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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自锦州、宁远之役以后，鉴于明朝巩固了山海关外宁锦一带的防线，自知在短时间之内难以突破，所以在把主力转向对蒙古用兵的同时，多次趁间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入犯内地，进行骚扰和掠夺。这一活动从天聪三年的己巳之役一直持续到崇德八年（1642）的壬午之役。在此期间，后金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称帝。这为1644年的清兵入关夺取中原准备了条件。
明崇祯帝即位后，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兼督天津、登、莱等处军务，负责全面地对辽战事。袁崇焕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的复辽战略，并期以五年成功。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明在宁锦的防守力量。但是皇太极不能容忍袁崇焕这样经营，他曾说：“我屡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
于是，便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绕过锦州宁远一路，从辽西进入蒙古草原，转而南下，直达蓟镇边墙，乘明军不备进行突袭，越过长城，进入北京近郊，威胁明都，或占据近京城邑，掠取财物，或大败明军，迫使明廷结城下之盟。后金当时之所以决定采取这样一种战略，还因为原在蓟镇边外住牧服属明朝的朵颜三卫蒙古的喀喇沁部，广宁边外的喀尔喀部巴林、札鲁特和敖汉、奈曼，当时都已投降了后金，察哈尔部也已西徙，这一地带处于空虚状态，后金的军队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至长城脚下。天聪三年皇太极便进行了第一次按这条路线进军的行动。因为路线较远，他先派人造船，将粮由辽河运至辽西，以济陆运。并下令归降的蒙古各部科尔沁、喀尔喀、巴林、札鲁特、敖汉和奈曼各部贝勒率兵从征。十月二日皇太极亲率大军从沈阳出发，以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因为他曾多次到北京朝贡，熟识路径）。大军由西拉木伦河之支流纳里特河经喀喇沁之青城（会州），行军近一月，进至蓟镇长城脚下。而后兵分三路，二十六日夜半右翼从蓟镇中协之大安口，左翼从龙井关，二十七日中路从洪山口，越边进入长城。先后降汉儿庄、马兰营等边城。十一月三日克遵化，明巡抚王元雅兵败自杀。十二日即西向北京进发。十三日至蓟州，十四日至三河，十五日降顺义，抵通州城北，十七日抵达北京近郊。这次皇太极进军，其策略与上次在锦州宁远一样，先到处投书，声言后金起兵反明是由于七大恨所致，这次进兵是由于明朝拒绝议和而好战争。其言要和，其行在战。在此之先，袁崇焕曾上疏明廷，要防备后金从蓟镇阑入，明廷未予足够重视，所以后金军入边以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直达北京城下。面对突然来到的后金军，明廷惊慌失措，急诏各路军兵入卫，但入援者多逡巡不前，只有袁崇焕率领的祖大寿关宁军一万五千人皆精锐敢战。当皇太极越边进入长城时，袁崇焕适在宁远，闻讯以后即趋山海关，急调锦州总兵祖大寿等率兵入援，十一月四日袁与祖兵入关，尾追后金军西行，当十七日后金军到达距北京二十里之牧马场时，袁崇焕所率的祖大寿军也到达了北京的左安门，二十日皇太极率兵进攻德胜门，宣府总兵尤世禄避敌，大同总兵满桂独战。时袁崇焕与祖大寿屯于沙窝门，自午至酉，鏖战三个时辰，大创后金军，阿巴泰避敌，阿济格马被创死。蒙古札鲁特、喀尔喀诸部兵皆大败而归。北京经此一战，人心始定。二十六日后金兵攻南城外罗城，被袁崇焕军打退。二十七日袁崇焕扎营于城东南与后金军相逼；皇太极欲进攻袁军，至阵前巡视，看到袁阵非常坚固，不易攻入，说：“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
遂还营。
皇太极此次进兵，本来是一种尝试，并无一定要攻取北京的决定，内部意见不一，在行至喀喇沁之青城时，大贝勒代善与莽古尔泰就主张退兵，怕深入内地被明军堵截。皇太极通过岳托、阿济格诸年轻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再议后才得以决定继续进军。皇太极对此次行动，采取很灵活的态度，他看到北京城守坚固，袁崇焕所率辽军不易战胜时，便放弃进攻北京，但又决定施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他知道明朝皇帝宠信太监，于是利用前几天俘获的太监杨春和王德成来实现这一阴谋，他令两个部属故意在他们附近悄悄地议论说：“今日撤兵乃上计也，倾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
第二天又故意纵杨归去。杨太监自以为得到了重要情报，进京后便将这些话密告崇祯帝，致使第三天袁崇焕就被逮捕下狱，时为十二月一日。袁被下狱后，辽兵愤愤不平，祖大寿怕祸连及己，便率辽兵溃逃而东，出山海关，远近大震。明廷又任大同总兵满桂为武经略，统领各路入卫援军。
皇太极在北京没有得逞，便西去良乡，在房山祭了金太祖金世宗的陵墓，十七日又在北京永定门外与满桂军大战，阵斩满桂和孙祖寿，擒总兵黑云龙和麻登云等，大掠而东，打算在京东寻找立足之地。于天聪四年（1630）正月初四日取永平，初八日取滦州，后来又取了迁安、建昌营等处。同时东向山海关进发，至距关三十里之凤凰店，被明兵击退。转而攻昌黎、抚宁，遭到激烈抵抗，皆连攻数次不下，昌黎之抵抗尤其英勇，知县左应选率全城军民登陴而守。皇太极先派蒙古诸部兵去攻时说：“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
攻之不克，又增派满洲兵一千助之，昼夜连攻，亦不克，最后皇太极集八旗满洲兵和蒙古兵在城下布列云梯，全力进攻，激战五日，亦未攻克。从正月初九至十三日，昌黎军民击退了后金军的三次猛攻。其他兰屯营、汉儿庄、潘家口、喜峰口等处亦降而复叛。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太极一方面让喀喇沁首领苏布地向明廷上书请和，一方面派兵留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自己则于二月十四日率大兵出冷口关北归，并向明人散发告示称：“今且抽兵回来，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之计，尔等无谓我归去也。”
三月初二日至沈阳，派阿敏、硕托前来永平更代。他自己则准备到秋天草长马肥时再来，与明军周旋。
在袁崇焕下狱以后，明廷起用旧辅孙承宗督理辽东军务。孙承宗素知辽兵与袁崇焕有旧，即派人从狱中取袁崇焕手书抚慰祖大寿，复集辽兵入关。五月十二日，孙承宗指挥各路援军攻克滦州、迁安。据永平、遵化的后金军将领阿敏、硕托见明兵势大不能抵抗，于十三日屠永平降官和汉民，尽掠财物俘获，弃城而逃，落在后面的兵卒被明兵砍杀者达五百余人。这是后金继锦州宁远之役后又一次惨重的失败。皇太极此次入边的计划因阿敏的逃归而被打乱，因此，非常气愤，他列举了阿敏的十六条罪状，夺其牛录属人，将其囚之高墙，一直到死。
经过己巳之役，皇太极看到了内地虚实和明朝政府的腐败，但也看到了人民的反抗力量，认识到由于山海关阻隔在长城之内找一个立足地是不可能的，所以以后的几次进入内地，他自己都不亲自统率，只是派其他贝勒，趁机掠夺一番。自此，进边掠夺便成为后金对明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给京畿一带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从明朝来说，自己巳之役始，国势日衰，一蹶不振。袁崇焕不久被杀，明朝损失了一个能与后金抗争的得力统帅。由于明朝的财政困难，入卫的援军得不到给养，己巳之役后便散而成为“流寇”，与农民起义军相汇。自此农民起义军蓬勃发展，势不可挡，明政府在两面作战中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一步步走上灭亡的道路。
在己巳之役以后，明金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了。在后金方面，皇太极预计到明朝要利用这一胜利对后金步步紧逼，窥复辽东。所以他在处分了阿敏之后，即召集诸贝勒和八旗大臣暨蒙汉官员说：“尔等将士之意，得毋谓干戈未息，秣马厉兵，无有已时，以从征劳瘁为虑？不知敌国侵陵，仇怨所积，义当征伐，岂彼实无罪而我好争战耶？倘按兵不动，我虽欲静，敌岂能相安无事。”
这说明皇太极认为后金与明朝的战争短时间是不会完结的，要随时准备新的战斗。他便加紧整顿内部，天聪四年十月编审壮丁，不许隐匿。天聪五年正月命佟养性仿照明军火器监造红衣大炮，编立汉兵，专门练习火炮鸟枪，后金从此便有了新式火器。二月颁定军律，加强边境的传烽报警制度，严防逃人。并不时派兵去明锦州一带捉生（俘掠汉人），刺探明军的活动情况。在明朝方面，恢复遵、永四城以后，复设辽东巡抚与登莱巡抚，企图两方并进恢复辽东。登莱巡抚孙元化主张撤东江岛兵进复广宁、义州和金州、海州、盖州三卫。辽东巡抚邱禾嘉主张复广宁、义州和右屯卫。兵部尚书梁廷栋根据孙承宗的意见，认为广宁、义州道远，难以陆运，应先据近海之右屯卫，聚兵积粟而后进逼广宁。但右屯被毁，必先筑大凌河城，与松山、杏山、锦州相接。大凌河西距锦州四十里，东距右屯卫二十五里，南距海三十里，海路可与宁远外觉华岛相济，溯流而上可至广宁义州，是宁、锦通往广、义的交通要道。于是明便决定在大凌河筑城，命驻锦州前锋总兵祖大寿与副将何可刚率马步兵进据其地，发班军一万四千人供版筑。七月二十日兴工后，工程便昼夜不息地进行起来。但当时祖大寿与邱禾嘉不和，邱禾嘉又与孙承宗不和，工将成，兵部尚书梁廷栋去职。明廷又尽反前议，认为大凌荒远，不当筑城，于八月一日下令停工。八月五日祖大寿以城工不数日可完，乞假班兵二三日，工完即撤。正在这时，皇太极得到了明筑大凌河城的消息，急令大军出征，并谕诸将说：“沈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
于此可见，皇太极对明无论是议和，或是战争，目的都是要保有辽东。在这个问题上后金与明是针锋相对。后金军七月二十七日从沈阳出发，二十八日渡辽河，八月初一日至旧辽阳，蒙古各部遵令以兵来会，兵分两路并进，于六日晨，俱抵大凌河。当夜即围其城。皇太极知道祖大寿所统之兵是明兵的精锐，己巳之役的广渠门之战，明收复滦永四城，亦多赖祖大寿之兵，故不可轻易与战。他怕攻城士卒被伤，便决定用掘长壕筑墙的办法长期围困。环城四周掘壕三道，将城内城外完全隔绝。又命佟养性载红衣大炮挡住通往锦州的大道，以阻击明朝的援兵。对此，皇太极很得意地说：“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矣，他处无有也。”
在后金军围城之初，祖大寿曾几次突围而战，于八月十二日近城一战，使后金军遭受很大损失，两蓝旗避敌，莽古尔泰军被伤者甚多。后皇太极设伏，诱明兵出战，明兵中伏，自此不敢再出，只是困守城中。
在明与后金的斗争中，后金往往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上次锦州宁远之役，袁崇焕趁机筑锦州城，皇太极率兵赶来后城守已经非常巩固，这次当他听到明人筑大凌河城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兵，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没有给祖大寿弃城逃跑的机会，也没有给明朝增运粮草入城以长期固守的时间。而明朝方面胜则争功，败则推诿，门户之见愈演愈烈，在大凌河筑城以前，议论不一，在大凌河被围以后，仍不能弃却前嫌和衷共济，意见反而越来越大。当时明廷调遵化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与山海关总兵宋伟集关内外兵四万（或云三万）去解大凌之围，但邱禾嘉借口持重，屡易师期，而宋伟与吴襄又不相协。宋伟主进，吴襄坚持不可。九月二十七日移营于距大凌河十五里之长山，皇太极已挥满汉蒙古兵进击。先攻宋营，不能入，又移兵攻吴营。吴营中有黔兵四百，号苗卒之锐，但从未见过后金军，一见敌骑来冲，吴营遂溃。后金兵又转而攻宋营，及炮热不能装药，亦溃。后金兵追奔三十里，获驼马车辆甲胄器械无数。明监军张春副将张弘谟等被俘，副将满库等战死。在长山激战时，城中祖大寿闻枪炮声，怕又是计，无人敢出，后金军至暮安然还营。
大凌河城北五十里有于子章台，为边界重要前哨，城堡坚固，储粮充实，从未失陷。在长山之战以后，皇太极派人招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从，即于十月初九派佟养性率汉兵载红夷大炮六位，将军炮五十四位，连攻于子章台，三日而下，获台内储粮可供后金军士马一月之饷，从而解决了后金军继续围困大凌河的粮饷问题。于子章台被攻下以后周围百余烽台闻风相继而下，从此大凌河成为孤城，明军处境越来越难，先是粮断薪尽，夫役商贾多饿死，最后力竭计穷，决定出降。时副将何可刚坚执不从，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等将何可刚掖出城外，杀于后金军前，全城兵民投降，大凌河筑城时骑步兵及工役商贾共三万人，出降时存者止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三人，马三十二匹。投降后祖大寿等答应以子为质，伪装逃脱，为后金赚取锦州。于十一月二日率厮卒二十六人，奔还锦州。明廷知其曾纳款于金，为羁縻计，亦未追究。
大凌河之役，不仅使明朝的辽兵精锐祖大寿军投降，而且获大小炮三千五百多位，鸟枪火药铅子不计其数，又俘虏了一大批辽兵的骨干将领。大凌河城内除祖大寿一人回到锦州，其余副将张存仁等将领三十余人，全部投降。皇太极对这一批降将一反过去的杀戮政策，命八旗每牛录出牛马一匹，每甲喇出骡马驾车一辆，而后按官品等级给予骑乘。回沈阳后又每日款宴，命八贝勒家轮番设宴，并给予房屋田庄奴婢。为了笼络这批降将，贝勒岳托又建议用联姻的办法，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以大臣女妻之。并规定不许女欺凌其夫，“使其妇翁衣食与共，虽故土亦可忘也”
。上述一系列拉拢政策，使这一批人不久成为后金政权中汉官的主要成员、清兵进攻松锦和入关夺取中原的策划者和向导。
明朝经过大凌河之役后，在松、锦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已没有力量再向前推进一步了。而反对划关而守、积极主张恢复关外地方的孙承宗再次被劾去职，这更使辽东的局势，难以重新振作起来。
正当后金军围困大凌河之际，明登莱巡抚孙元化派参将孔有德和李九成之子千总李应元率兵千人援大凌河，行至吴桥发生兵变，回据登州，最后导致了对明清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有很大影响的孔有德、耿仲明以及尚可喜之降金事件。
孔有德，辽东东宁卫人，李九成、耿仲明辽东辽阳卫人。在后金下辽沈以后，他们相继从辽东逃出，投奔皮岛毛文龙。毛文龙为集聚个人势力，多将亲信部下收为义子（永字辈）义孙（有字辈），皆称毛姓，孔有德称毛永诗，李九成称毛有功，耿仲明称毛有杰，故后金方面统称为毛氏。崇祯二年毛文龙因私与后金通款，专制一方，不受节制，被蓟辽督师袁崇焕所杀，三人被调至宁远，属宁前兵备道孙元化麾下。崇祯三年（1630）六月孙元化调任登莱巡抚后，主张恢复辽东宜用辽人，所以孔有德得为参将，李九成为偏裨，耿仲明为中军。大凌河围急，明廷檄孙元化派兵从海上赴援。孔有德以风逆难往，改从陆路赴宁远。闰十一月末，兵至吴桥，时值天大雨雪，士兵乏食，地方官又故意闭门，迫使士兵出掠。有一士兵捉食新城乡绅王象春（蓟督王象乾之弟）庄鸡犬，象春子假借父伯的势力告于孔有德，孔将士兵捆打贯耳，兵遂大哗，将王氏庄焚毁。恰好这时李九成奉孙元化之命出塞买马，马价荡尽归至吴桥，遂与其子李应元趁士兵哗变之机胁孔有德叛变。变兵东返连破陵县、临邑、商河、济东、青城、新城诸县，官军不能抵挡。十八日围莱州，二十二日即抵登州。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登州城内耿仲明举众内应，孔有德即进据登州。此事发生前孙元化在登州招用葡萄牙人制红夷大炮，训练士兵演习。登州城内积有红衣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旧兵六千，援兵千余，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战船百余艘。这时完全为孔有德所有。不久旅顺副将陈有时（毛有侯）、广禄岛副将毛文龙义子毛承禄等亦率众叛赴登州，拥孔有德为都元帅，并铸印置官，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声势大振。明南北海运停止，旅顺东江饷道不通，海外士兵久不得饷，势甚危急。
吴桥之变与明政府的腐败有很大关系。自后金下辽沈以后，辽民航海南逃集于登莱者十数万，生活非常艰苦。而在明政府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辽人持有偏见，认为辽人多与叛将有旧，不可用，因而引起辽人官兵的很大反感，这是激起叛乱的重要原因。叛乱发生以后，明政府主抚主剿意见不一，又使事态不断扩大。孙元化主抚，在登州为叛军所执后纵归，明廷即将之逮治论死，继任登莱巡抚谢连亦在莱州被叛军所杀。莱州长期被围，关内督抚官将一筹莫展，最后明廷被迫从锦宁前线抽调了祖大寿之关宁军夷汉兵丁四千八百余人，由总兵金国奇、参将祖大弼（祖大寿之弟），祖宽（祖大寿之侄）及原任总兵吴襄吴三桂父子率领，入关赴山东，这才改变了战局。八月明军大败孔有德于新河县之沙河，莱州围解，九月初一日进围登州。十二月李九成突围时被打死。崇祯六年（1633）二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兵船一百八十余艘，携登州货物子女从海上逃走，游弋于旅顺、广鹿诸岛间，屡被明兵截杀，兵船损失过半，李应元被打死，毛承禄被俘。四月在明军追击之下，投降了后金，携船六十余艘，官将兵丁家口共一万三千余人。崇祯七年（1634）二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毛永喜）亦率兵丁家口三千余人投降了后金，自此皮岛孤悬海外，明军在海上的势力大衰。
孔、耿、尚投降后，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从此后金不仅有了一支精锐的水师，而且还得到一批制造西洋火器红夷大炮的技术人员。因此皇太极给予崇高的礼遇：出迎十里外，行抱见礼；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为总兵官，并许仍各领其众；号令、鼓吹、仪卫亦如其旧，位仅列诸贝勒之次；除出兵用刑必须奏请外，其余一切自主；号孔有德、耿仲明军为天佑军，尚可喜军为天助军，旗色用白镶皂，它们成为后金内部别于八旗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统一漠南蒙古及接纳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投降的胜利声中，在沈阳宣布称帝，用满、蒙、汉三种表文祭告天地，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四月以前为天聪十年，以后为崇德元年）。先一年十月改族称诸申（女真）为满洲。皇太极称帝这件事，表明他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地处一隅的女真族的首领，而是统治着一个大国的君主。称帝之举，是皇太极向人们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的重要步骤。
皇太极在称帝之先，曾于天聪十年二月，先让八和硕贝勒和归降的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派一百七十多人去通报朝鲜，希望朝鲜也加以拥戴，以此增加自己的力量。但是朝鲜举国上下要求与后金决裂，掌令洪翼汉甚至于要求“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
。朝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丁卯之役以后，后金对朝鲜进行了各种勒索：一、每年朝鲜必须交纳岁币正木棉五千匹、杂色木棉两千匹、白布四百匹、白苎布二百匹、杂色
六百匹、豹皮五十张、水獭皮二百张、苏木二百斤、大纸一千卷等。
这已经使朝鲜不堪其苦，而天聪六年后金又索黄金百两、银千两、绵
千匹、麻布千匹、细布万匹、豹皮百张、水獭皮四百张等
，比原额增加了十倍。二、后金借口互市，低价强买朝鲜货物，而且每次派去互市人员兵丁多达千人，强迫朝鲜供应食物，朝鲜屡欲绝市而不能。三、强迫早就移居于朝鲜境内之瓦尔喀人（女真族之一部）还后金。朝鲜对于这种勒索早已无法忍受，双方矛盾极端尖锐。在皇太极举行称帝登基大典时，满洲蒙古诸贝勒及汉官大臣即将皇帝的宝玺献上，然后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朝鲜使者却仍坚持“兄弟之邦”的平等礼节，拒绝下拜。满洲贵族对朝鲜的使者拳打脚踢。皇太极也勃然大怒，登基典礼完毕即向朝鲜下了最后通牒，要朝鲜国王在规定的限期之内送来子弟为质，否则即发兵征讨。一场新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皇太极在出兵之前，为了麻痹朝鲜，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崇德元年十月，传令军士秣马厉兵，修整器械，待冰合时大举出征，并传蒙古诸部于十二月初会兵沈阳，扬言征明。朝鲜将后金的表面姿态信以为真，认为皇太极要朝鲜送王世子及大臣子弟为质否则将兵临其境只是一种恐吓，所以没有作认真的准备。加之国小力弱，这便使清军的胜利成了定局。
十二月初一日，蒙古各部兵会于沈阳，初二日，皇太极命令大军出发。清军的许多将领私带家仆、厮养卒，想趁机多抢些东西。兵分两路，左翼由多尔衮、豪格率领，由宽甸入长山口取道昌城，南下平壤。皇太极与代善亲率右翼，从东京大路经镇江（今辽宁丹东）进入朝鲜。先命马福塔率三百人伪装成商人，直奔朝鲜王京汉城，又派多铎率千人继后往援。十四日清军大队已达安州，朝鲜国王才得知清朝出兵的消息，这天马福塔所率领的伪装商贾的三百人已到了王京。朝鲜国王打算逃到江华岛，但由于清军吸取了第一次征朝鲜之役的教训，先已截断到江华岛的通路，他只好逃到了距王京仅四十里的汉江南岸的南汉山城。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大军渡临津江，二十九日进入王京，同日南渡汉江，包围了南汉山城。
皇太极此次出兵朝鲜的目的，一为使之俯首听命。二是要袭取皮岛。皇太极认为朝鲜之所以敢于与清公开对抗，是因为有明军驻扎在皮岛，互为犄角。所以在清军包围了南汉山城以后，即派多尔衮从陆路用车将船运到江华岛渡口，袭取江华，俘取朝鲜国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另外，又派人回辽东造船，准备攻取皮岛。朝鲜国王进入南汉山城以后，号召各道兵勤王，并派人飞速前往登州，向明朝求援。这时明朝内部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根本无力救援朝鲜，朝鲜各地勤王的军队也陆续被清军截击于中途。崇德二年（1637）正月二十二日，在多尔衮攻破江华，俘虏了朝鲜国王及其大臣的家属以后，朝鲜国王被迫按照皇太极的条件，先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洪翼汉等绑送清营，任其处分，然后出城投降。当时清朝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
一、去明之年号，奉大清正朔，交出明朝所赐印敕诰命，永为大清臣属。与明断绝一切往来。
二、国王以长子及另一子为质，大臣亦以子弟为质，送往沈阳。
三、一切礼仪，仍照明国旧制，清帝万寿节，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行贡献礼。
四、清征明时，朝鲜得奉调出兵，不得违期。
五、出船五十艘，从攻皮岛。
六、新旧城垣，不许再筑。
七、每年进贡黄金百两，白金（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顺腰刀二十把、苏木二百斤、好大纸一千卷、好小纸一千五百卷、各色细布万匹、各色绵
二千匹、布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
正月三十日，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地方筑受降台，朝鲜国王李倧率世子大臣出南汉山城西门，步行五里向皇太极行君臣三拜九叩之礼，当时即命世子李
为质。崇德二年二月初二，皇太极从朝鲜退兵，命多尔衮随后押解朝鲜世子及大臣子弟等人员送往沈阳。从此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属国，国王即位、世子受封等重大内政外交，都必须得到清王朝的许可。皇太极解除了他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后来清命朝鲜在三田渡地方立了一块“大清皇帝功德碑”，记述皇太极征朝鲜之役的“功绩”。碑文正面为满、蒙文，背面为汉文，崇德四年（1639）立。到中日甲午战争朝鲜脱离清朝后，此碑才被毁掉。
皇太极退兵时，二月命硕托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兵，胁朝鲜出船五十艘，并水手、水兵，于四月初八日在朝鲜将领的指引下趁雾将船突入水中，“汉人以为北军飞渡，不能抵抗而致败”
。皮岛守将沈世魁被俘不屈而死，守岛明军二万余人，死者万余人。清军从岛中获得了大量财物，包括蟒素缎四万二千八百匹，衣服三千四百领，银三万一千两，布匹毯条十九万一千件，大船七十二艘，红衣炮、西洋炮等十位，另有妇女儿童三千四百余名
。明朝在皮岛前后经营了十五年，至此全被清军所得。
皇太极对明朝的政策并未因称帝而有多大的改变。在崇德元年（丙子）四月称帝，五月即派武英郡王阿济格与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兵入犯明边。在大兵出发时，皇太极曾嘱咐说，此次进兵，对于攻取城池，“度可取则取，度不可取则勿取”，得到俘虏以后，不论多少，应迅速派人送回
，可见此次出兵仍然是为了进行军事骚扰和掠夺财物人口。六月二十七日，清兵从独石口分三路进入明边，大掠赤城、云州等地。第八日，三路相会于延庆州，俘获人畜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九，其中人口三千四百二十五
，即派人送回，然后从天寿山西灰岭、贤庄、锥石、德胜等口进入长城，攻取昌平。昌平为明诸帝陵寝所在，距北京仅九十里，因降丁二千人内应，巡关御史王肇坤战死，总兵曹丕昌投降。明廷大震，即传檄山东、山西、保定、关宁各镇总兵率兵勤王。此次清军入边，本无意进攻北京，所以在西山遭到明将黑云龙的阻击后，即南下趋良乡，先后攻克宝坻、定兴、房山、文安、永清、安肃、容城、顺义、东安、雄县等处，大掠子女玉帛。九月初一日，从建昌路冷口关出边，满载而归。据说“俱艳妆乘骑，奏乐凯归”，浩浩荡荡，四日始尽。俘获人畜十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一，其中人口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三，牛、驴、驼、羊九万七千六百九十一，马、骡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八
。清兵大书“各官免送”四字木牌，遗于道旁。明兵尾追而不敢近，待清军出边远去后，明各路援军总监内官高起潜始出边，报斩三级以闻
。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日服大黄药求死，清兵退后，二人皆惧罪忧愤而卒
。此役明人称为丙子之役。
崇德三年（1638年，戊寅）正月，漠北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率兵南至归化城，皇太极闻讯后即率兵往征。札萨克图汗不战而退，并遣使通好。皇太极在认为自己确已无后顾之忧以后，便决定再次大规模派兵深入明朝腹地，进行骚扰掠夺，并用偏师袭击山海关外的锦州、宁远。八月底，皇太极命多尔衮、豪格、阿巴泰统左翼军，岳托、杜度统右翼军，两路出师征明，在出发前用满蒙汉三种语言发布军律，并说：“朕常欲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耳。”
九月二十二日右翼岳托军从蓟镇西协密云东北墙子岭口入边，二十八日右翼多尔衮军从中协董家口东青山关入边。时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守墙子路西协总兵陈国俊正在给监视太监邓希诏祝寿，闻讯后仓促应战，均被清军所杀。两路清军便从迁安丰润会于通州河西，直抵北京近郊，然后攻掠良乡、涿州，直指山西，并兵分数路南下，一趋沧州霸县，一沿运河南下山东济南，一趋彰德卫辉。在清军大规模深入腹地的情况之下，明廷内部却意见不一。兵部尚书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主和，宣大总督卢象升主战，崇祯皇帝先是主和，后又主战。因而举措无当，互相掣肘，不能对清军组织有力的抵抗。卢象升兵不满万战死于巨鹿贾庄，全军败没。运河之枢纽临清，是当时明军的防守重点，而崇德四年正月清军却乘虚攻陷了济南，俘德王朱由枢、太监冯允升等，兵锋直达兖州，明派大学士刘宇亮督师，“援师虽集，但退怯不敢战”，“观望纵敌”。
直至三月清军自己退走，这场战事才告结束。这就是所谓“戊寅之役”。在这次战役中清军先后攻陷直隶顺天府的顺义，保定府的博野、庆都、蠡县、深泽、高阳，河间府的献县、青县、任丘等县，真定府的获鹿、莱城、灵寿、元氏等县，顺德府的沙河、南和、平乡、唐山等县。山东兖州府的平阴，东昌府的博平，以及济南府等共七十余城
，“转战二千余里”
，俘虏人口四十六万二千五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六两
。许多城镇惨遭烧杀蹂躏，济南一城被杀者积尸达十三万具
，赵州一城被杀者有名籍可查者二万五千二百余躯，被掠者四千八百余名口
。而清军也有很大损失，左翼统帅岳托及其弟马瞻死于济南。岳托系代善长子，主管兵部，是清王朝代善两红旗的首领。岳托之死对清王朝是一个很大打击。
崇德三年十月，在多尔衮和岳托进入长城之后，皇太极便亲率多铎、济尔哈朗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等部汉军，又集蒙古各部军，趁明山海关外军奉调入援之际，进攻山海关，命济尔哈朗、多铎先行向前屯卫、宁远进发。十一月，多铎兵至中后所，被祖大寿军所包围，多铎“仅以百余骑突阵而出，而军兵折损者过半，被擒者亦多”
。此次皇太极以冒进失败而归。崇德四年二月，皇太极又趁入边清军出边之机，率代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外藩蒙古十三旗兵，进攻松山，明将金国凤死守，复从松山周围攻城二十余日，亦未攻下。四月，出边清军携岳托、马瞻骸骨而还，皇太极与代善很伤心地率军回到了沈阳。为了追究这次失败的责任，五月，处分了多铎，降其王爵。
通过丙子、戊寅之役，皇太极给明朝以很大的军事打击和经济破坏，但明朝山海关外的锦、宁防线却仍然十分牢固，清军虽能深入腹地一千余里，攻城略地，但最后还得退回关外。因此，对清朝来说，无论是要长期确保辽东，或者要进一步入据中原，锦宁势在必取。崇德五年（1640）正月，大凌河之役降清的汉官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等向皇太极陈奏了一篇治国进取大计，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治国之要。当时清王朝已是铁骑如云，进取天下足足有余，必须乘此良机勘定中原。二、进取之计。进取中原有三策：第一是刺心之术，派兵直捣燕京，割据河北。第二是断喉之术，山海关是北京与锦、宁之间的咽喉，直取山海关，则将关外等城置于绝地，可唾手而得。第三是剪枝之术，屯兵广宁，使明兵不得耕种，乘机攻取锦、宁。三、讲和之策。讲和对明有利而对清不利，清朝即使必须讲和，也要先破山海关，使明北京陷于孤立状态，才可进行
。祖可法、张存仁的这些建议本来是许多降清汉官们的一贯主张，像副将高鸿中、游击佟整，生员杨名显、杨誉显都多次有类似建议
，但以前皇太极着眼于收抚蒙古和巩固内部，顾不上考虑这些意见。这时则情况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这些意见，正好为解决这一当务之急提供了重要措施。皇太极决定采纳其中的“剪枝之术”。屯兵关外，先取锦州、宁远。同年二月他命人征用朝鲜水师五千，米一万包，限四月二十五日运至锦州地方的大凌河小凌河口。三月又派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贝勒多铎率兵前往锦州北九十里之义州屯田，修理城堡，逼临锦、宁，使明山海关外不得耕种。五月皇太极更亲至义州，察看屯田筑城情形，并将清军分为两批，每批三个月，轮番屯驻义州，企图对锦州实行围困。这些措施，为清军在松锦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作好了准备。
清军屯驻义州，明廷非常吃惊，即命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御敌。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原为陕西三边总督，长期在陕西镇压农民起义，很得明廷赏识，崇祯十一年（1638）戊寅之役奉调入卫京师。崇祯十二年（1639）春改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到任后对锦、宁防线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从各营中抽出部分兵力，进行团练，提高士卒的战斗力；其次将防守的重点放在山海关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既可以外援宁远、锦州，又可以内援蓟边关内，主要的目的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用以防止清兵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入边。当年十月，清派豪格与多铎袭击锦州宁远，明宁远总兵金国凤战死，洪承畴即行连营节制之法，凡是巡抚、监军、兵备道所属营兵，在城守和作战时，要统一归镇将总兵指挥，以集中事权，互不援助以致作战失利者，各营将领要连坐处分。当时明在辽东的守将在锦州为前锋总兵祖大寿，宁远为团练总兵吴三桂，前屯卫为署分练总兵刘肇基。主兵约六万五千余人，分驻于松、锦、杏、塔、宁、前、中后、中前八城之间。面对清军突然屯驻义州企图对锦州实行包围的局面，洪承畴即调东协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与刘肇基、吴三桂等所部四万人前往松、杏阻击清军。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一日两次战于杏山城北，明军先败后胜，但仍然不能接近锦州。洪承畴看到这一场战争的艰巨性，认为应作长期准备，“先运粮食入城，以固根本，为目前第一要着”
。他便组织军队沿途扎营，将塔山、杏山之粮护送至松山，再由松山护送至锦州，而锦州派兵于中途迎接。经过昼夜不息的运输，至九月初，运至锦州的粮食已足支到次年三月，松山粮食足支到次年二月。明军原计划于九月十日由松山杏山向锦州推进，但清军突于九月九日来攻，双方战于松山城西之黄土岭，明兵损伤很多，但未成败局，清将多尔衮亦退屯义州。双方成对峙局面。当时清军大队屯于义州，前锋驻于锦州西二十里之锦昌堡、大胜堡等处，不时出没于锦州周围，阻击明军于松、杏之间。经过此战，洪承畴看到清军势盛，便向明廷建议，须集兵十五万，存一年粮才能与清再战。
崇德五年十二月，张存仁又上奏皇太极，说清军围锦州不严，建议来年春天攻锦州，不克不止。皇太极立即采纳了张存仁的这个建议，并处分了多尔衮，降其亲王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即派济尔哈朗前去代替。清军即在锦州城外每面立八营，绕营俱掘深壕，壕内又修筑垛口，将锦州团团围住，使内外不得相通，同时又对城内的蒙古人进行策反。锦州守将祖大寿起家辽左，部伍中有相当一部分蒙古人，勇敢善战，攻取多赖其力。当时锦州城中有蒙古两营，一为降夷右营那木气，即清人所说的诺木齐，一为降夷左营桑昂，即清人所说的桑阿儿寨。诺木齐驻锦州东关外城，看到清军环城掘壕，志在必得，受到策反后，遂于崇德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率蒙古兵丁男女幼小六千余人叛降于清。自东关蒙古降清以后，清军对锦州的包围更加严密，这对城内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挫伤。因为当时明朝援军的最大困难是粮饷不继，明朝在辽东的粮饷全靠关内，储于宁远，然后从宁远送于塔山，再经塔山输于松、杏、锦州。自锦州被围以后，洪承畴的援兵每次至杏山、松山，必与清军交战，又不得不再回宁远就食。从崇德六年春，锦州已经完全与外界隔绝，明廷屡促洪承畴出师解围，四月二十五日洪承畴率七总兵与济尔哈朗战于锦州东南十五里之东西石门，互有杀伤，明军“虽未却虏，原系实实血战”
，基本上堵住了清兵南进松杏的企图。这时，根据明清双方的情况，祖大寿从锦州城中传出消息说：“城内粮食足支半年，宜以车营逼之，毋轻战”；洪承畴也认为“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
。但是明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惧怕筹饷的困难，见明军稍有斩获，便认为围可立解，督催洪承畴进兵，洪承畴不得已于七月二十六日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抵松山。
洪承畴率八总兵、步骑共十三万、马四万进到松山后，见清兵屯于锦州东南五里之乳峰山东，即令曹变蛟登乳峰山之西，其他七镇兵结营于松山与乳峰山之间，掘壕，环以木城，骑兵布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其势直逼锦州。清将多尔衮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明兵突然出现在清军面前，火速派人到沈阳报告。八月初六日皇太极得到多尔衮的报告，当即派人告诉多尔衮：若敌人来犯，可相机击之，“不来，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
。初八日又下令，每牛录派兵十名，往援锦州。十一日再次接到多尔衮要求增派援军的报告，遂传檄各路兵马，星夜集于沈阳，决定亲征，并迫朝鲜世子同行。据朝鲜人所见，“时清人与汉兵相持，自春徂夏清国大将三人降，二人战死，汗闻之忧愤呕血，遂悉索沈中人丁”
，“空国而往”。皇太极原拟十一日起行，因流鼻血，暂缓三日，起行三日血方止。当时阿济格与多铎曾建议皇太极：“圣驾徐行，臣当先往”。而皇太极说：“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即当飞去，何可徐行也。”
清军昼夜兼程，六日后（即十九日）到达松山。
时洪承畴急于解锦州之围，将十三万明军密集于松、锦之间。松山距锦州十八里，杏山在松山和塔山之间，相距都是三十里，但洪承畴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却未布置兵力。皇太极到达松山以后，看到了明军的这个弱点，即将自己所率的援军驻于松、杏之间，自乌欣河（即女儿河）南至海，横截大路，将松、杏隔开，切断了松山明军的后路，当日明军发现了皇太极的仪仗出现在松山阵前，军心大为动摇，“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
。二十日、二十一日明军连续出战两日，未能取胜，皇太极估计明军由于缺饷可能于当夜南逃，命令诸军从其营地列阵直到海边，并于杏山、塔山、小凌河口诸要险处设伏，准备邀击明军。当晚，洪承畴集诸将议来日战策，洪说：“虽粮尽被围，宜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幸万一。”但议论未定，“总兵王朴怯甚，已先遁，于是将帅争驰”
，是夜初更，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六总兵率马步兵沿海而逃，奔往杏山、塔山，这正落入皇太极的圈套。清军乘夜追击，明军昏夜不辨方向，“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
。时值涨潮，“自杏山迤南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王朴、吴三桂二十二日逃入杏山，二十六日由杏山逃至宁远，仅以身免。曹变蛟、王廷臣与洪承畴则奔还松山。据清人所记，此役明先后丧亡士卒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失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三十六。“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据朝鲜世子所见，“清人搜杀三日，极其惨酷。而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
明军从松山败遁之后，清军乘胜进围杏山、塔山。自此松、锦、塔、杏四城完全陷于清军重围之中。九月十三日，皇太极闻其所宠宸妃有病，奔回沈阳。并命清军加紧围攻松山、锦州。又派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运红衣大炮助攻松山、锦州。洪承畴在松山屡次突围而不能出，于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城陷被俘。送往沈阳后投降。祖大寿困守锦州，粮尽人相食，闻松山陷亦于三月八日出降。继而塔山、杏山亦陷。塔山城陷时，士民自焚庐舍，无一人投降
。从崇德五年三月开始，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至此结束。
松锦之战是明清之间最大的一次战役，皇太极全力以赴，终于打败了明朝洪承畴的十三万援军，夺取了关外的军事重镇锦州，消灭了明朝北方的军事主力的绝大部分，再加上明末的两个著名的将领洪承畴和祖大寿投降了清朝，从此，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力的部队与清军抗衡了。
皇太极对付明朝的策略，除进行战争而外，还采用议和手段。而明朝由于腐败和虚骄心理作怪，自从袁崇焕被杀以后，上下忌讳与清议和，他们认为皇太极屡次致书提议议和，乃是沿袭金人愚宋之计，下令禁边吏接受与议和有关的片纸只字。明王朝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实无自强之策，对清斗争已完全丧失信心。在戊寅之役时，崇祯皇帝就曾表示过同意杨嗣昌和高起潜与清议和的主张，但当卢象升出而坚决主战以和议为非时，他又突然改变了态度，说：“原来未云抚，抚乃外廷议耳。”
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明军在松山溃败以后，洪承畴和祖大寿被围已陷于绝境，宁前道石凤台也曾派人与清联系，企图通过议和，救出松锦被围明军，但是当辽东巡抚叶廷珪将石凤台的行动上奏明廷时，崇祯皇帝内心虽同意议和，而表面上却仍然装作不许议款，斥责叶廷珪是“漫令道臣误国”，“有失体威”
。后来由于形势更加危险，在大学士谢陞的建议下，崇祯皇帝便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清议和。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派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司务朱济之等九十九人往沈阳执行。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六月初皇太极赐马绍愉宴，致书明朝，提出了两国议和的条件：
一、两国如遇有婚丧大事，须互相遣使庆吊。
二、明朝每年送清国黄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国送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清之叛人（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逃入明境者，须捕送于清。明之叛人逃入清境者，须捕送于明。
四、划定国界，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朝国界，以塔山为清国界。以连山为适中地点，进行互市贸易。
五、自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明界，以东为清界，互相越境妄行者，察出处死。
六、明清双方的尊卑关系，清方并不计较。
皇太极提出的这个条件并不算苛刻，明朝若持积极态度达成协议后，将得到一个喘息机会。但是在马绍愉回北京复命，陈新甲的家僮将其密报当作塘报发付传抄以后，言路纷纷上书攻击议和，崇祯皇帝不敢公开坚持议和的主张，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竟将陈新甲当做替罪羊，把议和责任全推在他一人身上，并下狱议死。这次议和便由此告吹。这是明清交战以来最高级的第一次正式议和，这次议和的失败，对明王朝的影响极大，大大加速了它的灭亡过程。
崇德七年（壬午，1642年）十月至八年五月，清军又进行了一次深入明朝内地的骚扰掠夺战役，史称“壬午之役”。这是皇太极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深入腹地的战争。崇德七年九月，汉军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与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等建议皇太极趁松锦之胜直取北京定鼎中原。皇太极表示反对，他说：“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国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可见此时他认为明朝仍是一根大树，不会马上便倒，他发动壬午之役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的。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派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将士之半，以及外藩蒙古喀喇沁、巴林、札鲁特等部共约八万余骑
，兵分两路，向长城以内进犯。在出发时，他曾特别嘱咐两件事：一、明朝若遣使求和，应该回答他们：“我等奉命来征，惟君命是听，他无所言，尔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谕令班师，方可退兵”。二、如果碰到关内农民起义军，“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如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
。这说明皇太极这时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希望，同时还制定了与农民起义军交好共同打击明朝的政策。十一月五日左翼清军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十一月八日右翼从黄崖口（古北口西段）进入长城。明自松锦之役大败以后，为了防止清兵再次入边，在关内外并建两总督，又在昌平、保定设两总督，在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设六巡抚，在宁远、山海关、蓟镇、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设八总兵，真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这时的明军由于屡次失败，士气低落，已无任何防御能力。清军进入长城以后，如入无人之境，烽火寂然，一昼夜行百余里，因行军过于疲劳，“有牵马而鼾者”
。当警报传来，明朝急忙征调援军时，清军已攻克蓟州，分道南下，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直奔当时的漕运中心山东临清。闰十一月十二日攻下临清，然后兵分五道趋东昌、馆陶。十二月初八陷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半年之内，清军纵横山东、直隶、河南三省，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城，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一十两，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缎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驼马骡牛驴羊五十五万一千三百，其他财物无数
。直至崇德八年（1643）五月才陆续从墙子岭出关而归。
这次清军入边，对内地再次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如蓟州，“全城被屠”
，霸州、文安“士民屠僇殆半”
，在临清“盘踞十六日，杀掳百姓几尽”
。因而在许多地方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皇太极本来计划要与农民军交好，但结果在海州却遇到了农民军袁时中部的坚决抵抗。不过通过这次入边，清军探清了明王朝内部灾荒频仍，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