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并不太愿意思考欧洲的均势，但20世纪40年代初所发生的事件却骤然推翻了早期的孤立主义观点，即无论欧洲大陆上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取代孤立主义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战后国际事务中美国的首要利益是保证欧洲免遭单一国家支配。 如同战略服务办公室在1944年夏的分析中指出的，“我们的利益要求，维持一种防止对英伦三岛（和美国）的重大安全威胁继续发展的政策，防止欧洲大部分资源集中到任一大国手中”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华盛顿的战略策划者们日益注意到，德国的战败将导致中欧出现权力真空，然而只有苏联有很好的行动机会。他们指出，英国力量太弱无法予以制衡。 ^[4] 但是，他们对美国是否应将权力投射到欧洲以拯救均势的问题仍没有达成共识。

战略服务办公室1945年1月的另一份分析指出，在应对苏联势力在战后欧洲的必然扩张方面，英国和美国奉行不同的政策：英国强调“将问题地区划分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和非苏联的势力范围，两者之间有一个中立地带”。很明显，对欧洲大陆做这样的划分是简单易行的，但它会成为一种“非常原始的国际妥协”。

在其极端形式下，它暗示着在每个地区，大国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从地理上将不同的利益区域隔离开来……因而，这一体系可能为每个大国提供最大的诱惑和最大的机遇，以干涉其邻国的内部事务。从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苏占区和非苏占区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并使“两个世界”的差异拉大。

美国可能偏好“在双方的势力范围和中立区内建立并维持独立的民主政权……其极端形式是对势力范围的全盘否定；就实践中所能实现的程度而言，它将限制每个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实施专制”。

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从未实际地思考全面拒绝势力范围。罗斯福总统自身所珍视的通过“四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来实现战后世界安排的思想，无疑暗示了这些势力范围的存在。美国肯定不会放弃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或否认战后自己在太平洋上的新势力范围。 ^[5] 当然，美国也无意反对苏联试图保持其在西部边境沿线地区的主导地位。 ^[6]

但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并没有做很大努力部署本国军队来制衡苏联在欧洲的强势地位：的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事实上承诺将在德国投降后的两年内从欧洲大陆撤走美国军队。 ^[7] 丘吉尔在此之后激动地恳求美国继续留驻军队，但却没有得到杜鲁门总统的同意。 ^[8] 迟至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美国国务院领导人仍担心，英国可能会试图引诱美国赞成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将“代表着十足的权力政治及随之而来的所有不利事态……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消除那些让各国认为这样的势力范围对其安全是必要的 原因 ，而非帮助一国增强力量来反对另一个国家” ^[9] 。

经过这样长的时间后，即便苏联显然正在欧洲努力创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人们还在努力重新找出华盛顿厌恶欧洲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原因。相当奇怪的是，可能在罗斯福政府官员们的脑海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复苏的恐惧。孤立主义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警告说：“我们的士兵不想为了统治世界而战”，“或者是为了英国、苏联和美国三分天下而战，如同古时的高卢人那样”。 ^[10]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样的观点极为敏感。在《大西洋宪章》及其他战时宣言中，他们重提民族自决、经济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的威尔逊式和平观，并非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安排全都能够实现，而是将其作为战胜孤立主义的工具。二十年前，正是由于这种和平未能实现，孤立主义才得以发展起来。 ^[11]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那种过于明显的建立在势力范围基础上的和平，可能根本就不是和平，进而产生的结果便是美国回撤而非行使其权力，就像1919年所作的决定那样。

但仅以此为据就抹去罗斯福政府的理想主义色彩，认为其尊崇的仅是舞弄权势之道，是不公平的。罗斯福与属下以及许多大众都真诚地认为，“旧外交”是失败的，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方法却值得再试一次，这也是出于现实环境的考虑。 ^[12] 美国官员在这一时期确实是在加班加点地、有时甚至颇具创造性地工作，来证明威尔逊式的解决方案不只会为美国、也会为世界其余地区带来益处。但这些论述决不完全是一种自我欺骗：一旦公开承认了势力范围，就意味着承认美国国内经验是不相关的；这种处理世界事务的新方法是以美国国内经验为基础的。

苏联寻求势力范围的动机仍有不确定性。尽管有人对苏联政策的意识形态要素心存疑虑 ^[13] ，但华盛顿的战时主流观点是，苏联把力量投射到欧洲是出于防御而非进攻的考虑。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西方和平意图能让莫斯科放心，那么其寻求势力范围的理由便会消失。 ^[14] 在欧洲公开组建抗衡力量可能会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式效果，强化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并使其单边主义倾向得以保持下去。一位国务院有关苏美关系的分析家于1945年12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牢记，正是因为两国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差异，我们处理两国的关系要比处理其他国家的关系有更大的耐心，须付出更多的努力。”美国的利益诚然需要捍卫，但“另一方面，为了能最小化苏联对我们动机的怀疑，我们甚至应当避免表现出要采取单边行动的样子” ^[15] 。

给凯南的回信已过一年之后，波伦仍认为势力范围不是对欧洲问题的恰当解决办法。他在1946年初承认，本可能与苏联在那一基础上达成一个暂时妥协，但这样的方案将

使联合国这一组织徒有其表，而权力却真正集中在美国、英国和苏联手中。在这一政策可能会为避免与苏联的在不久的将来出现龃龉提供最好的手段，但同时，这也证明了它不可能被采纳……它将是国际合作原则的大倒退，永远不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

此外，波伦还说，这一解决方案“对美英来说，在环境无限恶化的情况下，只能暂时推迟与苏联发生最终的冲突”。因为，作为一个独裁国家，苏联“将把其势力范围巩固成一个绝对的集团，而西方民主国家则因其本性而无法在其势力范围内做到那一点” 。

对波伦和那些与他有相同想法的人来说，西方政治体系的性质排除了建立势力范围这一解决方案：民主国家不能与独裁者一道瓜分世界。但在权力事实和正义义务之间必须达成妥协；只有在此基础上，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在阅读了凯南有关苏联行为根源的悲观的“长电报”之后，波伦也未理解“只要任何一方都不试图以对方为代价、用挑衅性甚至强制性的方式来拓展其体系的范围，为何两种体系不能在同一个世界上和平相处”。对西方来说，问题在于“（1）要使苏联相信这一可能性，（2）要尽可能提前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苏联当前基于敌对路线的政策将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YuuVlnV0YBCfAGRUeqgJSuF5ljrREJqR7NMi2S670fvkcdtFGkYaAd07zKIfGm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