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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鹰的内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以某种方法来弄清莫斯科令人困惑的行为动机。在整个战时合作期间，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便存在着潜在却持久的对苏联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追溯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甚至更早。这些怀疑来自于这一事实，即苏联兼具了在美国人看来尤为讨厌的两大特征：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好战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兼具了这两个特征。只要轴心国的直接威胁还在，美国人便愿意忽略这些缺点，甚至期望有一天它们会自动消失。 [63] 但在1945年以后，由于没有共同敌人以促成团结，同时又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苏联人旨在推进其自身利益，而非与先前盟国通过协调来巩固战后利益，所以对莫斯科的意图作最坏假设的禀性便再度显现了。
美国人并非一直认为不可能与威权政府合作：美俄关系本身在早期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友好的，尽管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但到19世纪末，出现了诸多情况：俄国内部的压迫日益增多，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内部情况更为敏感，华盛顿与圣彼得堡在东亚势力范围问题上的愈发敌对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在美国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即对内专制与对外侵略存在着某种联系。 [64] 相似的问题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德意志帝国关系的恶化而存在；可以肯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力地强化了这一观念：伍德罗·威尔逊通过强调专制与侵略之间的联系为此作了证明。 [65] 不卷入欧洲事态的决心使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不太担心这些问题。的确，30年代的经济萧条甚至导致某些圈子的人不得不对独裁表现出尊重。 [66]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和日本作战的经历再度引起了人们对独裁统治的极端厌恶。就战后世界的极权主义政权而言，甚至连同极权主义的前盟友在内，无需列举很多侵略证据就能使美国人相信国内专制与国际扩张之间的联系仍然成立。 [67]
海军少将埃勒里·W.斯通（Ellery W.Stone）在1946年7月对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说：“如果我们与德国战斗是因为我们相信警察国家（police state）与民主国家无法在同一世界上共存，那么必然导致的是，我们在苏联面前不能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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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一个极权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会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即苏联的外交政策重点与民主国家是相容的吗？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优先次序已经被详细而庄严地载入了用于解决国际争端的联合国章程之中。美国人认为，极权国家依赖于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保证其利益，几乎不可能指望这样的国家能分享华盛顿所期许的最终实现国家间关系的法治理想。出版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指出：“潜在的威胁并非共产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只有那些拥有《权利法案》的民族才不会成为其他民族的潜在敌人。”
对杜鲁门来说，这一点是根本性的。1946年11月他私下里写道：“的确，莫洛托夫先生代表的政府与沙皇所代表的政府甚至希特勒所代表的政府——没有差别。” [69] 在1947年5月，他再一次非正式地写道：“极权国家间没有任何差别……它们都是完全一样的……警察国家就是警察国家；我并不关心你怎么称呼它。” [70] 在1947年的公开演说中，杜鲁门事实上对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发表了连续的评论：“在权力分散的地方，自由得以繁盛。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自由便凋萎了。”不仅如此，权力的过度集中产生了使用权力的诱惑。“人民在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声音越大，侵略的威胁就越小。当所有政府的政治权力都是基于被统治人民的同意时，就会有持久和平。”正义的要求与秩序的要求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等同于实现了世界和平。” [71]
于是，杜鲁门在其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演说中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绝非偶然。这两种生活方式中，一种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另一种则基于“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意志”， [72] 而这正是他所指的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通过区分，他含蓄地将自己提出的美国实施拯救欧洲均势行动的理由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中的主张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的主张联系起来：每个案例的假设都是认为专制与民主制度之间最终水火不容。对杜鲁门而言，这种专制是否采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的。没有哪种政权——甚至是极权主义——比苏联长期自称的试图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的意图更能激起人们对苏联行为的怀疑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可追溯至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放弃了协约国的共同事业；随后很快又发生了恐怖、没收和处决；战后红色恐怖的出现，暗示着就连美国也不可能免遭革命的侵蚀。苏联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是华盛顿直到1933年前一直拒绝承认该国的主要理由；而在此之后，莫斯科自称是世界革命的先锋，这再度恶化了它与华盛顿的关系。 [73] 斯大林在1943年含蓄地承认了意识形态对他处理与西方关系的破坏性作用，当时他正热盼英美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因而他解散了第三国际，那是列宁设计用来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74]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一旦莫斯科的敌人被击败之后，这样的自制能否继续下去。如同国务院1944年的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有必要牢记苏联的信念，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任何因共同利益而来的暂时性联合都是一种出于特殊目的的权宜之计，在根本利益、文明或传统方面并不存在任何深层次的密切联系”。 [75]
福里斯特尔在1945年夏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在与之打交道时把苏联仅当作一个国家实体的话，那么与她进行合作并不困难”，“真正的问题是，苏联的政策是否在呼吁继续推进第三国际的目标，即世界革命以及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世界”。 [76] 克里姆林宫仍怀有这一野心的证据来自两个方面：苏联利用在东欧的共产党作为其在那里创建势力范围的工具；共产党在西欧、东地中海以及中国等地不断取得胜利。现在回顾这些现象，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们是否彼此相关：苏联之外的共产党广受欢迎主要源于他们作为抵抗组织的斗士有效地抗击了轴心国；在东欧，共产党认为自己之所以取得卓越地位，主要在于莫斯科需依靠他们来强化控制。 [77] 同样不清楚的是，苏联使用外国共产党促进其利益，是否一定能证明其政策的意识形态动机。 [78]
但这些微妙的观点很难让人牢记在心，因为战争的结束导致所有共产党进取心的增强以及反美言辞的增多，苏联自身尤为突出。
[79]
考虑到莫斯科单边扩张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以及纳粹德国在战前如何利用“第五纵队”的记录，因而有人显露出对苏联意识形态层面挑战的忧虑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于1946年8月的报告指出：“人们要查明苏联在每个行动背后的意图或手腕——这些举动似乎都威胁到美国及其友国，或使它们尴尬，这些举动也似乎要把世界上各地的事件联系起来，此种趋势日益明显。”
《新闻周刊》编辑更为直接地写道：“美国的官员们用最好的方式对恐惧作出了判断，他们证实苏联政府已下定决心，共产主义要生存，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
[80]
对苏联行为的“极权主义”解释和“意识形态”解释有着共同的假设，即美国正面对的是一个内部驱动过程，它对来自外部的克制或善意的表示没有反应。对于莫斯科的单边主义还存在战时流行的第三种解释，即认为它源于一种可理解的对安全的专注，西方通过耐心努力地赢得苏联的信任，这样可以使之得到缓解。罗斯福总统自己便将这一理论作为对苏联政策的基础，这一理论在杜鲁门政府运作的最初几个月里仍在发挥作用，尽管来自苏联的挑战日益增多。
但理论要支撑下去需得到证实：回想起来，不管苏联行为的“不安全”理论多么有说服力，当时让大多数观察家感到震惊的是，斯大林政权全然无视西方在战时以及战争结束后作出的克制和善意的姿态。
[81]
莫斯科显然未对这些举动作出回应，使苏联行为基于“不安全”原因的解释难以为继，这正如亨利·华莱士在1946年春夏期间尝试在政府内部重新鼓吹这一理论时所发现的那样。
[82]
“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模式显然成了替代解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推翻苏联单边主义的“不安全”解释的人中，最有影响的那位却提供了这一解释的许多基本假设。乔治·F.凯南从未试图严格地用极权主义或意识形态术语来对苏联的行为加以解释。作为一名研究俄国历史与文化的敏锐学者，他充分意识到自信的缺乏困扰着斯大林政府，以及单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 [83] 但他仍断然否认华莱士及其他人的观点，即这些态度是可以从外部加以改变的。正是为了让华盛顿官方认识到这一点，凯南于1946年2月写下了“长电报”。这是到目前为止对战后苏联行为唯一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也有力地强化了美国内部日渐发展的解释莫斯科行为的新趋势。
“长电报”的确有着巨大的影响，它提供了一种在应对苏联时将极权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忧虑结合起来的方式。它将苏联描绘为一个专制传统早已与意识形态强制相融合的国家，因而它认为外部世界是敌对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或其西方盟友的所有行动都不可能缓解斯大林的猜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注意自己的防务——以及自身社会的力量和自信，并等待苏联体系内部的变革力量发挥作用。 [84]
如果在面对一个并不理解的现象时，能找到一种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你就会有明显的心理满足感。 [85] 不管作者的实际动机是什么 [86] ，“长电报”1946年在政府内部发挥了这一功能。第二年，凯南在《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上以化名“X”发表的文章，以类似的分析而拥有了更多追随者。 [87] 苏联行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为苏联人为何没有与其先前盟友合作建成持久和平，提供了一个明晰、可信以及在许多方面令人满意的解释：它使美国免于承担战时合作破裂的责任；它使未来任何紧张关系的缓解都取决于莫斯科而非华盛顿心理的改变。美国人并不欢迎冷战的开始，但他们所提出的冷战发生的理由，至少可让他们在参与到即将到来的竞争时内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