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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慎，亦称息慎。他们的居住区域是北至弱水（黑龙江）、南达不咸山（长白山），东滨大海（鞑靼海峡），西与貊为邻。在这广阔的山陵、平原间，居住着肃慎族的各支。
早在传说中的虞舜时代，肃慎已同中原地区有了来往。舜承尧禅，“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
。以后更多次来朝：周武王克商，肃慎来“贡楛矢石砮”
；“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康王之时，肃慎复至”
。来贡、来贺，不只是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包括政治方面的隶属关系。贡，就是地方居民对中央政权隶属关系的一种体现。周景王还曾使詹桓伯辞于晋：“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更明确宣布了肃慎住地是中央政权的辖区。
两汉时期，肃慎的后裔改称挹娄。在此期间，西邻貊族的后人建立起强大的夫余政权，挹娄长期遭受夫余的沉重剥削，并被割断了同中原人民的直接交往。但是，以出产“赤玉、好貂”闻名的挹娄人，仍然把他们的貂皮辗转输送到中原，被用作皇帝近侍官员的冠饰
。曹魏黄初中（220—226），挹娄人奋起反抗夫余奴隶主政权的统治，以后更进一步恢复了同中原地区的交流，景元末（263）“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受到魏政权的厚待，并赠以“鸡、锦罽、绵帛”
，往来不绝。东晋时期，北方民族混战，交通阻塞，挹娄派遣的人员经过四年的时间才到达后赵的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了兄弟族之间交往历尽艰辛。
北魏时期，挹娄改称勿吉。公元5世纪末勿吉人推翻了夫余政权，一部分勿吉人西迁至夫余故地以后，同中原各族人民的直接交往更加频繁，规模愈大。北魏太和初（477），勿吉族人至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次就贡马五百匹，太和十七年（493），以婆非为首的朝贡团达五百人。除了传统的楛矢方物外，他们把自己培育的优种马输送到祖国的北方，促进了那里畜牧业的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尒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
勿吉族人对祖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发展。太和初年，勿吉同邻族高句丽发生冲突并准备联合百济进攻高句丽时，曾遣乙力支征求北魏的意见，北魏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
隋唐时期，勿吉改称靺鞨。当时的靺鞨族共分七大部：粟末、白山、汨咄、安居骨、拂涅、号室、黑水。其中粟末、黑水最强大。随着中原地区统一王朝的重建，靺鞨各部同中央政权的关系愈加密切。隋开皇（581—600）初，靺鞨各部相率遣使贡献，文帝视之亲如家人，并调解其与契丹族的矛盾，诫“勿相攻击”
，“宜各守土境”
。隋末，一部分粟末靺鞨人，在酋长突地稽的率领下迁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炀帝授以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
靺鞨人民“与边人往来”，羡慕中原的风俗文化，“请被冠带”。这一愿望，受到隋政权的鼓励，“赐以绵绮而褒宠之”。突地稽并曾“从帝幸江都（今扬州市）”
，目睹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风貌。
黑水靺鞨散居于黑龙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唐武德五年（622），渠长阿固郎首次来朝。开元十年（722）酋长倪属利稽再至，被任命为勃利州刺史。
开元十三年（725），更于其地设置黑水府，统领各部。其都督还取得了汉式姓名李献诚。
唐初，粟末首领乞乞仲象组织部众于奥娄河（牡丹江）畔东牟山修筑敖东城。乞乞仲象卒，其子大祚荣于圣历元年（698）建立政权，初称振国，亦称震国。先天二年（713），大祚荣接受唐中央政权的“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封号，从此，这个地方政权名曰渤海。天宝十四载（755），渤海自“旧国”（吉林敦化之敖东城）迁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
后唐天成元年（926），为契丹所并。共传十五王，历229载。
在二百余年期间，渤海始终同中央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中央政权的一个辖区。历代新王袭位时，均报请唐王朝批准、册封，并经常派遣朝唐人员，先后达132次。这些人员除了贡献方物、领受回赐礼品外，有的更申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
、抄写《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其王还多次“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
。唐王朝也经常派遣官员至渤海传达中央政令。开元二年（714），宣劳使崔忻于归途中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刻石永为纪念
。为开展同渤海地区的贸易，唐王朝于山东青州设“渤海馆”，专司其事
。有的唐朝官员还曾连续多次来购渤海名马
。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促进了渤海社会的全面发展。
渤海政权的一套完密的组织机构就是模仿唐制、稍异其名而建立起来的。在渤海王之下设三省、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十卫。于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县置县丞。军政制度的完善，加强了渤海政权的实力，促进了靺鞨族各部的统一，先后收编拂涅部为东平府，铁利部为铁利府，越喜部为怀远、安远府，虞娄部为定理、安边府，最后收服了远处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部。在其全盛时期，共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南起长白山南麓，北抵黑龙江两岸，东至大海，西与契丹为邻。在这辽阔的地域中，除靺鞨各部外，还居住着一部分高丽的后裔及契丹人。首府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渤海的都城建筑、公文典籍、宗教信仰、官员服饰以及生活用具等等，无不带有崇尚中原文化的印迹。根据龙泉府城基遗址可以判定，当时这座都城共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外城周长约三十华里，略当唐朝都城长安城周之半。宫城内自南而北有五重宫殿，依次排列在正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完全是仿照长安京城的模式进行建造的。在遗址中发现的铜印
，及其附近收集到有文字的瓦片
和旧京遗址附近出土的“贞惠公主”墓碑
等，从中可看出，汉文是渤海人使用的通行文字；掌管儒学训导的“胄子监”（国子监），有成效地培养出了一批熟悉中原典故、熟习唐代文化的人才。
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辽太祖天显元年（926），灭渤海政权。随后，辽把大批渤海人迁往东平（今辽阳）。天显十一年（936），耶律德光占燕云十六州。辽王朝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我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强大的多民族政权。为了适应辖区内各民族的不同情况，辽王朝采用了“因俗而治”的办法，设北面官以管理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设南面官以管理汉族和渤海人。正是统一的地方政权的出现，促进了这一地区内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由于大批汉人不断被迁徙到辽内地居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而汉语则成为当地各族人民交往时使用的共同语言。渤海人（其中包括粟末靺鞨人）除一部分流入朝鲜成为以后的高丽人外，大部分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斗争，逐渐同当地的汉人和其他族人融合起来。
原来附属于渤海政权的黑水靺鞨人，在辽灭渤海之后，又附属于辽，契丹人称他们为女真（后避辽兴宗宗真讳，改称女直）。为了削弱女真的实力，契丹统治者把其中汉化较深的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编入辽的户籍之内，加以直接控制，称作“合苏款（馆）”（合苏馆，满语为ha shan，意为篱笆栅），即所谓“熟女真”
。熟女真后来逐渐同当地人民融合起来。其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和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市境）之东北者，不编入辽的户籍之内，号“生女真”。他们“自推雄豪为酋长”
，分为许多不相统属的部落，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过着游牧、采集生活。
生女真中有一完颜部，在10世纪中叶以后绥可为酋长时，开始定居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畔，种植五谷，刳木为器，制造舟车，建造室宇，并烧炭炼铁
。11世纪乌古迺为部长时，以重价向邻境大量购铁，用以“修弓矢，备器械”
，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征服了邻近部落，并借辽王朝的力量，袭击五国部（今吉林省依兰以东、乌苏里江以西），逐渐形成了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乌古迺受辽封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同辽王朝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受到契丹和汉族文化的影响，于是“有官属，纪纲渐立矣”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完颜部内部出现了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生子年长即异居”；同时出现了阶级分化。11世纪末，完颜部人在攻破乌古论部的留可城时，杀其首领，“取其拏累赀产而还”
，进行着掠夺财产和奴隶的战争。公元1109年，岁不登，“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
，出现了债务奴隶。这时的完颜部已处于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奴隶制渐渐形成的历史发展阶段。原来在部落联盟时期，女真族人壮者皆兵，成年男子，平时渔猎，有警从军，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氏族首领为百夫长（谋克），部落首领为千夫长（猛安）。随着个体家庭的确立和进行族外战争的需要，公元1114年，阿骨打在保留原有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改为以户为单位，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
。逐渐由氏族血缘组织改变为地域性的军事组织，成为女真贵族对内进行镇压、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工具。
在辽王朝的统治下，生女真长期遭受契丹的奴役和剥削，并多次遭到其军事进攻。辽圣宗统和三年（985）八月，耶律斜真等进击女真，一次就掳女真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生女真地区盛产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貂鼠等物，除定期向辽朝进贡外，辽朝东北边境的官吏、商人还低价强购，甚且加以拘辱，称作“打女真”
。辽朝末年，契丹贵族、官僚对女真族的剥削压迫愈加横暴，经常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地区强迫女真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海东青并采珠，这些官僚还对女真人肆行敲诈勒索，甚至强迫女真妇女“荐枕”（伴宿）
。契丹贵族的压迫，激起了女真人的反抗，并使女真各部在反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统一。公元1114年，阿骨打起兵抗辽，夺取了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市东南五家站）、宾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境）、咸州（今辽宁开原市）等地。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1120年，攻克辽的上京临潢府；1125年俘辽天祚帝，灭辽。次年，攻陷开封，灭北宋政权。女真族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政权之前，女真族社会中已存在着大量奴隶。1114年，阿骨打率兵抗辽时就曾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
这些奴隶大多来自本族内部的“同姓之人”；或因“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或因“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因“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
其中的债务奴隶为数众多，天会元年（1123），仅“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即达六百余人
。随着对辽、对北宋战争的胜利，俘虏了大量人口，“军中尽俘壮健，而杀老弱”
，“劫掠财物，驱掳妇人”
。这些被掳的人口，也转化为奴隶。例如，攻下开封后，俘虏的“贵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被掳的妇女，包括宋宗室的一些妇女，则被卖为娼。一个铁工曾“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
。有些人后来则被卖到邻境，建炎四年（1130），“粘罕驱所掠宋人至夏国易马，以十易一；又卖高丽、蒙古为奴，人二金”
。随同主人反抗金朝统治的契丹富家奴隶，俘获后、转作女真人的奴隶
。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前，即拥有“奴婢万数，孳畜数千”
。这些奴婢除用于家内杂役、执炊牧马外，主要从事农耕。
女真族野蛮的掠夺政策和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同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终遭到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消弭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抗、充实自己的实力，女真贵族多次把新占区的汉人、契丹人强制迁徙于其内地（在今白城市一带）。天辅六年（1122），“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
；同年四月，又“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
。这些被强迁的移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东北地区。
为了缓和统治区内不断激化的矛盾，金朝统治者在把敌方人民掠掳为奴的同时，还曾多次被迫宣布：“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权势之家毋买贫民为奴”
；山西、陕西、河南等处“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
，“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这表明金朝统治者也在逐渐改变着其落后的剥削方式。
为了加强镇压中原人民的力量和缓和女真族内部阶级分化的矛盾，金王朝把许多女真的猛安谋克户迁徙到华北地区。如天会十一年（1133），东北的女真族人根据金政权指令，“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地迁入华北。在这里“棋布星列，散居四方”
。以后金政权又曾多次把猛安谋克户徙入中原，与当地百姓杂处
。被迁入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金政权都“计其户口，绐以官田”。由于计口授地，拥有众多奴婢的猛安谋克上层分子获得大量土地。后来，他们为了逃避“物力”（资产税）负担，而“自卖其奴婢”，土地“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
，逐渐演化为封建地主。而其余的在迁入者中居于多数的一般猛安谋克户，迁到华北后成为占有一小块私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负担着繁重的兵役和钱物负担，因而逐渐贫困。有的“家贫辄卖所种屯地”
；有的“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
。这些猛安谋克户同汉族农民杂居，共同从事农业生产；还同汉族农民一样，遭受着封建剥削；又有不少人“与契丹汉人”互通婚姻
。这种长期的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使他们不但学习了汉人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逐渐放弃了本族的语言、习俗，改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对此金朝统治者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并极力提倡女真人要保持“国语（女真语）骑射”
，但终究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族，同契丹族一样，逐渐同当地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了。
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同被掠迁入的大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边疆，推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管理王朝的发祥地，金王朝于其地设上京路，治所为阿什河畔的上京会宁府，下辖“蒲与”、“恤品”、“胡里改”、“合懒”等路。蒲与路治所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
。其辖区北界直抵治所以北三千里的外兴安岭一带的火鲁火疃谋克；恤品路治所设于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其辖区东至于海；胡里改路治所在今依兰县，其辖区北抵一千五百里之合里宾忒（今俄罗斯阿纽依河口附近）。据明昌四年（1193）统计，上京、蒲与、速频（即恤品）、曷懒（即合懒）、胡里改等路共有猛安谋克民户十七万六千余，除他项岁贡外，每年向金政权交纳粟税二十万五千余石
。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农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铁制农具的使用，则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伊春大青川等地出土的金代铁制农具，种类繁多，例如，耕地用的犁就有犁、铧、犁镜、
头等。铧又有大小、形制的不同，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的需要。此外还有钁、镐、锄、锹等，其造型与北宋的同类农具无大差别，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收获使用的镰刀，有装柄镰和无柄手镰两种，它们能适应收割不同作物的需要。八里城出土的铡草刀及金上京遗址附近驸马城、乌尔科边城等地出土的同类农具，均呈鱼形，具有地方民族的特色。八里城出土的马具，有镫、衔、马挠子、烙马火印及各种马具卡子等；车具则有六稜、六爪、五爪、三爪车
，表明已有轴径不同、载重量不同的各种型号，以适应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需要。此外还出土了装卸、晒晾庄稼用的垛叉。
农业、军事装备制造业等部门铁制工具和铁制产品的增多，依赖于铁矿采掘业和冶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小岭地区的五道岭发现金代中期以后的铁矿洞十余处、冶铁遗址五十余处。矿洞深四十米左右。据估计，从这些矿洞中已采出赤铁矿、磁铁矿矿石四五十吨。矿洞中还遗留有铁锤、铁钻等工具。在冶铁遗址中，除大量的炼铁渣子、木炭和铁矿石外，还发现有九处建筑遗址，大约是监工的官署和冶铁工人的住房。另外，在金上京故城的中城墙内也发现了用铁渣与黄土混合夯筑的一段城墙和城墙附近的炼铁炉遗址。
考古发掘出的许多金代文物，强烈地反映着中原文化对东北文化的影响。阿城附近出土的银镯、银锭上，打印有“翟家记”、“上京翟家”等戳记，由此可以判定，这当是金上京城中所存在的既铸银锭又制造金银器的作坊的产品，而“翟”是汉姓，这家金银作坊显然是汉人或汉人参加经营的店铺。绥滨中兴出土的金代鎏金银鞍饰和金列牒（腰佩），都是中原地区唐宋以来的传统式样。中兴、奥里米出土的定窑白瓷碗、盘，是由黄河流域传入的；出土的丝织物是金宋商人转贸而来的商品。各地金人墓葬中出土的铜钱，以宋钱为最多，泰来县塔子城一次出土的金代窖藏的铜钱达七百余斤，其中金铸铜钱只两种，而宋钱则有二十五种
。金初曾创制女真文字
，颁行境内。但出土的金代铜印“蒲峪路印”、“胡里改路之印”、“恤品路艾河谋克印”等，均为唐宋官印通用的九叠篆书；出入皇帝禁宫的信符“得入第一重门”的铜牌，以及金铸铜钱“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均为汉字楷书；官署检验铜镜于铜镜背面边缘签押的文字，多为汉字行书。这些禁宫、官署专用的和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器物，不用女真字，而用汉字，说明包括女真人在内的各族官员都能通晓汉文、书写汉字。因此，不但迁入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逐渐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即使留居故土的女真人也在汉化，有的也改用了汉姓，中兴墓出土的“郎”字石印，就是女真女奚烈氏改的汉姓。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远道迁来的中原各族人民同女真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金代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极不平衡，边远地区的女真族仍然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而进入阶级社会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则被女真统治阶级所霸占。从黑龙江省绥滨县境内几处金代墓群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永生平民墓群同中兴、奥里米墓的随葬品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永生墓群中不但金银玉器极罕见，没有一件瓷器和铜器，在铁器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这里出土的炊煮器，是一些较大的陶罐、陶钵，而没有其他墓中常见的铁锅；木棺仍采用榫结构，而未发现其他墓中常见的大量的铁钉。对于墓主人来说，铁器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因此除了负担兵役时必备的铁刀、铁箭镞和驾驭战马必用的铁衔镳外，他们甚至无力购置一副铁马镫。从中兴墓群内部来看，其中的三、七、八号墓出土了大量的金花、金列牒、金耳坠、鎏金鞍饰、银钏、银碗、玉鱼、玉飞天、水晶嘎拉哈等豪华的随葬品，而一、二、十、十一、十二号墓的随葬品则极为简陋，有的仅有一枚铜钱和几个小陶罐。这些墓主人生前显然属于不同的阶级。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贫富差别，也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八里城出土的铁制手铐和脚镣，是当时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历史见证。
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境内人民的不断反抗。金朝后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公元1160年撒八、移剌窝斡领导契丹人进行起义
；1183年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叛”
；1121年杨安儿领导著名的红袄军起义于山东，被女真贵族直接奴役的家奴、驱口也大批加入这次起义的行列
；1212年耶律留哥领导契丹人民再一次发动大规模起义。近年出土的“上京路军马提控盈字号之印”和“上京路安抚副使印”，正是女真贵族为了镇压耶律留哥起义而颁发的两颗官印。
金王朝为防御北方蒙古贵族的进攻，从金世宗天眷元年（1138）起直至金章宗期间，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一条长达三千余里的界壕边堡，东起嫩江左岸的布西城（今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境内），西南经辽庆州（今辽宁省昭乌达盟林西县西北）北境，沿阴山（今内蒙大青山），直抵河套西曲之北
。这一巨大工程，不但没有达到防御蒙古的目的，反而由于征调繁重的劳役和赋税激化了女真统治者同各族人民的矛盾，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贞祐三年（1214）金政权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天兴三年（1234）即为蒙古南宋联军所灭。
蒙古统治者在向中原地区进军覆灭金王朝的同时，公元1233年，元太宗窝阔台又遣皇子贵由出师辽东，灭金辽东宣慰使蒲鲜万奴建立的割据政权东真国，“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
。从此，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人，又被置于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1235年，元政权设开元（原在吉林农安，后移珲春东）。南京（吉林延吉）二万户府，1281年改为开元路；又设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辖桃温（汤原）、胡里改（依兰）、斡朵怜（依兰西）、脱斡怜（桦川）、孛苦江（富锦）五个万户府，以统治散居在“混同江南北之地”的女真各部
。这些居民“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
。其中居住在水边以捕鱼为生的居民，包括女真人、吉烈迷人、吾者人、骨嵬人等，在元代被统称作水达达人。据《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墓主统所部军“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明年三月，至黑龙江东北极边而屯营焉”
。这里的东北极边，即指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库页岛一带之地。《元史·地理志》水达达路条记载：“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居住在奴儿干地区的水达达人以捕获的海东青作为向中央政权的贡品。元朝在奴儿干设有东征元帅府
。在松花江上游也居住着水达达人。1977年6月在金上京故城中出土的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中书礼部造”的一颗八思巴文的“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证明松花江上游南岸居住的女真人也被称作水达达人。金上京故城则是元开元路属下的管理水达达人的行政中心，与金上京故城隔江相对的、松花江北岸的肇州（今黑龙江省肇东市八里城），盛产鳇鱼，该城中曾出土许多铁制鱼叉，可见当时渔业之发达。
至元二十四年（1287），诸王乃颜、哈丹等叛乱，其附近的“女真水达达官民与乃颜连结”
参与了乃颜的活动。叛乱平定后，元政权于其地筑城，名曰肇州
，并设立肇州屯田万户府，把那些参加了叛乱活动的“打鱼水达达”，编为屯田户，严加控制，“于肇州旁近地开耕”
。另外，在浦峪路屯田万户府下，也有一百九十户女直人被编为屯田户
。这部分女直水达达人逐渐改变了旧的渔猎生活。同女真人一起屯田的，还有来自中原地区的罪犯。元政权规定：凡犯充军罪者，色目、高丽人发赴湖广；汉儿、蛮子发赴辽东
。发往辽东的又根据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罪重的发往奴儿干地面充军；罪轻的发肇州屯种。元政权对于充军的罪犯，因为“投戍远边，欲其自效”，除“免刺”外，“妻子愿从者听”，许携带家属
。除家属外，有时友人也可伴行。例如，元统间，新城地主骆长官充军奴儿干，其友孙子耕就曾一路相送至黑龙江地面
。而屯种肇州的罪犯，事实上也可携带家属，例如广东人陈浏流肇州期间，其子陈韶孙就曾留住当地陪侍，直至大德六年（1302）浏亡故
。这些携带家属来自中原以及江南的罪犯，带来了汉人的习俗和文化。他们同被强制编为屯户的女直水达达人一道，共同垦种了松花江上游的土地。元末，合兰府水达达路向元政权交纳钱粮的户数达20906户。
此外，女真人还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其他杂役。元政权在进攻南宋、征骨嵬、征日本时，曾多次“签女直水达达军”出征，“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
。征日本、征骨嵬均需大量船只，因此，“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二十二年六月，“命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
。为加强对东北地区人民的剥削，元政权于延祐二年（1315）五月，复置“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
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对人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在中原各族人民相继起义的过程中，至正六年（1346）四月，“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
。至正八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反，并“诈称大金子孙”；与此同时，辽阳的兀颜拨鲁欢也“妄称大金子孙，受玉帝符文作乱”
。这些女真族人民的起义虽然先后遭到镇压，但是，在全国各族人民起义的洪流的冲荡中终于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