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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东北女真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万历初年，海西女真哈达部势力曾一度强盛，“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南尽清河、建州，北尽逞、仰，延袤几千里”
。但是其首领王台不善于治理，他生前内部就不稳定，因而王台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以后，该部马上陷于纷争之中。位居开原北关的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逞加奴、仰加奴趁机进攻哈达。明朝统治集团害怕叶赫部强大对自己不利，遂出兵支持哈达，并于万历十一年（1583）击杀逞加奴和仰加奴二人。但这二人的儿子卜寨和纳林卜录继续和哈达争斗不已。同时，哈达本身也被王台的子孙弄得四分五裂。建州女真这时亦因混战而分成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和长白山等部，其中各部又各分为若干小部落。当时的女真地区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这种状况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史载，当时人人自危，“凡有出入，必佩持弓矢，以避相侵害、抢掠之患”
。人们到处逃亡，田地荒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商业贸易也经常被迫中断，“今贡市绝而江夷道塞”
。海西女真哈达部甚至出现“人皆无食……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的悲惨情况
。恩格斯指出，割据所造成的“疆土分裂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
。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人为的分裂、割据状态，经济文化才能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这时的明王朝已经腐朽，无力整顿东北地区混乱的局面，统一女真的历史任务，落到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身上。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出生在明朝建州左卫一个奴隶主的家庭里。其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朝人称之为叫场和塔失）和明朝的关系很密切。觉昌安担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的职务，不仅经常带领属下前往抚顺马市和汉人贸易，而且万历二年（1574）还协助明总兵官李成梁，攻灭了侵扰辽东的另一女真首领王杲。
努尔哈赤受其先辈的影响，和明朝来往也很频繁。早在幼年时期，他就被父亲送往明将李成梁家“侍候”
。在那里，他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演义》和《水浒》，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年长后回到建州，因继母虐待，19岁就分家自立。为了生活的需要，他时常上山采集人参、松子，并拿到抚顺马市上去出售。艰苦的生活磨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由于和汉族民众的接触，也使他对明朝社会的状况及民众生活的困苦有了较多的了解。
王杲死后，其子阿台思为报父仇，继续与明朝为敌。明万历十一年觉昌安和塔克世引导明朝军队进攻阿台。在激烈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世为明军误杀。明政府为此给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
，封他为指挥使。努尔哈赤遂将其父祖被害的责任归咎于建州女真另一个首领尼堪外兰身上，打出为父祖报仇的旗号，于1583年5月，以塔克世“遗甲十三副”，数十兵卒，向尼堪外兰占据的图伦城发起进攻，尼堪外兰弃城出逃。这不仅是努尔哈赤独立行动的开始，也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开始进行统一女真活动时，力量微弱，没有被其他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但是他采用“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努力争取明朝的支持，避免与明朝发生冲突，在1583—1619年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内，经过了三个阶段，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首先致力于建州本部的统一。他先后攻占了苏克苏浒部的萨尔浒城和浑河部的兆嘉城。万历十二年（1584）经过激烈的战斗，又占领了董鄂部的翁科洛城。万历十三年（1585）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挫败了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八百人的进攻，声威始壮。万历十四年（1586）他攻克了贝珲城，降服了浑河部。然后挥军进攻鄂勒珲城，战斗中，努尔哈赤受箭伤三十处，仍然奋勇不退，取其城，后杀死仇人尼堪外兰，苏克苏浒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接着在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又征服了哲陈部。万历十六年（1588）董鄂部首领何和里率部归顺。同年，完颜部亦被征服。这样，努尔哈赤用五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五部，形成一个稳固的势力，“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这是统一女真的第一个阶段，是努尔哈赤兴起的阶段。
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使海西部大为恐慌。万历十九年（1591）海西叶赫部首领纳林卜录派人向努尔哈赤要求划出一个城给他，遭到拒绝，双方关系开始紧张。叶赫见努尔哈赤不顺从，遂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等九部，出兵三万，向努尔哈赤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强敌压境实力悬殊的险恶形势下，努尔哈赤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状况，认为“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以胜矣”
。他集中兵力在古勒山据险布阵，以逸待劳，抓住有利时机发动进攻。在其打击下，联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努尔哈赤乘胜追击，活捉了乌拉部首领满泰之弟布占泰，缴获三千匹马和大批其他物资。古勒山之役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它严重地削弱了海西女真的力量，标志着努尔哈赤已成为女真各部中的一支强大的势力。
随后努尔哈赤开始向边远地区进军。他遣军征服了朱舍里部和讷殷部。而长白山鸭绿江部早在1591年就已被努尔哈赤降服了，于是建州部统一遂告完成。这以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之子褚英领军攻打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的安褚拉库路（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和内河路（松花江上游）。第二年，东海女真的虎尔哈路酋长王格、张格前来降附，“贡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每岁朝谒”
。努尔哈赤的势力逐步向黑龙江流域扩展。
古勒山战役之后，海西女真叶赫部和哈达部为争夺霸权又陷入纷争之中。哈达抵挡不住叶赫的进攻，就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趁机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吞并了哈达，“奴酋（指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
。这是统一女真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的阶段。
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加紧对海西女真的征服。万历三十五年（1607）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一带）首领策穆德黑，为了摆脱乌拉部的控制，自愿归顺努尔哈赤。于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子褚英就带领军队前去迎接策穆德黑的部属。在回归途中，遭到被努尔哈赤释放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截击，双方在乌碣岩展开激烈的战斗，乌拉军大败，损失士兵三千余人、马五千匹和甲三千副。同年，努尔哈赤趁辉发内部动乱之际，发兵将之攻灭。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再次率军进攻乌拉。布占泰面临生死存亡，领兵三万拼命抵抗，“两军之矢如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杀气冲天”
，但布占泰终于战败，只身逃往叶赫，乌拉遂亡。这样，海西女真仅剩叶赫部还在依仗明朝的支持与努尔哈赤对抗。
在与海西女真激烈争夺的同时，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的征伐也在步步加紧。万历三十七年（1609）攻取兴凯湖以东瑚叶河畔（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刀毕河）的滹野路。万历三十八年（1610）招抚渥集部之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在绥芬河流域及乌苏里江上游，明双城卫、速平江卫）。万历三十九年（1611）夺取渥集部之乌尔古宸（今俄罗斯比金河一带）、穆棱（今穆棱河流域）二路。万历四十二年（1614），努尔哈赤派军征服雅揽（明牙鲁卫）、西临（今俄罗斯苏袒赫河一带，明薛列路卫，又作失里卫）二路。万历四十三年（1615），攻占渥集部东额黑库伦城（今俄罗斯纳赫塔赫河地方）。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命大臣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两千征讨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行至兀尔筒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以后渡黑龙江，取萨哈连十一寨
，同年，还招服了阴达珲塔库喇喇（即使犬部，今抚远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诺罗（今挠力河附近）、石喇忻（今七显河一带）等三路。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的军队又攻占库页岛及附近岛屿。至此，散居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东海女真大部分已被统一起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力量进一步强大的条件下，兵分两路大举进攻叶赫。经过一番激战，叶赫败亡。海西女真全部统一于努尔哈赤的麾下。这样，“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至此，女真统一的第三个阶段——统一完成阶段便宣告结束。
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虽然是为扩大新兴的女真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适应了当时社会要求统一的需要，这是他能完成统一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努尔哈赤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女真的统一。
实行征讨招抚并用的政策是统一事业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征服外，十分注意采用招抚的办法。凡是率部归顺的首领，总要委以重任，给予奖赏。如万历十六年，建州女真苏完部长索尔果率部归附努尔哈赤，其子费英东因此被任命为大臣，努尔哈赤还将自己的孙女嫁他为妻。同年，位居佟家江流域的董鄂部，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其部长何和里亦率本部前来归顺。努尔哈赤大喜过望，特以长女嫁彼为妻，授为大臣。天命三年（1618），东海女真呼尔哈部长纳哈答率百户来降，努尔哈赤要他们分成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给愿留下的八名头目每人男女仆人二十名、马十匹、牛十头，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样一来，原先愿意走的也不走了，他们并且捎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
。努尔哈赤实行的招抚政策大大减少了统一的阻力，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运用灵活的策略，处理好与明朝的关系，也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得以实现的要素之一。明朝封建统治集团对东北少数民族历来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是不会允许的。对此，努尔哈赤竭力维护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履行作为地方官应尽的职责，争取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他执行明政府的指令，不仅陆续把其部属掠夺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明廷，而且还为捍卫明朝疆域的安宁而尽力。万历十六年女真部的一个小头目克五十率其属下抢掠柴河堡，射杀明军指挥刘斧。努尔哈赤接到明朝要他消灭克五十的命令后，立即部署对他们的围剿，杀死了克五十，将其首级献给了明政府
。同时，当明朝举行军事行动时，努尔哈赤还主动请战。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占据不少地方。朝鲜国王向明朝要求援助。明政府准备征调军队赴朝鲜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努尔哈赤特地派遣部下，借到北京朝贡的机会，请求明朝准许建州的军队去朝鲜，和明军协同作战
。此事虽未获明廷批准，但也显示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忠诚。
此外，努尔哈赤还按照明政府的规定，经常派遣部下到北京进贡。其中，他本人还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
、万历二十六年
、万历二十九年
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
四次亲赴北京朝贡，每次都受到明政府的款待。
努尔哈赤的忠顺和在捍卫边境安宁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使明政府多次提升他的职务。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晋升为都督佥事
，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被封为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争取明政府信赖和支持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不仅使他有了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在与海西和东海女真的斗争中处于优势，而且也使明政府在他起兵着手进行统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感到威胁，甚至还误以为其力量的增长对稳定辽东局势是有利的，因而没有公开阻止努尔哈赤的统一行动。
但是，后来努尔哈赤势力的膨胀还是引起了明政府的疑惧，于是明政府开始限制他的行动了。面临这种形势，努尔哈赤又采用了巧妙的“倏顺倏逆”、“乍吐乍吞”的策略，以避免与明政府发生公开冲突，尽量减少统一的阻力。这在围绕海西女真哈达部的存亡上表现得很突出。当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统兵攻占哈达城，生擒其首领孟格布禄，并将他杀死时，就引起明政府极大的不满。明政府害怕努尔哈赤并吞哈达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强令努尔哈赤使哈达“复国”。在高压和威胁面前，努尔哈赤先是“退避三舍”，以迷惑明政府。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儿户代为妻，并送其回哈达。但后来又趁明朝不备和哈达发生饥荒之机，将“复国”的哈达灭掉了。努尔哈赤对付明政府的这种“倏顺倏逆”的策略，在万历四十一年还有典型的一例。这一年努尔哈赤纠结蒙古宰赛等二十四营，屯兵于辽东清河，准备骚扰明朝辽东地区。明朝见努尔哈赤来势凶猛，急忙征调蓟镇军队五千余人赴援，又下令停止与努尔哈赤的马市贸易。努尔哈赤见明朝真的要动武，又狡猾地采取退让的策略，曾“请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抚顺关为质……示无鲠中朝”。明朝果然中计，放松了戒备，努尔哈赤又趁机向明朝支持的叶赫部发动袭击，“严兵围烧金、白十九寨”
。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了明朝后期朝政腐败，上下姑息的弊端，使明政府陷入举棋不定的窘地。努尔哈赤遂排除了明政府的阻挠，实现了统一女真的宏图。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成功对于以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实现了女真族自金朝以后的又一次全民族统一，这就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标志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形成。在统一之前，女真各部之间虽也互相通婚或交换物产，但更多的是相互仇杀，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统一使女真民族突破了这种状态。就在他进行统一的初期，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和叛逃，就把归附的人全部迁到自己的住地周围，加以编排。万历十六年对苏完部和董鄂部的一部分、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斐优城、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越来越多，介于归附者与努尔哈赤住地之间的部族也被统一过来了，也没有必要再集中了。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归附）和东海萨连部（1616年归附）等就是这样。集中居住，进行编排，为扩大民族中融合、密切关系提供了条件。统一组织，统一生活和生产，从而使民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满族人民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它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就为实现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最后，女真的统一也加强了东北地区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这对巩固边疆，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在进行统一女真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战斗力，并便于管理，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
满洲旧俗，凡出猎行围，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旗寨而行，每人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管率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牛录，汉语是大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可见牛录额真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归顺的人日益增多，但还没有统一的组织，于是就将上述旧有的制度加以改造，于万历二十九年把原来的十人为一单位扩大成三百人为一单位，称牛录，立一牛录额真（后来叫佐领），旗分黄、白、红、蓝四色。到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势力更为壮大，就确立了八旗制度，每三百丁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之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设一固山额真（后之都统），固山额真左右置梅勒额真（即后来的副都统），将原来旗帜的周围镶上一道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从而形成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简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色旗称镶边黄旗，简称镶黄旗，俗称厢黄旗。其他三色也一样，合起来称为八旗。
八旗制是满族“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将满族全部人口都编入了八旗之内。牛录是最基层的单位，而固山则是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以后即使人口增加了也不添旗，基层单位也不变动；为适应变化的情况，只将中间单位——甲喇（即参领）的数目加以调整。每旗的参领数目可以增加到八、九、十个。旗民在各级额真统辖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
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每个满族壮丁都有出征作战的义务。
这时，满族对义务的负担和权利的分配都以八旗为单位。凡有任务就由八个单位（旗）分担，八旗再分别往所属的参领分派，最后则落在最基层单位——牛录（佐领）之上。从要人、要马、要钱乃至要人参和狐皮，都是平均负担。所以史称“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
，一切权利也按八旗平分。土地按八旗平分，抢来的人口、钱财和牲畜同样要按八份分。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是满洲历来的习惯。
八旗制度是在氏族联盟制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努尔哈赤是高踞于八旗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八旗的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及孙辈等宗室贵族担任。从努尔哈赤到旗主、参领以至佐领、一般民众，形成了阶梯式的等级统治，所以这是具有封建性质的一种政治制度，同时还有氏族残余和畜奴成分。
八旗制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整体。这不但巩固了女真统一事业的成果，而且还消除了各部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广大满族民众统一在八旗之下进行生产和战事，发展了社会经济，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为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基础。
满文的创制在努尔哈赤兴起中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
历史上，女真族在金代曾仿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那时，此种文字在金统治区域内广泛使用。但是，随着金朝灭亡和元朝建立，蒙古文字在女真地区逐渐流行起来，而女真文却反而衰落下去。明朝中叶以后，女真人一般使用蒙古文字。如正统九年（1444），明玄城卫指挥、女真人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在奏文中说：“‘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
达达字，即蒙古文字。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这种状况仍在继续，“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
说女真语，用蒙古文，对巩固和发展女真各部的政治经济联系，发展社会生产是极不利的。为此，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满族自己的文字。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任用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从事这件事。开始这两人有畏难情绪，努尔哈赤遂和他们一起确定了制字的原则，努尔哈赤说：“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就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语语音，创制了满文。从此，满族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
但是，这种文字在女真地区推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由于蒙、满语音有差别，借用的蒙古文字母不能完整地表达满族语言，因而往往造成“上下字雷同无别”，“人名、地名必致错误”
的现象，于是明崇祯五年（1632），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加以改进，将借用的蒙古字母加上“圈”或“点”，区别了原来容易混淆的语言。经过达海改造的满文称为“有圈点的满文”或新满文。而原来的满文则相应地被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这样，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个时期三十三年的创制、推行和改进，满族终于建立起了能够准确表达自己思想和意志的文字，从而为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努尔哈赤利用满文书写历史，记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件，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满文老档》。满文创制后不久，努尔哈赤即建立了档案制度，不仅有专门记述他本人言行的档子，各旗也都有记述本旗事务的档子。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又继续派人进行这一工作。于是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满文老档》。它是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两种字体书写的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朝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明崇祯九年（1636），共一百八十册。按月日记事，内容涉及军国大政、宫廷生活及社会情况等。早期的满文著述除《满文老档》外，还有《满洲实录》等。
满文的创制也促进了满族学校教育的发展。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巴克什
，以钟堆、博布赫、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等八人为之，并要他们对入学的八旗青少年“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
。明崇祯四年（1631），其子皇太极更令诸贝勒大臣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全要入学读书。
学校的创兴和发展为满族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还逐步建立起政权机构。明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即烟筒山）下的南岗，“筑城三层，启建楼台”
，修筑费阿拉城，建立根据地。同时“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
不许女真民众“犯上作乱”，不许侵犯满洲贵族的私有财产，至此国家政权的雏形已经产生。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由费阿拉迁到赫图阿拉（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居住。经过女真夫役的多次营建，赫图阿拉城已初见规模，“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城外有“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
。显然它已成为努尔哈赤辖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这样努尔哈赤就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脱离了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开始了和明朝对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