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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不仅在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统一，而且在经济上也处于大发展的变革之中。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农业有明显的发展。首先耕地面积扩大了。赫图阿拉附近“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
。攻灭哈达后，努尔哈赤在其地大力开垦耕地，“群驱耕牧，罄垦猛酋旧地”
。万历三十三年明朝撤出宽甸六堡后，努尔哈赤在这块延袤八百里的膏腴地区，种植庄稼
。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还派五百余人进入汉区汛河、刘家、孤山等地扩耕，虽屡为明官驱逐，但倏去复来，坚持耕种
。农作物品种也很齐全，“旱田诸种无不有之”
，不仅有小麦，而且有高粱，后者一直是东北的著名作物。还种植山稻，兵士常带炒米，作为行军用粮。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布告国中，开始养蚕，播种棉花，产量提高得很快。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
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不可能下种量与收获量达到一比八九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满族农业生产量确实提高了。从当时满语中关系农业生产词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情况，也可以推想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例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
头，都有专称。
传统的渔猎、采集生产继续发展。万历十六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这里提到的都是满族传统的渔猎和采集生产。
畜牧业已相当兴旺。如申忠一就见到努尔哈赤辖区，家家都养鸡、猪、鹅、鸭、羊、犬等
。天命四年（1619）朝鲜人李民
也说后金，“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
在手工业中，开采、冶炼和铸造业的发展很是突出。万历二十三年朝鲜通事河世国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建州开始大规模炒铁和开采金银矿
。这更加促进了铁制农具和兵器的制造。据记载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征乌拉时，“盔甲鲜明”；万历四十一年征叶赫，所统四万军率“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
。这些记载，虽不免夸张，但足以说明满族当时已经有了专业的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接管了明朝在当地的铁矿、冶铁设备和大批“炒铁军”，更使满族的制铁业有了新的发展，天命八年四月试验焊接技术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此外，如造船、煮盐等业也有所发展。天命元年七月，努尔哈赤曾派六百人在兀尔简河发源处密林中，造船二百艘
。食盐向来是满洲缺少之物，努尔哈赤为解决此问题，于天命五年（1620）六月开始在海边煮盐
，10月命每牛录各派四人前往搬取。
在农业、渔猎、采集和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随之繁盛。贸易的地区在逐渐扩大。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后，即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
，用女真传统的人参、貂皮等物品来换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匹、绸缎等生活用品，同时他还派人到海西、哈达和乌拉部去收买貂皮和海珠，然后在抚顺马市上转卖
。天命元年他甚至派三十人到黑龙江边三十六村去购买貂皮
。贸易的规模也很大。以抚顺马市为例，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曾声言有三千人赴抚顺马市
。这虽是他袭击抚顺的计策，但明朝方面却信以为真，并不怀疑，可见平时参加贸易的人数也不比努尔哈赤这次说的少。怪不得明朝人要说仅抚顺一市，努尔哈赤就可“岁市貂、参，利不下数万”金了
。这时还改进了人参的保管技术。“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怕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指努尔哈赤）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
。这表明，在人参大量进入市场的情况下，能否妥善地保管，是增强商品竞争力，获取更大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此种技术的产生，恰恰说明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铸币也开始了。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铸天命通宝钱”
，并在辖区内通行。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努尔哈赤时期旧有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加不符合客观情况，奴隶的反抗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都是有势力的奴隶主。而杀害觉昌安、塔克世的恰恰是他们家中的奴隶尼堪外兰。依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扶植，尼堪外兰甚至还要做建州的首领，还要压迫努尔哈赤往附
属下，奴隶背叛主人说明这时旧有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种奴隶制的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其首领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
。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
。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必须对旧有的剥削方式进行某些改变，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满族的先人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制的金朝（1115—1234），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虽然辽在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他们还是比较熟习的，他们建立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有优于其他民族的方便之处。
满族向封建制过渡还具有优越的外部条件。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来看，与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族介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比较密切，因此，满族进入封建社会，是较为顺利的。
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比以前更为加强。不仅传统的朝贡、马市等联系方式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两族还在宽甸六堡长期杂居。在宽甸六堡移建之前，这一带是女真“射猎之区”，汉族和女真族已经杂居。移建之后，更多的汉族农民和商人相随而来，这就出现了宽甸六堡周围满汉进一步杂居的局面。两族民众通过不断的交往，彼此间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感情也逐渐调融，所谓“宽奠新疆居民六万余口逼奴酋穴住种，参貂市易渐狎”
，正是说的这种情况。万历三十三年，李成梁等辽东官员强迫汉族民众内迁，“居民安土重迁，几至激变”，于是命参将韩宗功“率军数千人焚其室驱之”，许多汉族居民被迫迁走。但是“凡壮勇之人（壮劳力）皆逃入建州，腴地遂为建州所得”
。壮勇之人既然逃入建州，其生产技术一定也同时带了进去，腴地既为建州所得，其生产方式也一定产生影响。不同民族长期杂居，必然促进上层建筑的调融，这是无可怀疑的。从六堡移驻到所谓弃地，中间凡三十三年，再到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又经过十二年，这四十五年的满汉杂居，虽然人数比例悬殊，但年代很长，他们相互之间的生产、生活交流联系之久，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努尔哈赤在上述前提下，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满族逐渐建立起新的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这在女真统一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史载万历十六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
。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
。这些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 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不同。
同时努尔哈赤还建立屯田制，实行劳役地租。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申忠一在建州就发现“奴酋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开始于空地耕种
。两年之后，他又重申，每一牛录出十丁四牛耕种空地，收获粮谷，充实仓库
。显然，这种屯田制是以牛录的组织为基础单位，要求出丁出牛，在空地上耕种，全部收获作为课赋——劳役地租。至于牛录的其他丁壮则在本牛录分得的土地上从事耕种，自己食用，即所谓家田。这样，满族民众即诸申就被束缚于土地上，为封建政权提供劳役，成为依附农民，而八旗的各级额真则成为大小封建主。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面对该地封建经济已高度发展的条件，继续实行封建制。天命三年（1618），后金攻占抚顺，对于降附的一千户汉民，没有把他们降为奴仆即阿哈，而是“仍依明制”，并给以田庐、牛马、农粮等，令降金的明游击李永芳管辖
。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他又颁布“计丁授田”令，将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弃的土地三十万日（一日合田六亩）收归后金所有，分给满族人丁耕种。每丁种粮五日，种棉一日，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服差役
。这里，所谓“计丁授田”制，其土地所有权归后金政权所有，整个土地分为官田和份地两种。满族人丁要在官田上为后金政权提供无偿劳役，而份地则可经营自己的经济。这和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前，所实行的“牛录屯田”一样，也是一种封建劳役地租形式。不过，这种办法具体实行起来困难不小，因而不久便改为征收实物，每三丁一年征收粮二石
。具体办法虽有改变，但赋役征收还是以授田的人丁为基础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努尔哈赤发布“计丁授田”命令前不久，他还在明朝弃地上设立八贝勒拖克索，由拨什库管理
。拖克索就是汉语的田庄，《清文鉴》译为庄屯，早见于朝鲜记载。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达“按丁编庄”的命令：“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为贡赋的东西，八十日是自己食用的东西……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下，每备御给一庄。”
此种田庄的土地分为纳粮和自食两部分。十三丁占有自食的土地八十日，这和“计丁授田”下一丁授田六日差不多，但二十日纳粮却比以前的剥削重了四五倍。虽然如此，它仍是劳役地租，直接劳动者的身份也仍是封建依附农民。
总之，努尔哈赤采取的“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等封建化措施，使满族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但是，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成为整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仍存在旧制度的残余，存在着和平民身份不同的奴仆。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
。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即汉语之奴仆。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仆身份依然同时存在。直至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十月，仍可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
的记载。
这种奴仆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获。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遽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千，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拉，乌拉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
；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
；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
。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份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 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同时存在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
不过，奴仆尽管存在，但它不是当时整个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者，它主要用于为贵族生活服务的部门，因而这时满族社会已进入封建制是确定无疑的了。
伴随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后金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度，它在社会生活中愈益显示其作用。
八旗中等级是鲜明的。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其子侄作为他的代表，分统八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和硕为满语hoso的对音，是角的意思。他们是每一旗的所有者，也是最高管理人。每旗的固山额真是管理本旗事务的最高官员，其左右立梅勒额真，作为副手。以下依次为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以下又设二代子（daise）汉语副职，或代理，后取消，四章京（janggin，办事员），四村领催。三百男丁分编四达旦（tatan，汉语住处，窝铺，后取消，相当于班），由章京分领
。等级森严，上下有序。
同时，努尔哈赤还设立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鞠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
。这就是说，凡是遇有军国大事或刑事案件，都堂先审理，然后上达五大臣，五大臣复核后再上报诸贝勒，最后由努尔哈赤定夺。而努尔哈赤则五日一朝，听取汇报，发布指示，下达命令。这种行政和司法程序清楚地显现出封建等级制的特点。
后金的等级制受汉族封建制影响颇大。天命五年努尔哈赤袭用明朝军职名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但这些是作为爵位而加授的。总兵官为第一等，内又分三级，从副将至游击，每一等也都分三级。牛录额真都改为备御，下设四员千总
。名称的改变标志着满族封建化的加深。
封建等级制在后金社会多次显示其作用。天命四年，后金军攻占明朝开原城以后，就是分八等进行庆功赏赐的：“第一等，管辖众人的额真诸大臣各银二百两、金五两；第二等，固山额真诸大臣各银百两，金二两；第三等，大臣一级各银三十两；第四等，大臣二级各银十五两；第五等，大臣三级各银十两；第六等，大臣四级各银五两；第七等，牛录额真各银三两；第八等，巴牙喇的小旗额真和牛录章京各银二两”
。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攻下辽阳后的庆功赏赐，分的等级甚至更细。从总兵官、副将、参将加游击、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员，直至披甲士兵和村领催都按等级领赏
。应该指出的是，这两次颁赏虽然发生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数年内，但如果没有多年实行等级制的习惯基础，也决不会在政权建立后的五六年就执行得这样细密顺利。
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总要在思想领域内得到反映。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族社会，封建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宣扬“天命”、鼓吹“君权神授”，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维护封建贵族利益，强化对人民控制的思想武器。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对后金诸大臣说：“天任命汗，汗任命诸大臣。”
第二年，当后金政权建立时，他被群臣尊为“天任命的抚育诸国的英明汗”，并建元天命
。天命三年，他在训谕中说：“人君即天之子也，贝勒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贝勒诸臣之子也。”
在后金封建统治集团看来，天是有意志的，它是人间万物的主宰，而努尔哈赤则是代表天意行事的，理应掌握一切权力，凌驾于臣民之上。同时八旗的各级额真，各级官吏则是奉天承运的努尔哈赤任命的，所以民众也要听从指挥，服服帖帖。显然，这是把封建君主——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和封建政权神圣化，以便欺骗和愚弄民众忍受封建统治，以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它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封建理论。
体恤民情，注重掌握统治和剥削民众要有限度的“民本”思想也出现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甲申岁（1584年，万历十二年）五月一夜，有贼逼近，太祖“以刀背击其首，昏绝于地，遂缚之。有兄弟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太祖曰：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不如释之为便”
。奴隶社会的掠夺行动是常见的，自己被掠转而掠夺旁人以取偿，更是数见不鲜。努尔哈赤这里害怕自己粮食被掠，联想到部属逃散，并不想掠夺旁人以取偿，这就不是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反映了。类似上述以民生为念，关心下层民众生活的思想和行为在努尔哈赤身上多有体现。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移赫图阿拉，“筑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犒劳夫役”
。万历三十三年三月在赫图阿拉城外复筑大郭，“宰牛羊犒赏工役五次”。天命元年努尔哈赤还说：“筑城之夫最苦，可赐牛以劳之。”
看到筑城夫役劳动很苦，就杀牛宰羊予以犒劳，这种“善政”虽然是为了维持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更好地榨取他们的血汗，但是比起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毕竟是一种进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本思想的范围也把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仆包括在内。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太祖（努尔哈赤）查本国寒苦旷夫（无妻男子）千余皆给配（选择女子作其配偶）。中有未得者，发库财与之，令其自娶。于是民皆大悦”
。天命三年十月，东北虎尔哈部首领八人归附，拨给他们每人奴仆二十人，《满文老档》作“给供使役的阿哈（奴仆）各十对”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都作“男妇二十口”
。说明奴仆都有配偶。显然，这种配偶是主人为他们选定的。这种关心到奴仆家庭生活的思想，它只能属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范畴。
封建主义民本思想不是努尔哈赤偶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变化的一种反映，不会是他个人所独有。虽然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它缓和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