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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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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相符者，便信手拈来、轻车熟路，可以不受八纲、脏腑、卫气营血、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在重复张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不失为准确运用经方获取高效的一条捷径。
这就要求背诵原文。江老晚年，把他学习张仲景著作的心得体会浓缩成为16个字，即“读书与临证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江老能背诵《伤寒杂病论》原文，晚年虽背不全，但仍能背诵有方证的条文。他对原文的关键字句，仔细推敲，前后对照，彼此互勘；并结合临床，细心体察。他强调要在“细”字上下功夫，切忌粗枝大叶，顺口读过。
近几年，我先后问过几位中医研究生，蛔厥是什么病？有人答是吐蛔、厥逆；有人答是胆道蛔虫病。他们都没有看过江老的著述。
让我们先看一看蛔厥的出处。
《伤寒论》辨厥阴病第338条载：“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江老说，这个蛔厥证，古今不少医家都被“蛔厥”二字印定了眼目。以为蛔厥者，顾名思义，蛔虫所致之厥逆也。如喻嘉言说：“蛔厥则时厥时烦。”程知说：“蛔厥者，手足冷而吐蛔。”近人则多以腹痛、吐蛔、厥逆作解，或与胆道蛔虫病画等号。江老曾见数例蛔厥，患者既不腹痛吐蛔，也不厥逆，却与上条所描绘的“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的特征性证候完全符合。
如患儿江某，女，1岁半，麻疹靥后阵阵心烦。初以为麻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剂无效，而烦躁亦频。患儿每见家人进餐（甚至闻碗筷响动声）即索食；甫入口，烦躁顿作，摔碗抛匙，不容制止。江老踌躇几天，不解其故。一日，又亲见患儿坐在床上，嬉戏自如。其母偶予桃片糕一片，刚入口便尖声呼叫，揭帽脱袜，爬下床来。江老欲观察其究竟，便示意其母勿止之。但见患儿沿地辗转、滚爬呼叫，大约1分钟才安静如常。江老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蛔厥吗！为什么会恍然大悟？乃因当时的情景激活了大脑的内存，“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于是方证对应，予乌梅丸去桂枝、附子、干姜、细辛，加使君子、鹤虱、槟榔等驱虫药。服一剂，第二天早晨，大便下如污泥，中有蛲虫无数，或死或活。从此不再得食而烦躁。
又如住院患儿王某，男，5岁，也是麻疹靥后阵阵心烦，须臾复止。烦时咬人，还自咬手指手背，双手感染化脓。西医诊断为“麻后脑病”，治疗十余天无效。江老亦断为蛔厥，方证相应，投以乌梅丸加减几剂，连日下蛔虫数十条，烦躁乃止。
江老晚年曾多次感叹，每忆蛔厥治验，未尝不遥想张仲景当年，若非亲眼目睹蛔厥的临床特征，如何能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精细入微！而后人重复张仲景当年的治疗实践，果然获得高效，不亦乐乎！
谁说中医不能重复？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1981年秋，我奉命协助江老撰写参加南阳会议的论文。江老口述的第一则医案就是蛔厥案。口述其治疗经过之后，江老意犹未尽，归纳了三点。
第一，要背诵原文，忠于原文。
江老说，蛔厥证出于《伤寒论》第338条，本条原为“脏厥”与蛔厥的鉴别诊断。脏厥的症征是“脉微而厥……躁无暂安时”，为阴寒内盛、阳气欲绝的险证；蛔厥的症征为“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为上热中寒、寒热错杂之证，有虫患。名曰蛔厥，却未言厥逆，是因为厥逆并不是蛔厥的独特症征，亦不是必然出现，此与脏厥的通体厥逆毫无鉴别意义。
江老强调，张仲景描绘的蛔厥的独特症征，与他亲眼目睹的完全一样，说明张仲景原文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从临床中来，都具有准确而深刻的含义。所以我们读原文时，不可顺口读过，浅尝辄止，就像俗话说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省疾识证，岂可浮光掠影，马虎草率，就如张仲景批评的，“相对斯须，便处汤药”。
江老还说，第一案的女患儿原是蛲虫为患，可见蛔厥的虫患不只蛔虫一种。若非亲眼目睹，怎能有此发现？联想到日本多数学者，不管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都主张结合临床研究《伤寒论》，主张把《伤寒论》与病人结合起来研究。若为研究而研究，纸上谈兵，则毫无价值。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要正确对待后世的新见解。
后世医家诠释蛔厥，从病因（虫患）、病机（上热中寒，寒热错杂）着眼，推测其可能出现腹痛、吐蛔、厥逆等症，是出新之处。近人用乌梅丸加减治疗胆道蛔虫病，可收安蛔驱蛔之良效，此亦源于张仲景而扩充之、发展之，引申触长之，可师可法。
不过应当明确，发展归发展，经典归经典。不晓此趣者，难免“数典忘祖”之讥。
第三，不可一见“厥”字便以为手足逆冷。
张仲景创造性地发展了《内经》的厥证学说，把厥证总结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伤寒论》第337条）。江老认为，张仲景所定义的“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乃是一切厥证的总病机；而“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是指寒厥与热厥的共同症征，而不是指一切厥证都会出现手足逆冷。例如，以气机逆乱、突然昏倒为主症的厥证，包括气、血、痰、食、暑厥等，就不是一定出现手足逆冷。
江老进一步概括出“厥”的涵义，一指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二指肢体或手足逆冷。这样理解，就执住了牛耳。但还不能把诸般厥证的症征囊括无遗，而必须具体厥证具体分析，掌握其独具的症征，方能遣选针对性强的高效方药。若一见“厥”字便望文生义，而意会为必然逆冷或昏仆者，去道远矣！
江老的蛔厥案介绍完毕，我还要多说几句。乌梅丸寒热、刚柔、补泻并用，泻厥阴、和少阳、护阳明，属于整体性调节，因而适应范围广，运用机会多。古今医家治验多多，然而径用乌梅丸速愈“正宗”蛔厥的典型医案，迄今为止仅有江老的两例，因而弥足珍贵。
下面简介江老用真武汤速愈心悸欲落。
大家知道，《伤寒论》真武汤方证原文有两条。第82条载：“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
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第316条载：“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古今医家一致认为，真武汤方证之基本病机为阳虚水泛——肾阳虚衰，水邪泛滥。
但江老1971年在峨边县治疗一例心悸欲落（西医诊断为阵发性心动过速）患者，彝族妇女，28岁，既无发热恶寒之表证，又未犯发汗太过伤肾阳之诫，唯觉阵阵心悸欲落，发病时全身震颤，不能自已，卧床月余。入院后，经西医治疗数日无效。
一日夜半，心悸大作，家人急呼抢救。恰逢江老下放在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火速赶至病房。见患者蜷卧床上，厚覆被褥，全身颤抖，抖得床栏也摇摇晃晃。询之，自觉不畏寒。江老思考片刻，脑海中浮现真武汤方证的特殊症征，“心下悸，头眩，身
动，振振欲擗地”。于是遵照方证对应原则，信手拈来真武汤加龙骨、牡蛎，当夜连服两次，震颤停止。守方数剂，心悸、震颤未尝发作。
如果恪守真武汤方证的基本病机，阳虚水泛，而不是按照方证对应原则，有是证用是方，如何遣选真武汤？
如果不用真武汤，用什么方？疗效又如何？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是每一条都是捷径。此证用真武汤获得高效，用其他方就不一定获得高效，不是吗？
我下面还要说一些题外话。据说几年前，在一次全国性的经方学术研讨会议上，有一位特邀专家做了关于真武汤方证的专题学术报告。报告完毕，有一位听众提问说：“真武汤方证后注说，‘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为半斤’。请问真武汤去了附子，还叫真武汤吗？”
据说特邀专家被难住了。
大家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好吧，暂时没有考虑好，我先来回答，供大家参考。我认为还叫真武汤。
为什么呢？因为附子不是真武汤的君药。大家知道，真武汤原方的药物排列顺序和用量是茯苓三两、芍药三两、白术二两、生姜三两（切）、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大家仔细看，君药明明是排在首位的茯苓嘛。茯苓的作用是什么？健脾利湿嘛。或者说茯苓与白术同为君药，也是健脾利湿。芍药三两，和营止痛；生姜三两，温胃散水；炮附子一枚，20g左右，用量最轻，温阳散寒，少火生气而已。
以药析方，以方测证，真武汤方证的基本病机是不是脾肾阳虚、水邪内停？而脾肾阳虚是不是以脾阳虚为主，肾阳虚为次呢？请大家翻阅一下，清代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书中，把真武汤归入理中汤类方，是颇具卓见的。
古今真武汤方证医案，有不少把附子加重成为君药，据说疗效不错。我们也请问：真武汤方证中，附子不是君药，若把附子用量加重成为君药，这还是真武汤吗？
关于真武汤的临床运用，因其适应范围广，运用机会多，古今医案亦多，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两点值得唤起注意。
第一，脾肾阳虚、水邪内阻之证，独用真武汤效果欠佳。若水肿甚者，须合五苓散，桂枝改用肉桂，捣细药水吞服。若效果仍不佳，再加杏仁、紫苏叶、防风。陈修园说“杏苏防，代麻黄”，三者代麻黄宣畅肺气，开通玄府。
第二，因真武汤中有芍药和营通络，故治脾肾阳虚、寒凝内痛之证效佳。江老恩师陈鼎三治疗脐下痛，主用真武汤。如1951年秋，江老因公涉水，又食生冷之后，小腹剧痛，痛引睾丸，遂验证恩师经验。服真武汤一剂，几小时后疼痛渐止。而陈鼎三治脐中痛，即神阙穴中痛，径用真武汤重加胡芦巴，效验堪夸。
由于江老熟读、背诵张仲景书的原文，牢记病脉证治，尤能抓住张仲景描述的特殊症征的关键字句，故临证时就能信手拈来，稳操胜券。
如曾治女患，30余岁，患疟疾，西医查出疟原虫，用抗疟药物治疗无效。患者就诊时，呻吟不已。询之，每日午后发病，高热40℃，寒战。发病时，身痛如被杖，呕吐不止。脉无弦象。江老诊毕，《金匮要略》中描述温疟“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的字句便立即浮上脑际，于是直书白虎加桂枝汤原方。服一剂，次日疟疾未发作。病家感到奇怪，问江老方中究竟哪一味中药能杀灭疟原虫？江老只好默然一笑。
江老为什么默然一笑？因为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不好回答。如果实话实说，方中药物都不能杀灭疟原虫，那么病家难免疑虑：我的疟疾病真的痊愈了吗？
西医的病因学说和对因方法，颇为直观，通俗易懂，早已普及。问题是前景乐观不乐观？就说疟疾吧，奎宁曾经独领风骚，后来产生了抗疟性；后起之秀青蒿素，也曾经风光无限，现在也出现了抗疟性。
张仲景时代的白虎加桂枝汤，历代沿用，至于今日，未曾听说过有抗药性。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
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主要研究对象呢？应该以人，以患病的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正如已故杰出中医思想家陆广莘先生大声疾呼的：“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
江老曾治一女患者，年四旬，小学教师，素体虚弱，心悸怔忡甚剧。经当地中、西医治疗月余未效，请江老出诊。江老至，时已黄昏，尚未进入病人卧室，家属及亲友便前来请求江老进入后务必放轻脚步。询其故，则说患者已卧床数月，极易被惊吓，每当听到稍大声响（如脚步声、置物声）便心跳加剧，惊呼“心子要落”！江老诊时，患者唯述心悸，不得稍安。而精神萎靡，闭目思睡，声低息弱；脉象虚数，不及十至，辄有歇止。江老根据《伤寒论》第177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之明训，投以炙甘草汤原方，重用人参（寓独参汤之意），嘱其当晚急服两次。次晨复诊，患者已起坐，面露喜色说，心跳已缓，惊悸亦减轻。嘱守方续服，数剂而康复。
拙著《中医师承实录》中说：“审系心脏阴阳两虚之证，炙甘草汤诚为首选之高效方。”
2009年冬，治一妇，59岁，患心房纤颤、房性早搏十余年，常年服归脾丸、补中益气丸、逍遥丸；近两年加服参松养心胶囊、通心络胶囊等。而心悸、胸闷、短气加重时，便急取丹参滴丸或速效救心丸舌下含服。刻诊：经常心悸、胸闷，偶尔短气，腰腹下坠感；舌象大致正常，脉细数而涩。投以炙甘草原方原剂量：炙甘草60g、生姜45g、党参30g、生地黄250g、桂枝45g、阿胶30g（烊化）、麦冬125g、火麻仁125g、大枣30枚（擘）、黄酒500mL。服6剂，心悸、胸闷大减；连服40剂，心悸、胸闷消失，但脉仍然细数而涩，毫无起色。迄今已6年，停服归脾丸等，唯每天早晚各吞服三七粉3g。此妇眠食俱佳，心怡体健，毫无老态。但是每次做心电图，都有房颤和房性早搏。
1989年曾治一女，34岁，患频发性房性早搏，经常胸闷、心悸，舌象大致正常。脉象稍数，有促象。辨证为心脏气血阴阳亏虚，拟炙甘草汤原方，仅用十分之一药量，服1剂，无起色；连服3剂，胸闷、心悸稍减，但大便稀溏。遂不敢续服。
我现在很少用炙甘草汤原方，更罕用原剂量。乃因当代人脾气、脾阳虚者比比皆是，不知你们美国人如何？
江老认为，中医的“怪病多痰”“顽症多痰”，以及“治痰必治气”之说，实源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云：“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原方组成为半夏半升、厚朴三两、茯苓四两、生姜五两、紫苏叶二两。药仅五味，以方测证，非痰气交阻而何？然则看似简单，了无余蕴，我却走过一些弯路，拙著中有披露。
江老曾治一商贾之妇，年四旬许，因操理商业及家务过度劳顿，患了一种严重的“怪病”。自觉咽中有一巨物堵塞，形如汤圆，吞不下、吐不出，甚至呼吸困难，远非一般“梅核气”可比。患者终日惶恐不安，眠食俱废，但饮食无障碍。屡经治疗无效，卧床不起。家人惶恐，束手无策。经友人介绍，请江老出诊。因路途较远，到达时已是深夜。江老详询患病始末，观其脉证，遵“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的明训，径投原方，一剂知，数剂而安。
峨眉县状元街张姓妇人，年逾四旬，久患崩漏，体弱善感。偶因特大火灾外出冒风，患伤寒，卧床不起，辗转就医两月余，病势日增。时当盛夏酷暑，驱车迎江老往诊。午时至，见患者卧于斗室，密闭窗牖，且下重帷。往来寒热频作，每日数十次发；汗出恶风，惧撩帷帐；胸满胁胀，呕恶；苔白，脉细数而弦。检视前医方药，都属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之类。江老细思此证，颇与《伤寒论》第101条“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之义相符。至于“下之”二字，应该活看，活看什么？活看本为柴胡汤证，但是治不如法，正气益损。于是书小柴胡汤加减。病者自以为略知医，疑其发汗而不肯服，至傍晚犹未服药，说：“我长期失血，体虚如此，又久病，大汗不止，怎能再发汗？”江老为之讲解《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柴胡药性，以及《伤寒论》小柴胡汤方证之后，又保证说：“小柴胡汤不是发汗剂，放胆服用；如有差错，我承担责任！”病者这才相信，叫人购药；当晚连服两次，汗减热退，诸症若失。第二天早晨复诊，病者欣然起坐，对江老说：“幸亏先生要言解惑，起我沉疴。”守方加减，再进一剂。续以甘淡调理，旬日而瘥。
拙著《中医师承实录》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现代经方大师传授独家心法”。什么独家心法？就是江老运用小柴胡汤治疗虚人感冒的独特经验。江老强调，方证蕴含病机，小柴胡汤方证就蕴含着虚人感冒的基本病机。
有人问： 小柴胡汤是治疗少阳病的专方，为什么可以治虚人感冒？
江老答： 小柴胡汤出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各种病证都可以用，并不是少阳专方。《伤寒论》第97条载“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即是少阳病的病因病机，也是虚人感冒的病因病机。治此证不可发汗，是唯恐耗散虚人的气血阴阳，犯“虚虚”之诫。张仲景出小柴胡汤以和解之。方中柴胡、黄芩、半夏旋转少阳枢机，以达太阳之气；人参、甘草、大枣、生姜奠安中焦脾土，于稳妥平和之中，大具匡扶正气、领邪外出之力。
又有人问： 用小柴胡汤治虚人感冒，难道不顾虑柴胡的发散、升阳、劫阴作用？
江老答： 《神农本草经》谓柴胡主“寒热邪气”，并未记载发散作用。张仲景说“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是虑其发汗损伤津液，转属阳明；又说“本太阳病不解，转属少阳者……与小柴胡汤”。既然张仲景对于禁止发汗的少阳病主用小柴胡汤，足证小柴胡汤不是发汗剂。至于柴胡“升阳”，是指小剂量，用3～6g助人参、黄芪、白术等升补阳气，与小柴胡汤治虚人感冒无涉。再说柴胡“劫阴”，本有争议。是单味药劫阴？还是用在复方中劫阴？未见报道。张仲景说小柴胡汤的功效是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何来劫阴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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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问： 感冒初起，大多属太阳病范畴，难道虚人感冒就一定是邪在少阳？就一定要用小柴胡汤？
江老答： 虚人感冒，有属少阳，也有不属少阳的。但小柴胡汤出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该书除辨太阴病、少阴病脉证并治，其余各病均有小柴胡汤方证——可见小柴胡汤并不是少阳病的专方，而是从少阳之枢以达太阳之气的方药。重复说一下，少阳病的病因病机是“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大家知道，少阳的病位，外不在躯壳，内不在脏腑，就在腠理。体虚之人，卫外不固，外邪侵袭，可以直达腠理。所以体虚之人患感冒之后，不论邪气是否客于少阳，都可以运用小柴胡汤，旋转少阳枢机，匡扶正气，引领稽留于腠理的邪气外出。这种治法，与后世方书论治虚人感冒，多在滋阴、助阳、益气、养血上下功夫相比，境界高出许多。
更有人问： 虚人感冒，有亡津、亡血者，可以用小柴胡汤吗？如果用，方中半夏温燥，黄芩苦寒，是否该去掉？
江老答： 可以用，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复方的作用并不等于方中各个单味药作用的机械相加。《神农本草经》说：“人参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陈修园注：“主补五脏者，以五脏属之阴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有安之、定之、止之、润之、益之。故仲景于汗吐下伤阴之证用之，以救津液。”小柴胡汤用人参合甘草、大枣、生姜，匡扶中焦脾土元气，滋养汗源，为胜邪之本，从而使其他性味有偏的药物赖以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则为有利之师，所以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