警告道:

(1)苏联人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他们只能要么继续其现有政策,要么看着更多中东欧地区渐渐向反对他们的美国主导的联盟靠拢,从而使得东西方分歧除了通过战争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2)许诺德国人是属于西方的,与承认德国作为一个过于拥挤的、被占领的和沮丧的半个国家而处于不确定地位是一样的,使他们丧失了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对抗来自东边压力的全部动力,这将使西方在谋求军事平衡的过程中丧失德国提供援助的可能。

凯南略带刻薄地接着写道:“对于沿着这条道路会走到哪里,在什么时候它会带领我们到达一个安全与和平的欧洲的宽阔高地,你可能有你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对国务卿讲……我发现要在这一点上给出指导是非常困难的。”

波伦发现凯南的态度看来帮助较小:“我曾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但坦率地说,我对争论不感兴趣。”凯南回信说:“你很了解我,应考虑到我好争论的脾性。”但“我同意你的观点,没有可继续争论的必要。决定已经做出了……可能它是正确的。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完全有把握预见。但我发现,这一分歧严重动摇了我对自身潜在效用的估计……如果能如我所愿……平静地过上一两年私人生活,那对我来说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快乐。” [82] oQ2bnLnGWEC30L3GjH9PhmTBCTBGcjrRMBTjnuU28KQm1X/xJGGygbh6jbN7geir



很奇怪的是,凯南和波伦两人在对苏联行为的解释上意见是如此完全一致,但在欧洲未来的问题上他们却又如此坚决地相互反对,到1949年底他们各自结束了为自己从1945年初就发展起来的有关势力范围的截然对立的观点进行的辩护。凯南一开始主张彻底分裂欧洲大陆,但他改变了最初的观点,这是因为他对有关多极作为一种稳定力量所具有的诸多优点在不断进行着思考,还因为他一方面注意到了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他日益确信,如同在他的《回忆录》( Memoirs )中所指出的,“美国不适合成为一个雄伟的帝国,不管是制度化的还是暂时性的” [83] 。波伦一开始坚决反对势力范围,随着与苏联人谈判的失败,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成功,以及欧洲人自己欢迎美国向他们展示权威的明显意愿,他最初的反对被逐渐削弱了。重要的是,正是波伦的观点反映了华盛顿官方的主流思维中的每一个方面;而凯南,至少在这一问题上,是一个持久的批评家。

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凯南的欧洲自治的“第三种力量”的观念一开始得到了华盛顿的广泛支持,但最终未能成为现实。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原因是欧洲人自身并不期望如此。欧洲人在面对他们认为来自东边的对均势的恶毒挑战时,他们开始从西边邀请一个更为友善的对抗性力量,而不是开启一个代价高昂的、耗时长久且成问题的重建自身的进程。尽管有些勉强,但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如同凯南所观察的,时间的确会说明欧洲人的这一选择是否明智。但即使是过了40年,对那一问题的答案仍不明确。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形成的那一体系,不管这一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即兴创作、充满矫揉造作和突发奇想,但它被证明要比凯南或任何其他人当时可预见的更为稳定、更具灵活性。 [84] 它会持续多久,任何人都可以对此进行猜测。但考虑到历史的偶然性、非理性和反常性,这种不确定性表明,很小的事情也会对战后世界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1] 本文原是为1983年8月在奥斯陆的挪威防务史中心举办的“欧洲与大西洋防务,1947—1953”研讨会所准备的。后略有修改,收入Olav Riste ed.,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ce, 1947—1953(Oslo: 1985),pp.60—91。

[2] Kennan to Bohlen,January 26,1945,Charles E.Bohlen Papers,Box 1,“Personal Correspondence 1944—1946,”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See also Charles E.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New York: 1973),pp.174—176;以及Kennan to Harriman,September 18,1944,George F.Kennan Papers,Box 28,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后一备忘录收入George F.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67),pp.222—223,但年份上却归在了1944年12月16日。

[3] Bohlen to Kennan,undated,Kennan Papers,Box 28.也可参见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pp.176—177。

[4] JCS 973/1,“Fundamental Military Factors in Relation to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erritorial Trusteeships and Settlements,” August 3,1944,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I,699—703.也可参见Admiral William D.Leahy to Cordell Hull,May 16,1944,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 [hereafter FR: Yalta ] (Washington: 1955),pp.106—108。关于这些档案的重要性评价,参见Mark A.Stoler,“From Continentalism to Globalism: General Stanley D.Embick,the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and 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I(Summer,1982),312—313; and James F.Schnabel,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45—1947(Wilmington,Delaware: 1979),pp.13—16。

[5] 关于这些观点参见Robert Dallek,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New York: 1979),pp.389—391, 536—537; and W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1941—1945 (New York: 1978),pp.259—273。

[6] 这是下面这本书的核心观点Geir Lundestad, The American Non-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1943—1947 (New York: 1978)。

[7] Bohlen minutes,Roosevelt-Churchill-Stalin meeting,February 5,1945, FR: Yalta ,p.617.关于美国战后海外军事基地的政策,参见该书第二章。总司令部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William D.Leahy)曾早在1944年2月便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个人希望美国驻欧洲军队将在和平得以稳定时尽早撤走。”Minutes,144th meeting of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February 4,1944,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Records,CAB 88/4,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8]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New York: 1972),pp.206—211.

[9] Potsdam briefing book paper,“British Plans for a Western European Bloc,” July 4,1945,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1945 [hereafter FR: Potsdam ],I,256—264.

[10] Congressional Record, April 26,1944,p.3719.

[11] 官方的解释参见Cordell Hull to W.Averell Harriman,February 9,1944, FR: 1944 ,IV,826; a State Department Post-War Programs Committee memorandum,“Policy Toward the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urope,” July 28,1944,printed in Harley Notter,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 (Washington: 1949),p.593; a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book paper prepared for the Yalta Conference,“American Policy Toward Spheres of Influence,” undated, FR: Yalta, p.105。更多背景参见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49—157; and Dallek,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536。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A.Divine, Second Chance: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pp.167—174。战时关于威尔逊主义复苏的最畅销的书是Wendell Willkie, One World (New York: 1943); and Summ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New York: 1944)。

[13] 例如参见State Department Division of European Affairs memorandum,“Current Problems i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March 24,1944, FR: 1944,IV,840; in a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1552,“The Current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USSR,” June 12,1944,OSS Records;关于1945年4月20日埃夫里尔大使与詹姆斯·V.福里斯特尔的谈话,参见Walter Millis,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1951),p.47;以及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雷蒙德·E.墨菲的备忘录,“Possible Resurrec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esumption of Extreme Leftist Activities,Possible Effect on United States,” June 2,1945, FR: Potsdam, I,267—280。也可参见第二章。

[14] 这显然是罗斯福的想法。参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1982),pp.9—13。另一强调苏联扩张的防御性文章参见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s: #1337S,“Russian Intent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Danube Basins,” October 20,1943; #2284,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June 29,1944; #2669,“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Period,” January 5,1945,OSS Records; also JIC 250,“Estimate of Soviet Post-wa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January 18,1945,Army Staff Records,ABC 366 Russia Section 1-A,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5]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1945, FR: 1946 ,I,1139.也可参见OS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s 2284 and 2669,cited above;波伦与盖罗德·T.罗宾逊草拟的报告:“The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ffected by American Policy,” December 10,1945,printed in Diplomatic History ,I(Fall,1977),389—399。

[16] 伯恩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论坛上的讲话,1945年10月3日,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III(November 4,1945),709—711。

[17] Ethridge memorandum,“Summary Report on Soviet Policy in Rumania and Bulgaria,” December 7,1945, FR: 1945 ,V,637.

[18] 关于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参见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282—315。

[19] 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参见Llewellyn Thompson and John D.Hickerson,both dated June 22,1945, FR: 1945,III,528—531。1945年1月10日,在参议院发表的宣布“放弃”孤立主义的著名演说中,参议员亚瑟·H·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最早建议缔结德国裁军条约。参见当日的 Congressional Record, pp.164—167。

[20] 条约草案内容参见in FR: 1946,II,190—193。

[21] New York Times, May 6,1946.

[22] Kennan to Byrnes,March 6,1946, FR: 1946,V,519.也可参见Kennan to Bohlen,January 26,1945,Bohlen Papers,Box 1,“Personal Correspondence 1944—1946”; and Kennan to Carmel Office,May 10,1946, ibid., pp.555—556。

[23] The Byrnes Stuttgart speech of September 6,1946,is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September 15,1946),496—501.关于合并占领区问题参见John H.Backer, The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Durham: 1978),pp.96—101。

[24] 英国方面关于马歇尔与贝文之间谈话的记录,1947年12月18日, FR: 1947,II,824。关于对德和约的谈判,参见 FR: 1946, II,941—965; FR: 1947,II, 1—112,139—502,676—795。

[25] Transcript,Kennan post-lectur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Air War College,April 10,1947,Kennan Papers,Box 17.也可参见Walter Bedell Smith to Byrnes,January 7,1947, FR: 1947,II,141; JCS 1769/1,“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9,1947, ibid .,I,741; John Balfour to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July 20,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5/AN2552,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W.Averell Harriman to Truman,August 12,1947,Harry S.Truman Papers,PSF Box 178,“Foreign Affairs: Germany(2),” Harry S.Truman Library; and Robert Murphy to Samuel Reber,November 20,1947, FR : 1947,II,725。

[26] 例如参见Leahy to Hull,May 16,1944, FR: Yalta ,pp.107—108。

[27] Truman press conference,April 18,194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46 [hereafter Truman Public Papers ](Washington: 1962),pp.211—212.

[28] 关于美国在1946年的伊朗、土耳其危机,以及希腊危机中的政策,参见Bruce R.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 (Princeton: 1980)。

[29] “Memorandum Regarding Greece,” October 21,1946, FR: 1946,VII,243.

[30] Joseph M.Jones, The Fifteen Weeks(February 21-June 5,1947) (New York: 1955),p.141; also p.36,above.

[31] 关于这些讨论的档案参见 FR: 1947,II,139—471。

[32] 例如参见参谋长联席会议写给帕特森和福里斯特尔的备忘录,1947年3月13日, FR: 1947,V,112; PPS/1,“Policy with Respect to American Aid to Western Europe,” May 23,1947, ibid., III,224—225; William L.Clayton memorandum,“The European Crisis,” May 27,1947, ibid., 230—232;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1947年6月18日,引自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351; Burton Y.Berry to Kennan,July 31,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1,“United Nations 1947—1949,”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Bohlen to Joseph C.Grew,August 2,1947,Bohlen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1946—1949: G”; Kennan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Clark Clifford,August 19,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1947”; CIA 1,“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6,1947,Truman Papers,PSF Box 255,“Central Intelligence Reports—ORE 1948”。

[33] Minutes,PPS meeting,May 8,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Marshall to Jefferson Caffery,June 12,1947, FR: 1947,III,249; Transcript,Kennan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June 18,1947,Kennan Papers,Box 17; PPS/4,“Certain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tandpoint(Preliminary Report),July 23,1947,printed in Thomas H.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 (New York: 1978),p.113; PPS/5,“Planning With Relation to a United Nations Program at the Forthcoming General Assembly,” August 7,1947, FR: 1947,I,594; Forrestal to Chan Gurney,December 8,1947,quoted in Millis,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350—351.

[34]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342.

[35] Berry to Kennan,July 31,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1“United Nations 1947—1949.”政府内产生的相似观点,参见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Regulation of Armaments,“Applying the Truman Doctrine to the United Nations,” July 30,1947, FR: 1947,I,577—583。凯南已经预计到这一提议,如同1947年7月28日的政策设计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所显示的:“凯南先生已着手准备一份文件,提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两个世界的局势的现实所涉及的政策意义,而联合国宪章的拟定是寄希望于一个世界体系的。”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36] Bohlen memorandum,August 30,1947, ibid., pp.763—764.也可参见波伦关于拉维特与战争部部分官员的讨论的记录,1947年8月30日, ibid., pp. 762—763;和the Forrestal Diary,August 31,1947,Millis,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307。“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September 17,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Minutes of Meetings—1947”。

[37] Revised summary of PPS/13,“Résumé of World Situation,” November 6,1947, FR: 1947 ,I,770n. See also the Forrestal Diary,November 7,1947,Millis,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 341.

[38] 希克森关于与洛德·因弗查普尔谈话的记录,1948年1月21日, FR: 1948 ,III,11。

[39] F.B.A.Rundall minute,May 3,1947, ibid., FO 371/61054/AN1570.

[40] 关于这一点参见一份关于威廉·L.克莱顿与刘易斯·道格拉斯以及英国议会官员在伦敦谈话的备忘录,1947年6月25日, FR: 1947 ,III,281; Lovett to Clayton and Caffery,August 14,1947, ibid., pp.356—357; Truman speech at Rio de Janeiro,September 2,1947, Truman Public Papers: 1947 ,p.430; Lovett to Inverchapel,February 2,1948, FR: 1948 ,III,17—18; Bohlen to Lovett,August 9,1948, ibid., pp.208—209; and Marshall to United States embassies in Paris and other capitals, August 27,1948, ibid .,p.223。

[41] Kennan to Cecil B.Lyon,October 13,1947,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1947.”关于凯南“五个权力”的观点,参见他在1948年的演讲Kennan Papers,Box 17;以及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359。

[42] 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凯南观点的看法参见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55—65。

[43] Saltzmann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Philadelphia,September 11,1947,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II(September 21,1947),595. See also 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January 8,1948,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Washington: 1948),p.13.

[44] 关于这一点参见波恩与罗宾森的报告,报告日期不详,但早于1946年,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ecimal File 1945—1949,711.61/2-1446; Maxwell M.Hamilton to H.Freeman Matthews,February 14,1946, ibid.; William D.Leahy diary,May 20,1946,William D.Leahy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Robert Hooker memorandum,September 20,1946,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Decimal File 1945—1949,711.61/9-2046; John Balfour to Nevile Butler,June 9,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48/AN2101; Balfour to Foreign Office,July 20,1947, ibid., FO 371/61055/AN2552; Harriman to Truman,August 12,1947,Truman Papers,PSF Box 178,“Foreign Affairs: Germany(2)”; Bohlen to Marshall,March 26,1948,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January—June 1948”; Willard Thorp to Marshall,April 7,1948, FR: 1948, I,558—559; Carlton Savage draft paper,April 26,1948,filed with PPS minutes,same day,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and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Six,below。

[45] 有关这一“受邀扩张”的更多讨论,可参见第二章的论述,另可参见Geir Lundestad,“T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XXIII(1986),pp.263—277; and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II(Summer,1983),pp.182—183。

[46]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p.345—346, 381—382.

[47] Geir Lundestad, America,Scandinavia,and the Cold War,1945—1949 (New York: 1980),p.194.

[48] 马歇尔于1947年11月18日在芝加哥的讲话,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II(November 30,1947),1025。

[49] JCS 1769/1,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9,1947, FR: 1947 ,I,741.也可参见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for Germany memorandum,“A Summarized Analysis of the German Problem,” March 5,1947, ibid., II,229。

[50] Kennan to Marshall,January 20,1948, FR: 1948, III,7. See also PPS/23,“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U.S.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4,1948, ibid., I, 515—516.

[51] 1948年7月9日,凯南在第五次关于安全问题的试探性会谈上的发言, ibid., III,177。也可参见Kennan to Acheson,May 16,1947, FR: 1947 ,III,222。

[52] Lovett to Harriman,December 3,1948, FR: 1948 , III,301.

[53] 马歇尔于1947年11月18日在芝加哥的讲话,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II(November 23,1947),1026。

[54] Rundall minute,February 23,1948, ibid., FO 371/68018/AN1702.

[55] Kennan to Marshall,January 6,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 Jan-May 1948.”也可参见PPS/13,“Résumé of World Situation,” November 6,1947, FR: 1947 ,I,776—777; transcripts of Kennan lectures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s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War College,December 3 and 18,1947,Kennan Papers,Box 17; Kennan to Marshall,February 3,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 “Chronological Jan-May 1948.”也可参见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报告,“Evaluation of Present Kremli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November 5,1947, FR: 1947 IV,606—612; and Walter Bedell Smith to Marshall,December 30,1947, ibid., II,908。也可参见David Mayers,“ Containment and the Primacy of Diplomacy: George Kennan's Views,1947—194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XI(Summer,1986),124—162。

[56] JIC 380/2,“Estimate of the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USSR Against the Continetal United States and the Approaches Thereto,1948—1957,” February 16,1948,Army Staff Records,ABC 381,USSR 2 Mar 46 Sec 5-B. On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the atomic bomb,see Forrestal to Chan Gurney,December 8,1947,quoted in Millis,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349—351; and NSC 30,“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eapons,” September 10,1948, FR: 1948, I,626—627.

[57] “Summary of a Memorandum Representing Mr. Bevin's Views on the Formation of a Western Union,” enclosed in Inverchapel to Marshall,January 13,1948, ibid., III,4—6.也可参见会议记录British Cabinet meeting of January 8,1948,Cabinet Records,CAB 128/12; C.P.(48)6,“The First Aim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January 4,1948, ibid., CAB 129/23; and C.P.48(72),“The Threat to Western Civilisation,” March 3,1948, ibid., CAB 129/25. See also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New York: 1983) ,pp.513—525。

[58] Marshall to Truman,March 12,1948, FR: 1948 ,III,49—50.关于其他外国领导人对此表示的关切,参见 ibid., pp.6—7, 29—30, 34—35, 52—53。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于1947年9月指出:“如果不是针对苏联的嚣张行为,马歇尔可能从来也不会提出他的那一建议,或者即便他提了,也不会得到公众支持。苏联不仅成功地阻止了美国退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现在还保证了美国将在西欧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September 6,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1056,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59] 拉维特与因弗查普尔的谈话备忘录,1948年1月27日和2月7日, ibid., pp.12—13, 21—23。

[60] Memorandum by George Butler,“Points for Discussion at S/P Meeting,” March 19,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Chronological Jan-May 1948”;约翰·希克森在第二次美国—英国—加拿大安全对话上的讲话,1948年3月23日, FR: 1948 , III,65; 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April 30,1948,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71671/N5183。

[61] State Department publication 3462,“The North Atlantic Pact: Collective Defens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Security and Freedom in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prin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March 20,1949),342—350.也可参见拉维特在执行会议上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证词,1948年5月11日,U.S. 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istorical Series: 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Washington: 1973),p.9; FR: 1949, IV,194。

[62] 拉维特在第三次关于安全问题的试探性会谈上的讲话,1948年7月7日, FR: 1948 ,III,157; Hickerson to William J.McWilliams,November 2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波伦与挪威和丹麦外交部长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2月8日和3月12日, FR: 1949 , IV,70—71,198—199;艾奇逊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28日,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I(August 8,1949),193。关于约翰逊的建议,参见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讲话,1949年4月21日, 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p.228。

[63] Hickerson to McWilliams,November 2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关于“兵工厂”的概念也可参见Willard Thorp to Marshall,April 7,1948, FR: 1948 ,I,560。关于陆军的问题,参见波伦给马歇尔的信,1948年11月7日, ibid., p.654n; Marshall to Forrestal,November 8,1948, ibid., p.655;艾奇逊和约翰逊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执行会议上的证词, 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pp.216,235。美国人“准备太充分了,可将枪给到任何苏联的天然敌人手中”,一份机密的英国政治报告在1948年夏指出。“有着世界工业能力的50%,但其人口却只有世界的7%”,美国“不可避免地必须采取一种在玩世不恭者看来可比作是雇佣外国雇佣兵的政策。”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8,“Military Aid for Western Europe,” June 26,1948,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8019.

[64] 例如参见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XX(March 20,1949),342—350。

[65] 凯南写给马歇尔和拉维特的备忘录草稿,1948年9月26日,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也可参见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五角大楼联合会议上的演讲全文,1948年9月17日,10月11日和11月8日,均见于Kennan Papers,Box 17; and PPS/43,“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the Conclusion of a North Atlantic Security Pact,” November 23,1948, FR: 1948 ,III,283—289。

[66] London Conference communique,June 7,1948, FR: 1948 ,II,315.关于伦敦会议的文件,参见 ibid., pp.1—374。

[67]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statement,“Germany,” August 26,1948, ibid., p.1298.

[68] 关于凯南观点的全面论述,参见PPS 37/1,“Position to be Taken by the U.S. at a CFM Meeting,” November 15,1948, FR: 1948 ,II,1320—1338. See also Kennan's memorandum of March 8,1949, FR: 1949 ,III,96—102; and his Memoirs: 1925—1950 ,pp.415—448。

[69] Minutes,Acheson-Kennan discussion,March 9,1949, FR: 1949,III,102—103.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小组的形成参见会议记录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meeting of January 28,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关于对“A方案”的接受度,也可参见Wilson D.Miscamble,“George F.Kennan,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7—1950”(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1979),pp.134—172。“如同你注意到的,凯南在国务院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向外交部汇报说:“我认为他的德国使命(与他的国安全小组讨论相关的)可能尤其重要。Sir Oliver Franks to Foreign Office,March 4,1949,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74160.

[70] Bohlen to Kennan,October 25,1948,Bohlen Papers,Box 4,“Memos(CEB)July-December 1948.” 也可参见Hickerson to McWilliams,November 23,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 Robert Murphy to Jacob Beam,December 7,1948, FR: 1948 , II,1320n; Murphy to Marshall S.Carter,January 14,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15,“Germany 1947—1948”。

[71] Bruce to Acheson,May 14,1949, FR: 1949 ,III,878.也可参见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445。

[72] 艾奇逊所写的关于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和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谈话的备忘录, FR: 1949,IV,109。 也可参见贝文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宣读的一则信息,1948年5月20日, FR: 1948 ,III,122,以及Timothy P.Ireland, 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Westport,Connecticut: 1981),especially pp.4—8, 137—141。沃特尔·李普曼在1949年2月给凯南的一封信中提出类似的观点:“西方对我们离开欧洲、撤过大西洋的焦虑可为北大西洋安全条约所填补。事实上,这是其主要优势,它为剩下的欧洲提供了司法基础。”Kennan Papers,Box 28.

[73] Secret conclusions,Cabinet meeting of March 5,1948,Cabinet Records,CAB 128/14.也可参见1948年3月8日会议的会议记录, ibid., CAB 128/12。

[74] Lovett to Harriman,December 3,1948, FR: 1948,III,303.威廉·克莱顿在1948年9月写信给洛维特说:“英国的麻烦在于,他们仍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将能够保存英帝国及领导。……我们可能拯救他们,但却不能拯救他们作为帝国集团领袖的地位,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尝试,我们将开始观察我们将欧洲拉出困境的巨大努力的后果。”Clayton to Lovett, September 17,1948,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7—1948”.

[75] Jebb to Kennan,April 7,1949, FR: 1949,IV,289—291.

[76] 凯南在1949年6月6日的介绍会上所做的笔记, ibid., Box 27,“Europe 1949”。

[77]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426—464.

[78] PPS 55,“Outline: Study of U.S.Stance Toward Question of European Union,” July 7,1949, ibid., Box 27,“Europe 1949”; Kennan to Acheson and Webb,August 22,1949, ibid., Box 33,“Chronological 1949.”

[79] 凯南、尼布尔和史密斯的讲话,政策规划司的会议纪要,1949年6月13日,6月14日, ibid., Box 32。

[80] PPS minutes,meeting of October 18,1949, ibid. “凯南先生……说他认为,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是强大到足以作为一个团体掌控苏联人和德国人;还是决定我们不用强大到那样做,进而放弃创建在欧洲的第三种力量,这或许最为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德国人所主导。他还说,他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并认为欧洲事务司(EUR)总体上倾向于第一种。”Minutes,PPS meeting of October 17,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2.

[81] David Bruce to Acheson,October 22,1949, FR: 1949,IV,343.对于“是否德国可安全地被吸收进任何不包括美国和英国的西欧国家联合”,约翰·希克森也表达了“严重的怀疑”。Hickerson to Kennan,October 15,1949,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27,“Europe 1949”.

[82] Bohlen to Kennan,undated but November,1949, ibid.; Kennan to Bohlen,November 17,1949, ibid.

[83] Kennan, Memoirs : 1925—1950, p.464.

[84] 参见A.W.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 (New Haven: 1979)。 oQ2bnLnGWEC30L3GjH9PhmTBCTBGcjrRMBTjnuU28KQm1X/xJGGygbh6jbN7g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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