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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医之有五经也，犹儒之有六经也。儒而不通于六经，不可以为儒矣；医而不通于五经，岂可以为医哉！故凡为医者，不可不熟读之、精思之，而得其一贯之本旨也。昔人以黄帝《灵枢经》《素问》、扁鹊《难经》、张仲景《金匮要略》、皇甫谧《甲乙经》为五经，愚窃谓其未尽善焉。当以神农《本草经》、黄帝《明堂经》《内经》、扁鹊《难经》、仲景《金匮玉函经》为五经。盖《本草》，神农尝百药为医始之书；而《明堂》，黄帝制针灸辅药治所不及之书也。医之治病全在针灸、药饵，则二经岂不列而可乎哉？《灵枢》《素问》本二书，而其作虽有先后，而其义相串，莫可别焉，故古已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之目，则当从之为一部。《金匮要略》本略出《玉函经》者，则当列其全书，是即《伤寒杂病论》，而后人推尊改称耳，其说别论。若夫《甲乙经》，则类聚《明堂》《内经》，而间杂《难经》《金匮》等说者也，要之半得半失之书耳，故以此与《明堂》《内经》考订异同则可，列之于五经则不可。夫《本草经》，录草木金石之可服饵以养生愈病者也；《明堂经》，载十四经穴之可刺灸以去邪安正者也。二经相并，活人之具备矣。
然而不明其理而知其法，则用之而不能各得其当焉。故黄帝再作《内经》，论列人身之脏腑阴阳、营卫气血、精神津液、经络俞穴、四体百骸、脉息筋骨、皮肉毛发之制，圣愚正偏、寿夭刚柔之差，生平调摄之宜，诸疾之所起止、邪之所传变、正之所盛衰、命之所死生，诊脉察色闻声观形之法，针刺艾灸、药饵祝由、导引按摩之术，而合之以大而天地四时、细而昆虫草木，阴阳消长之机、五行胜复之理、五运六气之变，以示用二经之法焉。君子而读之，则身可以安，生可以长，道可以立，德可以成，子孙可以蕃衍矣；医者而读之，则万病之无穷，尽得其情，而《本草》之药石可用，《明堂》之针灸可施，可以致十全之功以寿天下焉。诚生灵之司命，万世之宝典也。
然而其事浩繁磅礴，其言简奇，其旨深奥，其理玄微，庸者不能解，惰者不能读，纵有敏慧强力者，读而解之，而多眩惑于其浩繁磅礴，屈缩于其简奇，动驰于径路，遂不能以极其深奥玄微，而得其一贯之本旨焉。是以扁鹊述《难经》，以发明其义，然而其言亦简省，其义亦幽邃，寻常之英迈，不能辄通其意矣。仲景生于东汉之季，以天纵之资，洞视四经一贯之本旨，感宗族之沦丧，伤夭横之无救，乃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究万病之本源，极万病之变态，而尽脉证治法之枢机焉。其可通治者，则立六经以括之，其余则别设篇以汇之。且四经之所说，分明而无疑者不复赘，其略而不明者详述莫遗矣，其意欲与四经并行以尽其道也。于此乎，向之浩繁磅礴者尽归约，向之简奇者尽归详，向之深奥玄微者尽归著明。 耕铭按：仲景之大愿，后世之大幸也。 百世之后，法从之不差，方用之必中，诚四经之总括也。
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后人称其人为医圣，称其书为《金匮玉函经》，不亦宜乎？李杲曰：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而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方有执曰：夫扁鹊、仓公，神医也，神尚矣。人以为无以加于仲景，而称仲景曰圣，岂非以仲景之见诸事业、载诸简篇者，皆表章天人、股肱《素》《难》、达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简而易知易能，非神奇怪异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语哉？是故称圣焉。贾太傅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语不虚矣。然医圣也，书曰“论”何也？“论”也者，仲景自道也。盖谓愤伤寒之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论病以辨明伤寒，非谓论伤寒之一病也。其文“经”也，其事则“论”，其心则以为始事于戚，乃不欲忘其初，其多则惠我后人，其意则又不欲以经自居。《易》曰“谦谦君子”，此之谓也。吾故曰：名虽曰论，实经也。虽然，若曰“伤寒经”殊乖矣，必曰“医经”称情哉。程应旄曰“《伤寒论》之所以为《伤寒论》，其立言如是，其立法如是，以此得为古今一部医书大全。夫书则安能全也？法全则书全，卷之不盈一握，舒之膏泽天下。以此语书，《伤寒论》而外无医书矣；以此语道，《伤寒论》而外无医道矣”云云。 耕铭按：名“论”不名“经”，耕铭认为原因有三：一者此书极有可能为仲景口述之书，乃平素临床举枚总结之结集；二者此书行文构架极为灵活，不当死读，而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仲景达成临床教学之互动；三者“论”乃总论、方法论之意，本身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整合性，仲景希望后世借此能够继续寻找创新与发展的可能。 呜呼！三公之学，虽未全入于仲景之室，而其言则足以深知仲景矣。
盖仲景之于四经，犹《论语》之于六经也。六经，理也、事也，《论语》，辨也、用也。凡天下之千事万理，六经尽载莫遗焉。孔子示辨其理、用其事之法，而后六经之本旨明，而万世人伦之道立矣。善治之者，乃可为圣为贤，以治国平天下。四经亦然，凡医道之千事万理，尽载莫遗焉。仲景示辨其理、用其事之法，而后四经之本旨明，而万世活人之道立矣。善治之者，乃可为明、为良，以医国医天下。若无孔子，则六经之正法不明；无仲景，则四经之正法不明。故程子曰：《论语》《孟子》既治， 谓熟读佩服，优游自得，书与我一而不少违也。 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谓读而易明其理也，非谓不读而明也。 予亦曰：《金匮玉函》既治，则四经可不治而明矣，不止四经不治而明，凡后世儒医日增月多之杂书，一阅则其是非得失皆得明辨而不为此所惑矣。倚嗟！不亦伟乎哉？
所谓既治者，先读四经，通其大体，乃向仲景之书。如初学，固不能弃注脚独通其意矣，苟取注解一二，得会其大意，则悉弃去，特就本文读之。或类聚其同脉、同证、同方、同言诸条，而誊写之孳孳汲汲、忘食忘寝、瞬息梦寐、不须臾离，读彼读此、读而思之、思而读之。毁誉之来，如石之于蜂螫也；穷达之至，如株之于风吹也。且读而思之，又思而写之，十有六卷之文，谙记精识，不遗一字，更善融会贯通，与我为一，此之谓既治也。 耕铭按：我待《伤寒》如初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于是读四经，则其义莫不明晰而符合矣。若觉有不明不合处，又反而思之，直至验之于己、验之于人、验之于天地四时万物，而无一毫疑惑乃止，此之谓得医道一贯之旨也。然后读诸书，则其是非得失，尽彰彰如分黑白；临诸病，则其虚实死生，皆瞭瞭如辨水火，而放手施治，乃可得十全之功矣。
且夫四经去古既远，不免乎有衍文脱简，且后之诸氏随意增损论段、改换文字者亦不少矣。如仲景之书，去古未甚远，一经王叔和之撰次，虽有全编分裂、前后错乱、论方遗漏，而熟谙通篇则无大阙脱。故四经之言有疑，则皆须取断正于仲景而可，若唯从四经而见仲景，必不免有是彼非此之惑矣。往昔如王冰、马莳、张介宾辈，其于《内经》非不善读，而于仲景之书，徒读文字，各逞能己见，视仲景如等辈，不啻不敢取断正，反或短之，故其所注率失《内经》之本旨焉。又如述《伤寒》注仲景诸氏，或徒逐前人之涎唾，或执自己偏见，不能自极力治之，故其所述皆有隔靴搔痒之陋焉。今天下无算之医书，皆不外于此二涂焉，则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或曰：如子之言，则庸常之人无论，而虽稍有才者亦不能至矣。
曰：然。《物理论》曰：夫医，非仁爱之士不可托，非聪明达理不可任，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予续之曰：非志一无二不可学，非强毅不怠不可治。五者具而后可至矣。若夫所谓儒医轻俊辈，岂能得其仿佛哉？此学医者之所当识也。