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45年11月，《生活》（ Life ）杂志的订户们翻开杂志时会发现，里面有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华盛顿上空升起了蘑菇云，火箭如雨点般降落到其他美国城市，反弹道导弹系统开启迎战，同时反击火箭也从地下发射井向敌对目标飞去，头戴防毒面具和红外线护目镜的空降部队开始入侵美国，最后，在美国的成功反击下，疲惫的技术人员正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石狮子前检查放射性物质。这些石狮子是遍地瓦砾中唯一可让人辨识得出的城市象征，它们依然完好无损。这一世界末日恐怖景象是亨利·阿诺德（Henry H.Arnold）将军的一份关于陆军航空部队行动的最后战时报告，该文件看起来既像是指未来的危险，又像是指过去的胜利。 ^[2] 战争的成功结束并未带来持久安全的保证，阿诺德和《生活》的编辑们仿佛都在告诉人们：似乎美国最终在世界事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料竟发现卓越地位的代价是自身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感是理解美国人在战后如何认识其利益和潜在威胁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性的观点是，美国的安全只需将西半球与外部影响相隔绝。这种“大陆主义者”的看法来源于多个方面：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20世纪20年代一战结局导致的幻灭加剧了这一倾向；经济自给自足的假设，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以自我为中心、专注于经济复苏强化了这一假设；以及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在欧洲和亚洲发生新冲突的恐惧，在这些冲突中美国似乎并无任何明显的利益。 ^[3] 这一观念影响力的一个表现是，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未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但在其前两个任期中，他仍被迫一直遵从这一观念。 ^[4]

由于法国的陷落和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大陆主义”的诸多不足给美国人上了痛苦而又突然的一课。孤立主义者的那些海外事件永远不会危及美国安全利益的观点更是名誉扫地。在政府内外的舆论塑造者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主义”共识，取代了孤立主义。这一新共识认为，美国战后的首要利益现在不仅在于保证西半球的安全，还在于保证东半球免遭单一的潜在敌对大国的控制。

当然，这一观念也不是全新的。这种对抗性战略至少从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期起就已经成为英国对欧洲政策的基础。早在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便拓展了这一概念，指出世界性均势取决于保证欧亚“边缘地带”不受欧亚“心脏地带”的统治。 ^[5] 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发展，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都转而接受这一观点，这暗示着战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更为积极。

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舍伍德·邓恩（Frederick Sherwood Dunn）于1943年底写道：“美国安全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谁控制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带落入一个敌视美国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手中，所形成的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不管我们陆海军的规模有多大”。 ^[6] 邓恩在耶鲁的同事尼古拉斯·约翰·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就这一问题作了最早、最全面的论述，分别是其1942年所著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和1944年去世后不久出版的略为简短的著作《和平地理学》（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借鉴麦金德的见解，斯派克曼指出，南北美洲事实上都是岛屿，面积为旧大陆的三分之一强，但人口却只有其十分之一。在整个历史中，美国的安全都取决于欧亚均势的维持。先前对这一均势的挑战促使英美恢复了均势合作，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时是悄悄进行的，而1917年则公开进行均势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均势受到质疑：其最后结果将决定“美国是继续作为一个在旧世界事务中有发言权的大国，还是仅成为德国和日本这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 ^[7] 。

斯派克曼的专业论述足以有效地驳斥“大陆主义”，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一任务留给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来完成。李普曼在1943年凭借《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 U.S.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一书极为出色地普及了麦金德—斯派克曼的论题。该书成为战时出版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秉持着对他自己先前主张的威尔逊主义的蔑视，李普曼现在从开国之父们的著述中，找到了对基于明确认识权势现实的战略的支持。“如同悠闲的富人认为工作是仆人的事情一样”，美国人轻易地相信“对国家安全基础、军备、战略以及外交的关切，有损于我们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尊严”。事实上，“主权民族国家的外交决策者们的首要关切必须是实现最大可能的安全”。这需要将国家权力投射到国界以外：“美国的战略防御不应局限于三海里的领海界限之内，而应横跨两大洋，延伸到海洋彼岸的陆地，可从那里发动海上或空中进攻。”它也需要同盟，因为“孤立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所有困境中最糟糕的状况”。 ^[8]

这一将外交政策建立在权力现实基础上的新决定意味着，没有必要抵制美国在战后争取成为新集体安全组织成员的活动； ^[9] 甚至可以说，“国际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同样坚定地持有削弱孤立主义的目标，虽然他们对战后世界本质的认识有着诸多分歧。无论新的世界组织将会被证明是多么的有效，新的地缘政治主义者仍旧坚持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的持久重要性。 ^[10] 实际上，联合国的设计师们自己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该组织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安理会中大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保证享有否决权。 ^[11]

与同盟中更为直率的领导人丘吉尔和斯大林一样，罗斯福总统自己对权势因素有着至少同样敏锐的感觉。虽然他在20世纪30年代遵从了孤立主义，但从不认可旧世界发生的事情对新世界的安全不会产生影响这一论点。早在1939年1月，他便在私下里称美国的“第一防线”需要那些眼下不受德国控制的欧洲国家继续保持独立，反对日本占领那些可帮助其主宰太平洋的岛屿。 ^[12] 到1941年，罗斯福讨论了基于“四大警察”联合行动维持和平的战后安排。这“四大警察”是指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 ^[13] 尽管罗斯福总统后来将“四大警察”的概念融合到威尔逊理想主义者可接受的集体安全的框架中，但他从未放弃对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的坚持。他在1945年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不能否认，权势是世界政治的一个要素，正如我们无法否认其作为一个要素在国内政治中存在一样” ^[14] 。

战争期间，军事策划者也逐渐转向承认全球责任。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影响下，海军从未质疑海外基地、尤其是太平洋基地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和菲律宾的陷落大大加深了这一看法。 ^[15] 更为重要的是陆军战略家态度的转变，在两次大战期间他们曾准备否认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存在关键利益，现在转而积极关注这些地区的均势状况。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在1944年底报道指出：“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不相信，欧洲大陆若为任何一个大国单独主导，将会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因为那时我们将面对一个超级强大的、令大英帝国和美国都震惊的欧洲”。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在一年前也就亚洲得出类似结论。 ^[16] 情报分析家同意这些评估，如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于1944年夏发出的一份研究所说，“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维持一种防止对英伦三岛（和美国）的重大安全的威胁继续发展的政策。这种威胁通过将欧洲大部分资源集中到一个大国手中而发展起来” 。

但支持全球主义而非大陆主义的战后利益观最具说服力的论点来自于空军。令陆军和海军感到愤怒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强调了新战争技术的战略意义。阿诺德将军发表的最后一份报告给《生活》杂志编辑留下深刻印象，报告尖锐地指出：“炸弹现在可投向全世界。”此外，德国V-2火箭经改进后，从欧洲或亚洲打击美国并非完全不可能。V-2火箭“理论上可运载原子弹，因为对它的有效防御被证明极度困难”。阿诺德得出的结论是，“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与同时发展的原子爆破、制导导弹以及其他现代装备一道，将削减对大规模陆军和海军的需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它也会导致永久的脆弱性，因为即使利用现有装备，敌国空军也能“毫无预警地通过所有可见的实体障碍或‘防御线’并……对我们的人口中心和工业、经济或政府中心实施毁灭性打击” ^[17] 。

原子武器以及远程导弹和不久的将来运载导弹所需的火箭所显示出的可行性，给战后规划者带来的安全问题将超越欧亚均势关切，它涉及美国自身的物理安全。看起来美国再也无法享受在威胁形成后才进行兵力动员的安逸，现在军事力量将不得不永久维持下去，而且要能迅速投入使用。如同阿诺德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对抗原子武器的真正安全将取决于我们以绝对力量即刻采取进攻的能力。必须让潜在的侵略者明白，对美国的攻击将立即招致大规模毁灭性的空中原子武器攻击” ^[18] 。

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防止欧亚大陆为任何潜在的敌对大国所控制的战后战略是明智的。虽然人们并没有一直对这一战略有确切的认识，但正如1917年和1941年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它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战略。它也并未与美国人所认为的为之而战的那些目标相冲突：归根结底，维持均势扩大了民族自决、自由贸易政策以及集体安全的机会，而这些正是《大西洋宪章》和诸多其他战时动用军事力量的文件所呼吁的。通过并行不悖地遵循威尔逊和麦金德的设计，美国人似乎能承担起与其在世界事务中新确立的卓越地位相应的责任。 ^[19] oxtT6UBVsKGEjnUsRgh63fRkGcbPBLo4W3kGxAiSUwy+xtipsnTitC6NcJUusx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