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清朝的历史还包含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的意义。处在这样的重大转折点上的历史地位，使关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被分成两段：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里，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历史，被当成研究的下限，而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领域里，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历史则成为其开端。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清代全部历史作统一的断代史的研究，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很必要的。二者应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是不应相互取代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截然不同，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是凭空进行的，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由鸦片战争前的完整的封建社会变化而来的。因此，要想彻底了解鸦片战争后的任何事情，弄清其起源，就必须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鸦片战争之前；反过来，要想了解鸦片战争前的任何事情，弄清其影响和意义，也必须把研究的视野延伸到鸦片战争之后。此外，清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具有自己独特的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全过程，它与其他封建王朝的兴衰史相比，除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外，还有矛盾的特殊性，它是以自己的矛盾特殊性和个性来反映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的。这样，为了加深和丰富对封建王朝兴衰规律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必要把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去进行研究。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清史是我国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清史研究除了一般研究历史的作用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的意义与作用要更为直接、更为显著。
这主要是由于清代距离我们今天的社会时间较近。清朝之灭亡距今天不过近百年。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绝非清代之可同日而语，但是，今天和清代在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同时，还有密切联系。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清代直接、间接演变来的，要想认识今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就必须追溯到清代的历史。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今天省、地、县的行政划分，与清代省、府、县的设置有密切关联；今天的许多现代化工业部门，其起源乃在清代后期的各种近代工业的开办；清朝灭亡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基础正是清代历史上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可见，清代的历史与今天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四化建设，其中很大部分为发扬清朝的积极方面而克服其消极遗留，不研究好清史，将会在一定程度影响今天的四化建设。
研究清史除了具有上述现实意义之外，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了晚期阶段，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将要逐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来到中国后，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阻止了这个发展过程；中国没能向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而是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历史状况，既包括一种社会形态的自然发展过程，又包括一种社会形态在外力干扰下的另一类型的发展进程；对其进行研究，就既能从中体会到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又可探讨出其在外力干扰下的特殊演变规律。这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清朝建立后继承了这种传统，当时不仅大规模地开展了对于清朝以前各代历史的撰写或改写，而且用很大的精力探讨当代史。所以，关于清朝历史的研究，早在清朝存在之日即已开始。一方面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条件，编写出了一些著作，如《东华录》、《圣武记》、《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等；另一方面政府设有“国史馆”等专门的修史机构，编纂出了更多的本朝史书，诸如历朝实录、《大清会典》、多种方略和纪略、国史馆国史列传等。这些著作记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影响的人物的事迹和各种典章制度的规定与演变，为人们了解清代的历史提供了资料。但是，私人所修有闻见上的局限性，并且在当时文字狱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作者撰写时又不能不有所顾忌；至于官修史书，政治上的忌讳就更为繁多，其实录的纂修皆曾一改再改，便充分说明了这类著作的不甚可靠。翻开清修当代史，不管私撰还是官修，无论短篇抑或巨著，无不充塞着对清朝统治者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词；一般封建史书的阶级局限性在这里在所难免更是不言而喻。所以，清修当代史在今天来说，有其创建之功，贡献不可泯灭，但不可全信。以上可以算做关于清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清朝灭亡后，政治上的一些禁忌解除，因而清史研究之风空前兴盛。自1911年清朝灭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以划为关于清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出版了不少关于清史的著作，如汪荣宝、许国英撰有《清史讲义》、吴曾祺撰有《清史纲要》、刘法曾撰有《清史纂要》、黄鸿寿撰有《清史纪事本末》、许国英撰有《清鉴易知录》、金兆丰撰有《清史大纲》、印鸾章撰有《清鉴纲目》等。在上述清史著作中，许多是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而编写的，其观点已冲出了封建史学的藩篱，标榜民族革命，对清朝的黑暗和腐朽痛加揭露。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在这些书里混入了大量流传甚广但却不符实际的奇闻异说，混淆了是非，有失史学的严肃性。在这一阶段里的史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是《清史稿》的编纂、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出版、孟森及其他一些人的辛勤努力，和清朝档案的初步整理。
《清史稿》是关于清代全史的唯一纪传体史书。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设立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开始《清史稿》的编纂。先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到1927年大体完稿。此书根据清朝国史馆所修的国史、清代列朝实录、会典和一些档案撰成，把大量资料汇集起来，并作了整理，这便给后人提供了一部详细而有系统的关于清代史事的素材，因而在研究清史时，很有参考价值。但是，此书的编者中有许多清朝遗老，他们编写此书时虽已身处民国，而立场观点却是站在清朝统治者一边。除了一般的封建史书的唯心观点外，书中处处为清朝统治者辩护，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则公然诬蔑攻击。全书修撰历时只有十几年，极为仓猝，修成后也未作统一的修订，参加编写的人也不全是对历史研究有素的学者，因此这部书在内容上存在问题甚多。如目录即有与内容不相一致之处，时间不清之处比比皆是，甚至有的一个人竟作两传。而其取材排斥私人著述，均以官书为准，而对于清朝的大量档案由于时代的局限也未能充分利用。总之，《清史稿》是一部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有严重问题的史籍，它是清亡后用封建主义观点编写的清代史籍的代表作。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一部用章节体撰写的清代史籍。作者在1923年首次出版这部书时只有二十二岁。1961年至1963年，他把这部书增订为五册出版，共计四百二十万字。它本是一部断代史，但名称却作“通史”。这里的“通史”不是指通贯古今，而是指包括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犹如“全史”，是与“专史”相对立的概念。这部书集当时有关清史著作的大成，内容相当丰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思想观点有些是错误的，在史料的抉择上也有不当之处。
孟森于1937年去世，他曾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对明清史钻研极深。关于清史的著作，除《清史讲义》外，还有《明元清系通纪》、《八旗制度考实》、《清史列传汇编》、《心史丛刊》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他反对对历史捕风捉影、追求奇闻异说，主张广泛搜集资料、进行认真的考证。由于他的学风踏实，治学孜孜不倦，所著史书和论文，把清史上的许多隐幽不清的事实搞清了真相。其中，尤其是清朝统治者所极力隐讳的清朝先世史，被原原本本披露于世；辛亥革命前后有关著作中所误收的有关清朝皇室的不实传闻，也一一得到了纠正。孟森的成绩，不仅使他成为有名的清史专家，而且为研究清史开拓了门径。他生前和身后，有不少清史研究者深受其影响，赞赏和效法他的态度与方法，从而使当时的清史研究中认真核实史料、去伪存真的作风形成风气，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过。孟森毕竟是一个旧学者，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可以搞清，而对于揭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方面则难以要求了。
为了在施政时参考“祖宗成法”，也为了积累编写国史的资料，清朝统治者对文书档案的保管相当注意，在其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档案。这是研究清史最丰富、最宝贵的材料。清末，由于库房需要翻修，秘藏于紫禁城中的档案开始佚出，流散民间。在清朝灭亡后，由于反动政府的腐败，佚出大内的档案曾险些被当成造纸原料，后来又成为辗转易手的商品，最后分散到许多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的手中。一些有识之士，对于这些档案的价值有深刻的了解，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从造纸商的手中挽救出了濒临粉身碎骨的档案，而且对佚出大内的以及仍旧保存在紫禁城中的档案作了初步整理。当时经过整理而出版的档案史料有《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崇祯存实疏抄》、《明清史料》、《史料丛编》、《清史料拾零》等。这些整理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如有些原来满汉合璧的文件被拆开了，有些分类存在欠斟酌之处，还有的在整理中不是从档案的客观情况出发确定整理先后和整理办法，而是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或者单纯重视文物价值，对内容的重要与否注意不够。但这些缺点并不能掩盖这件工作的深远意义。除了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之外，这些整理活动还起了示范作用，引起了人们对清史研究中档案作用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初步整理档案是这一阶段中清史研究方面最应注意的成果之一，对以后的清史研究有战略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整个历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清史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期的第三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正确领导，清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所取得的成果空前辉煌，面貌焕然一新。
利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根本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其最后的二十年之中，随着马列主义的传入和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有一些先进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清史研究，但数量甚少；主要的发展时期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的主流，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烦琐考证，更不再是随心所欲地宣扬道听途说的奇闻，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成了最主要的研究课题，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成了最主要的研究目的。自此，原来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清史研究，被改变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进行，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清史的著作和论文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关于清后期的论文著作尤多，可说是成千上万；对于清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论文也有几千篇之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迎来了研究大发展的“春天”。原已十分兴盛的清后期研究更加兴盛，关于清前期和中期的研究则大大加强，研究队伍空前扩大，新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以专门刊物而论也有数种问世，如《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集》、《清史研究通讯》以及《近代史研究》等，就是其中发行比较广泛的几种。在清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关于清史的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有的会议还是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的频繁举行，既是清史研究空前活跃的反映，也有利于学者的切磋交流，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着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对于清朝档案的整理，解放后也有进一步加强。1951年，故宫博物院根据需要，改所属文献馆为档案馆，将其原来负责的宫廷历史文物，移交院内其他部门，使档案馆成为专门收集和保管明清档案（其中主要是清代档案）的专业部门。这个档案馆的名称和从属后来几经改变，现在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作为明清档案专业机构的性质和任务则始终如一。随着这个专业机构的建立，分散在国内各地各部门的明清档案四百多万件陆续集中起来，加上原故宫文献馆时期保存的五百多万件，全馆档案储量达到九百多万件。对于这些档案，逐渐作了一些清理。专题档案的编辑和出版也做了不少工作，诸如《义和团档案史料》、《宋景诗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天地会》等。这种专题档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1978年之后也呈现了日益发展之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些清代档案被运到了台湾，最近三十多年中，这些档案也作了一些选编和公布。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清史研究工作，成绩虽然很大，而就现有资料和客观需要来看，这项工作还应做得更广泛深入。一方面，尚未整理或尚未充分整理的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以及文集、方志以至外文资料，需要下大力进行彻底清理；另一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阶级、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专门史，需要分别作出更深入的研究。此外，不断地总结专史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对整个清代全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叙述，也将是经常摆在清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任务。
本书是一部上起清代先世，下至辛亥革命，包括整个有清一代的历史。全书分两编，上编和下编的分界是鸦片战争。
本书编写本是为了应高等学校教学之需，为之提供一种分量适中的选修课教材。因之，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除了注意保持自身的特色外，在史实的叙述和观点的阐发上，力求全面可靠和系统。
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除了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及其其他论著作为基本依据之外，还就我们所知，努力将研究清史的成果吸收进来，根据我们的理解，进行系统的叙述。
本书为了眉目清楚，有利于充分表现清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在编写时基本上以本代各朝逐一安排章节依次加以叙述。有关本书的具体编写经过在后记中有说明，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撰于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