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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说，冷战都是一个相当持久的过程。它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次布匿战争（Punicwars）、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及温斯顿·丘吉尔所称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从萨拉热窝暗杀者的枪声开始，直到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结束。 [1] 冷战中冲突的不同形式不断交替，占据了20世纪的近一半时间。冷战的对抗还因以下事实而更为引人注目，即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主要的对手之间居然从未发生过直接战争。
“怎么回事？” 法国福煦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常问他的部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的流逝使这一问题难以解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重大敌对经过多年后已经被裹上了一层层外壳，包括日常工作、习惯、传统、神话以及传说。最初参与塑造国家事务的人们已少有在世；其中能准确地回忆起是什么迫使他们当时那样做的人就更少。西方档案中有关冷战起源的文件相当多——尽管苏联的档案几乎完全得不到，但这些材料并不能保证使用者就能“如同其所发生的那样”重构历史。历史学家与大多数其他人一样，易于见其所想见的；他们总是不注意区分他们所认为的发生过的事件与正在发生的事件。
要重新把握西方领导人在冷战开始时的所思所想，不仅需要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还需要有某种想象的飞跃。你必须对当时的事态有所理解。你必须使自己的想象力摆脱近期历史事态积累形成的印象，摆脱已知事态的约束。你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将当代的参照标准强加到那些无法预测当时世界的人士的头上。历史自有其判断标准，但这标准应当来源于一系列的历史经验，而非其后一个月、一年甚或十年所发生的事态。
下文便本着这一精神尝试回答一个简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苏联的哪些行为使美国政治家们确信美国的安全再度处于危险之中，如同它在1917年和1940—1941年那样？就他们如此确信的这一事实而言，无疑警觉不太可能是假装的，因其波及面如此广泛并持续了如此长时间。但时至今日，那种警觉的原因仍一点也不清楚。要理解这种警觉，就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