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苏联作为一个潜在对手的出现，缩小了与华盛顿对战后世界设想的明显差距。与历史经验和技术变革相关的总体脆弱感，导致美国官员将维持全球均势视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甚至在对均势的挑战尚未显现时就已产生了这一观念。这一缺乏明显的威胁、仅有想象中的脆弱感的境地，导致美国未能按人们所预期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把苏联视为敌人，并以此部署军队和建立基地。 ^[88] 但是，苏联的单边主义，加上凯南总结出的单边主义所导致的苏联行为根源的结论，到1947年已制造出一种可信的威胁来源，从而导致美国战略变得更加清晰和更有目的性。

美国战略的核心是保卫西欧，这是一项基本的优先政策，以至于它更多视其为想当然之事，而无明确阐述。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春指出：“（它）不是人们现在所考虑的问题，而是在过去的实际战争中已被证明为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虽然我们的行动有些迟延，但却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美国来说，整个西欧地区是具有头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 ^[89] 但美国决策者却很少思考应该用何种手段来确保那一地区免遭苏联扩张的危害。美国人的另一项完全没有公开的臆断是，英国将提供必要的抵抗，而美国自己则考虑其他事务。 ^[90] 在整个1946年它都是这么做的，它集中抵制苏联对伊朗和土耳其施加的压力，巩固美国在日本和朝鲜南部的地位，调解中国内战，并试图解决在德国的外交僵局。

英国于1947年2月决定取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这迫使美国重新考虑政策的优先次序，倒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本身至关重要，而是因为伦敦的行为方式使整个西欧更加无法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那一冲突的一个主要后果，用麦金德的术语来说，是使包围苏联“核心地带”的“边缘地带”国家严重衰弱，只剩下了“世界岛”，也即事实上只有美国作为对抗性的制衡力量。直到1947年，华盛顿的官员们才认识到该事件的全部含义，并开始采取补救行动。

尽管在1946年的克利福德报告中提及战争的可能性，但这些官员从未认真思考过苏联在欧洲的军事进攻。不管是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情报部门对莫斯科意图的评估，都低估了苏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冒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可能性。 ^[91] 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苏联自身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它仍相对落后的海空军力量。但这些评估也暗示，苏联要实现其目标并不需要使用武力，因为它可以轻易地从心理上胁迫那些被战争削弱的邻国。1947年4月初，战争部总参谋长乔治·A.林肯（George A.Lincoln）将军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如果世界各国对我们丧失了信心，那么它们就可能会不受任何压力地越过铁幕，除非给它们施加颠覆性压力。” ^[92]

美国决策者认为，经济健康、心理自信和国防力量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如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47年4月的报告所指出的：“经济疲软可能导致不稳定和随后的政治转变，这会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安全。”苏联通过“暗中破坏”（boring from within）或以超强的外部武力威胁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何种情况的后果都是严酷的。 ^[93] 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认为，“没有来自美国更多的迅速和实质性的援助，欧洲将全面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 ^[94] 。

苏联支配下的欧洲将带来明显的军事危险，即便这并非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的。受战时麦金德—斯派克曼理论的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西半球占全球陆地面积的40%，但却只有25%的人口。“就人力而言，旧世界（Old World） 潜在的军事力量……及从事战争的能力都远远胜过美洲地区的防务能力，而在该地区只有美国是个军事大国（arsenal nation）”。因此很明显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得到一些‘旧世界’国家的支持，否则在与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抗中，我们将全面落入下风”。西欧尤其重要，不只是因为西欧有着“几乎所有可能与美国团结在一起的潜在大国”，而且还因为如果没有进入大西洋东海岸的通道，“那么我们几乎必将失去最短的、最直接的攻击敌人的途径”。 ^[95]

欧洲崩溃的经济后果相比之下不是那么清楚，但杜鲁门政府发现可公开声明欧洲崩溃对美国国内经济，比如出口，带来的几近灾难性的影响。 ^[96] 但回头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经济事实上是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出口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1945—1950年期间并未超过6.5%，这一数字低于大萧条以前的正常情况，当时的政府还坚决反对为欧洲重建提供任何官方援助。美国在战后初年在西欧的投资事实上不及西欧在美国的投资。看起来极为可能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官员强调危机的经济影响并非因为这一影响远超过其他方面，而是因为华盛顿选择了以经济援助作为应对危机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 ^[97] 将美国前所未有的对外援助当作是保证美国繁荣的计划向民众推销，要比将其当作恢复均势的战略更为容易。

或许美国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是苏联扩大在欧洲影响力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虽然“多米诺骨牌理论”十年后才真正流行开来，令政府官员们深感担忧的是，如果认为世界事务朝向有利于苏联一方发展的观念得以普及将可能导致“搭车”效应。 ^[98] 尽管美国自己有实行孤立主义的历史并相对自给自足，但对一旦美国陷入在世界上没有朋友的境地时将会发生什么，它有一种很切实的恐惧。一方面，这一恐惧来源于美国例外论的传统：美国一贯视自身远离世界其余部分，同时又是世界其余部分的榜样；当看到它自己的榜样作用不再有意义时，它几乎难以保持镇定。 但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余的人相比美国人没有独特的特征，正是这一点成了问题：人们会说，为在欧洲的成功所鼓舞，极权主义本能会不会也在美国身上出现？乔治·凯南1947年春在国家战争学院提醒学生们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藏有一些极权主义的思想。只是令人愉快的自信和安全使这个邪恶之神被压制了……如果自信和安全消失的话，不要以为它（极权主义）不会伺机取而代之。” ^[99]

遏制战略将美国在维持全球均势过程中获得的新利益，与莫斯科对世界上最关键地区——欧洲的平衡带来的挑战结合起来。它试图首先利用经济而非军事手段来应对那一危险；其目标与其说是创造一个美国霸权，不如说是重新创建一个独立的能够相互制衡并能制衡苏联权势的中心。 这里并非要评估那一战略的成功或追溯其随后的变化和具体表现：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已有了相当多的讨论。 ^[100] 我只想说，如果没有战争带来的脆弱感，没有苏联在不经意间却极为成功地为此提供令人担忧的事实，那么这一战略原本不会发展出来。 ow02NDBAOI89eVmcckeBtwXmkKJ8SjyTvIkCZkqY0/twJznoxKFCdL5SeMn9z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