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国驻华盛顿使馆1948年初报告指出：“权力运用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一认识正变得日益广泛。而在一年前，‘权力政治’这一短语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险恶的内涵，而在那以后它逐渐被接受为一个中性的术语。”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根据“均势”这一术语进行思考的意愿并未使美国下决心也在欧洲划出自身的势力范围，以便与苏联强制建立的势力范围相抗衡。实际上，华盛顿的偏好是在欧洲大陆重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它将强大到足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维持那里的均势。如同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约翰·D.希克森（John D.Hickerson）所描述的，这一观念是要建立“第三种力量，它不仅仅是美国影响力的延伸，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强大到足以对苏联和美国都说‘不’，如果我们的行动这么要求的话” ^[38] 。

“当然，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观念已吸引美国人很久了。美国人总是倾向于接受这一天真的、不加批判的假设，即证明美国价值的观念和制度可以对外输出，为世界上不那么幸运的地区的诸种弊病提供现成的补救方法。” 对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来说，有些厌倦美国人的热情并非异常，这份写于1947年春的公文急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将杜鲁门政府支持欧洲联合——优先于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全面扩张——看作是把在国内生长繁茂的东西移植到海外贫瘠多石的土地的简单尝试，那就错了。事实上，即便在认识到欧洲分裂的现实之后，华盛顿仍有充分的理由不愿强加对那里的控制。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官员并不认为自身当时已拥有必要的资源或国内支持，可用来统治世界上的大片土地，并避免它们落到苏联手中。一位英国外交部分析家在1947年5月评述道：“共和党人和国会对外交事务的反应仍受两大因素的限制，一是对苏联人的恐惧和厌恶，二是对保持世界均势的责任，特别是对为此要付出的代价的厌恶。” ^[39] 一个仍对国际承诺持谨慎态度的国家不太可能一夜间丢掉其传统；而是如行政部门领导人认为的那样，责任应当逐渐拓展，要充分认识到这必须在高效利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完成，并从其盟友那里得到确切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即美国不会是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的唯一国家。 ^[40]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众多独立的权力中心分担遏制重任的多极国际体系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这也是凯南的观点。凯南在1947年10月写道：“我们政策的最重要一点是，务必要使其他几个独立国家在欧亚大陆上尽可能快地发展起来，以便卸下我们肩上一些‘两极’重担。”凯南在次年继续发展了他的观点，即要确保关键的权力中心，最重要的是英国、莱茵—鲁尔工业复合体以及日本不落入苏联的控制；当然这不是通过扩大美国对它们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鼓励其发展为独立的力量，拥有保卫自身的足够力量和自信来实现的。 ^[41] 而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将会破坏这一战略，杜鲁门政府的官员普遍接受这一观点。 ^[42]

但这一解决方案也将与仍受珍视但未完全遵照执行的不干涉传统相冲突。尽管“一个世界主义”失败了，美国官员仍旧推崇民族自决原则。助理国务卿查尔斯·萨尔茨曼（Charles Saltzmann）在1947年9月坚持认为，“我们不是想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民族，那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地为其他民族提供不受胁迫、自行决定这些事务的机会” ^[43] 。这不只是简单的公式化言论：华盛顿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坚持的观点是，政治体制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主选择，甚至是自发性。出于这一理由，美国愿意容忍反苏联内部令人吃惊的多样性：在1946—1948年间，国务院一个十分持久的思想包袱直接涉及同欧洲民主左派合作的必要性，尽管欧洲民主左派的国有化和社会福利计划为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强烈谴责。 ^[44] 如果这一灵活性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使欧洲政府凭借自身牢固的支持基础能够更好地抵制苏联的压力，那么它反而证明美国人长期持有的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即原则与利己主义并非一直水火不容。

但同样必须认识到的是，美国和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利益在那段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因而华盛顿无需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潜在的盟友身上。如果曾有一国 被邀请 将其势力扩展到世界的另一边，那么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的经历就与此非常接近。 ^[45] 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曾提醒英内阁道：“如果美国政府从欧洲撤走的话，我们将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政府都热切地欢迎美国在东地中海和近东扩大影响。 ^[46] 如果考虑到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最好的情形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而最糟的则是苏联的统治——西欧的公众舆论也肯定同样欢迎美国在那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47] 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11月评论道：“看起来明显的是，就欧洲的复兴而言，美国明智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与欧洲自身的最佳利益是一致的。” ^[48]

促进欧洲整合的观念还有其他更为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涉及在目前与苏联达成协议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4月的一份分析中总结了出现的两难：“除非美国动员、部署足够的军队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军队击败，否则在没有德国帮助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指望其余的西欧国家能够抵挡得住这些军队。”而且，“德国工业的完全复苏……对于法国的经济复苏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安全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综合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但所有迹象都表明，法国将“强烈反对任何德国重工业的实质性复苏”。这一点很不幸，因为“德国人民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天然敌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利益是要使法国和德国都相信，“东边出现了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只有在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都强大且团结的情况下才能将其战胜……这促使它们彼此相互依赖，如同法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一样”。 ^[49] 欧洲一体化可能提供一个将德国整合到欧洲体系中，而不是让德国控制这个体系的机会。如同凯南在1948年初所指出的：“只有这一联盟才能提供拯救欧洲均势的希望，同时又不允许德国再一次成为主导性的大国。” ^[50]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美国人并不认为欧洲分裂将永久持续下去。这一时期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平静地思考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如何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就此而言，时至今日人们才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这是美国在1947年夏实施马歇尔计划，向卫星国提供援助背后的其他动机之一。一年之后，凯南又指出：“应当为欧洲任何一国能在适当的时候参与该计划敞开大门，那样才可能有欧洲的真正统一以及欧洲观念的发展。” ^[51] 只有一个有活力的欧洲联盟才能有这种吸引力，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指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将会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吸引力远大于东方，苏联则会发现越来越难，最后直至对此无法控制。”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1948年12月写给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依旧是，促进当下的自由欧洲和最终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成为自由国家的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愈益密切地一体化。” ^[52]

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的一次公开演说中评论道：“如果美国怀有任何在欧洲拓展美国影响力或主导欧洲的想法，那么我们的政策便不会是结束欧洲对美国的依赖，而是使那一关系固定下来。” ^[53] 这一声明准确反映了美国官员在冷战初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对欧意图的。如同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敏锐指出的那样，寻求均势与扩大势力范围之间是有区别的：

宽泛地说，对其行为的分析导致这样的结论，美国最想要从公正的海外观察家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对其滥用巨大权势的责难，而是对其迄今为止所展示出的智慧和慷慨的赞扬，以及鼓励它勇敢地坚持将其大量资源用于自身福利及普世福利。与此同时，对那些指控它不恰当地利用自身的强大和他国的虚弱的批评家，美国完全可以用克莱夫（Clive）因下院指控他利用在印度的无上权势为个人扩张服务时所说的话来回答：“上帝啊，主席先生，我到现在才惊讶于我自己的节制。”

但意图是一回事，实际的政策则是另外一回事，如同1948—1949年间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美国对欧洲的独立、繁荣且自信的权力中心的设想，被证明比1947年曾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更令人感到困惑。环境逐渐迫使美国创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尽管它对那一行动有着深深的疑虑。 Lh26bNpt3CsjmrcG2II74YGWm8uWewqqd/IIDDO3PKjmnVuWbHZepCR84KCSv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