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出现的一个基本冲突……是争夺大西洋海权与占有欧亚陆权间的利益冲突。前者要求保留欧洲半岛充满活力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后者偏偏总是追求向西拓展，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在它看来可以安全地停下来的地方，除非到达大西洋。”这是乔治·F.凯南对美国与其盟国面临的局势的悲观估计，是1945年初他写给他的朋友兼同事、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的信中所说的话。凯南接下来承认对德战争的胜利需要苏联的军事合作，尽管这将导致莫斯科的力量前所未有地投射到中欧。“尽管牢记所有这些，我仍不理解，这一政治计划对整个大西洋共同体的利益是如此不利，对我们想要在欧洲保存的所有事物是如此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投入到这一政治计划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其作得体且明确的妥协——干脆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使我们不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时苏联也不能进入我们的势力范围？……无论留给我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我们都至少可以……（尝试）在体面而稳定的势力范围内恢复战后生活。” ^[2]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前一天晚上，波伦收到了凯南的来信。在他匆忙之中拟就的手写回复中，他承认凯南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是正确的，但他所提出的将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建议却被视为“绝对不可能”而未被考虑。他接着写道：“民主国家不会制定那种外交政策，只有极权国家才会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多年以后，波伦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解释说：“曾进行了长期艰苦战争的美国人民，起码应努力尝试缔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尝试失败了，美国也不会因为没有进行尝试而受到责难。” ^[3]

国务院内这两位最老练的苏联问题专家之间的意见交换反映了美国面临的两难局面，因为他们预见到欧洲取得胜利的可能代价是苏联势力扩张至整个欧洲。美国是否应当遵循苏联的规则，并在该大陆仍对其开放的部分中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美国是否应当寻求劝说苏联改变规则：摒弃权力政治，共同建立欧洲新秩序？当然，欧洲最后几乎就是沿着凯南所提议的那条界线分割开来的。但华盛顿却缓慢而且相当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案：这表明波伦基于民族自决和大国合作原则的战后安排的观念是相当持久的。人们可从这一观念逐渐衰落直至最终被拒绝的过程中来追溯欧洲战后安排的起源。这种观念有着相当的韧性，一直持续到今天。 tMGZEfzR3RVJmI/W2wTXZG7I9YREtwCDdR+8Z2pYf7NiHkQaFzl5qnOMXnEKez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